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气候变化与A模式、B模式、C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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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模式4.0》序
很荣幸能够为布朗教授的《B模式4.0》写一点读后感，也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些对中国绿色发展的看法。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美国著名绿色思想家莱斯特.布朗的了解，主要有两件事。一是1994-1995年他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命题，二是2003年他开始出版《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系列著作。前者引起了有关中国粮食问题的持久的争论，后者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发展的C模式（参见诸大建等著《C模式：自然资本约束下的中国发展（2004）和《中国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2007）等）。
《B模式》是布朗希望重建世界经济体系的很有雄心和政策意义的绿色宣言书。它每2年出升级版，从2003年到2009年已经有了四个版本。出版后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深入的讨论。因为研究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关系，我每次都很快、很认真地研读B模式的英文最新版。总揽这本书前后四个版本的演变，可以领会到到布朗B模式的以下主要观点：
一是以高碳化石能源和线性经济的物质过程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即“一切照旧”（BAU）的A模式是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的，已经走到了尽头。变革的方向是以低碳可再生能源和物质再生性利用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B模式，B模式的实质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从追求更大的发展到追求更好的发展，关键是提高稀缺性自然资源的生产率。
二是当前基于A模式的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了庞氏困境或者庞氏陷阱，即世界经济是在耗用自然资本的本金而不是利息在过度扩展，一旦资产耗竭，发生的便会是庞氏类型的崩溃。这是因为混淆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而造成的，即经济系统应该是内含于生态系统的关系，而不是像强调经济增长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系统包含了生态系统。
三是B模式的目的是把世界领出通向衰落和崩溃的老路，转而踏上使生态安全得以重建、人类文明得以长久维系的新途。B模式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到2020年减少二氧化碳净排放80%；世界人口稳定于80亿或者更少；消除贫困；以及恢复地球的自然体系，包括土壤、地下蓄水层、森林、草地和渔场。
四是从A模式到B模式的转变需要采取战时动员的方式。要抢在全球庞氏经济突然破灭以前拯救地球，人类需要战时状态那样的动员和反应速度。布朗研究了三种能够社会发生巨变的模式，即珍珠港模式、柏林墙模式以及三明治模式。其中，珍珠港模式在导致社会快速转变上是有效的，但是其获得效果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柏林墙模式是社会思想、制度、技术慢慢变化到一个转折点或者起爆点而出现的社会变化，它的演变是需要时间的。三明治模式是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和自上而下的政府领导相结合，导致社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变革的事件。例如，2007-2009年美国上下合璧的可再生能源与提高汽车效率运动，它可能使得美国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进入起爆点。布朗认为这对于实现B模式是管用的。
我认同布朗B模式中所传达的许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学的思想观念和政策建议。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的话，我的看法是：布朗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即不要走A模式的一切照旧发展道路的看法——是正确的和应该考虑的，但是提出的解法——要求用B模式不加区别地解答发达国家的稳态发展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例如，布朗在《B模式4.0》中建议，中国应该停止建设所有燃煤电厂转向可再生能源，恐怕就不是一个当前马上可行的建议。这使我想到布朗的观点与他在书中多次提到的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戴利观点的重大差异。按照戴利，可持续发展或者减物质化发展首先是应该针对北方发达国家的，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是在经济增长中注意可持续性。因为发达国家的基本需求已经满足，因此需要在物质消耗上大幅度进行“减肥”；而发展中国家就象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基本需要尚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仍然需要有一定的资源环境消耗扩张（参见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这就是说，B模式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建议，对于发达国家的绿色转型肯定是重要的和必须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绿色发展却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转化和加工的。中国的绿色发展，一方面需要避免走上布朗指出的传统A模式的道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防止走上有资源环境保护而没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从布朗书中得到的最大意义的借鉴，就是需要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原理的另一种模式——如何使中国这样的众多人口尚没有脱贫的发展中大国走上资源环境消耗与社会经济增长相对脱钩的发展道路，我称之为中国发展C模式（用不超过世界人均生态足迹的意义上提高中国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否则，我们就无法合理地回应许多发达国家提出的中国从现在起就应该进行高强度的二氧化碳总量减排或者控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强调布朗的B模式对中国绿色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一，B模式中传播的许多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生态经济学思想，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对于研究思考中国发展C模式是有用的。其二，中国当前发展的主要风险仍然是防止A模式的传统道路，布朗提出的警示对于中国发展的绿色转型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在没有提出中国自己的C模式理论以前，许多人对B模式的批判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A模式偏向。其三，在自然资本总量受到约束的地球上，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在推进B模式方面做出实质性的示范，要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发展，在道义上是不公平的，在实践上也是非常困难的。
是为序。
诸大建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海低碳城市项目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
2010年4月25日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299921-329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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