说说海派石库门文化的气候背景

上海在中国地位的兴起，离不开太平天国运动。1860年代的太平天国暴乱，驱赶了大批苏杭地带的乡绅到上海租界避难。这些乡绅有一点钱，却没有太多的文化，把家乡的建筑照搬过来，也带来严重的火灾问题。中国历代建筑都是以木材为主，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不能防止火灾蔓延。可是1870年是暖相气候高峰年，1866年上海就开始针对暖相气候的火灾多发组办消防队，就是应对当时火灾多发的严重局面。在一系列严重的火灾危机之后（历史不载，是因为当时的上海县城实在太小，火灾规模不大，所以不值一提），上海当局要求这些乡绅的建筑可以采用过去的合院建筑，但是必须通过防火墙加以隔离。这些被家乡战火困扰的绅士们，囊中羞涩，不能盖拥有足够防火间距的合院建筑（通过外部防火墙和内部的备弄来隔离），在有限的地皮上共享院墙，只是在院子外面尽可能地用砖砌一圈，看上去阻燃防火，就能够通过验收了，于是给我们留下了海派石库门的地方建筑文化。

图1.典型石库门建筑的防火特征。

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这些石库门脱胎于江南民居的住宅形式，一般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保持了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天圆地方，以中轴线进行左右对称布局的特点。标准的石库门住宅，通常一进门是一个横长的天井，两侧是厢房，正对面是长窗落地的客堂间。客堂宽约4米，深约6米，为会客、宴请之处。客堂两侧为次间，后面有通往二层楼的木扶梯，再往后是后天井，其进深仅及前天井的一半，有水井一口。后天井后面为单层斜坡的附屋，一般作厨房、杂屋和储藏室。整座住宅前后各有出入口，前立面由天井围墙、厢房山墙组成，正中即为“石库门”，以石料作门框，配以黑漆厚木门扇；后围墙与前围墙大致同高，形成一圈近乎封闭的外立面。所以，石库门虽处闹市，却仍有一点高墙深院、闹中取静的好处，颇受当时卜居租界的华人士绅、富商的欢迎。

这些通过高墙围起来的院落，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风格。靠高墙防火，说起来是徽派建筑的特征，其实是江南水乡建筑的共同的和必要的防火措施。你可以保证自己不着火，但不能保证邻居不失火，所以在1503年，徽州人在当时的徽州地方长官何歆的带领下，到处广树防火墙，现在徽派建筑的女儿墙，都是当年被暖相气候所带来的严重火灾问题逼出来的。何歆是哪里人？是南方惠州人，而惠州的防火墙是从哪里来的？是唐代唐睿宗景云元年至玄宗开元二年（710-714年），宋璟转广州都督，仍为五府经略使。据《旧唐书·宋璟传》“广州旧族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于是，“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在另一本《新唐书》中，宋璟的火政还包括两项：“筑堵（防火墙），列邸肆（防火间距）”。于是人们不再担心火灾了，“越俗始知栋宇利而无患灾”。也就是说，南方人掌握高层建筑的防灾经验，了解高层建筑的好处，是从宋璟带来的防火经验开始的。

图2. 典型石库门建筑的防火墙隔离特征。

那么，为什么其他城市没有石库门而仅仅是上海有石库门呢？因为上海的高速发展阶段恰好是暖相气候的高峰时段（1873年的上海气温最高，然后是1934年），暖相气候带来的火灾问题，特征是风助蔓延，容易产生大面积的延烧，而当时的消防队伍刚刚创办，而不能有效对付火灾问题，所以必须仰赖被动阻燃办法。其他城市的建设没有集中高速发展的历史条件，因此不必对阻燃条件加以特别的约束。最典型的城市是汉口（因为盐船聚集的良港而发展出来），自从康熙开埠以来，烧了又烧，就是没办法形成地方建筑文化，因为汉口和上海相比，没有气候的帮助，还缺少一项，就是上海工部局有地方自治的特征，他们可以为解决地方消防问题通过《地方消防条例》，而中国其他地方都必须仰赖北京的故宫发出指令，作出消防办法，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不能有效解决地方地理条件和气候危机的，于是上海石库门建筑，成为中国消防文化的一部分，是特定历史、地理和气候条件的独特产物。

当你漫步在这些老旧的“贫民窟”建筑当中之时，是否想到过这曾经是上海缺乏消防实力，被动对付地方火灾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呢？气候威力无所不在，文化就是对地方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的一种适应办法。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乡文化一无所知，还好意思说咱家乡好么？任何一座有消防文化的城市，我都可以说出其中的地理和气候贡献，这是我研究十几所城市消防文化的体会，如果不是因为气候变化，那些古人吃饱撑的要搞这些中看不中用的防火墙吗？中国南方随处可见的防火墙，也是导致中国没有职业化消防队伍的原因之一。文化，也是对地理条件不利的一种补偿机制。公元1186年，马可波罗在杭州所观察到的中国建筑的防火弱点，就是导致石库门建筑的背景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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