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来了，春天里的一场病毒沙尘暴的袭击，一下子把我们的社会搅乱了，在生命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掉以轻心，没有一个人可以潇洒，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人心出现了少有的恐慌，以前不能充分认识的问题反而一下子清晰地暴露在眼前了。

其一，社会体制的问题，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名词而已，其实社会体制的本质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管理机制，中国现行的体制和当前的国际局势一样，是一个单极的体制，没有有效的制衡、没有监督，就像一个系统不允许负反馈信号输入，在社会这个系统中负反馈信号和力量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媒体和知识分子，可现在这两个负反馈通路都成了正反馈放大通路。我们都知道，一个没有负反馈的系统是不稳定的，一个不断增加正反馈的系统最终会造成系统的震荡加剧和崩溃。目前中国的社会体制就在重复这样的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一个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政绩一个正向放大器，而且这个放大器又加入了很多其他因素产生的噪声，知识分子更是充当了这个放大器的号角手，监督和反思的信号太弱，以至于完全被正向放大的噪音淹没了，整个社会系统无法维持自由的系统平衡，所以会造成今天这样的自我放大、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现象。

其二，教育思想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体制中没有负反馈，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直接的关系，100年前的那个年代，还有鲁迅这样的勇士站出来，充当“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那时他的经济状况难道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强很多吗？不见得。我们自汉唐以来推行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因此造就了“十万进士”，久而久之就成了读书的唯一追求，传道授业解惑、探究物理本质、尊重自然规律，从来就没有进入教育的主流，这就是造成今天知识分子没有承担起“社会良心”责任的最根本原因，在他们读书、做研究的出发点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科学问题，而是追逐名誉和实利，功名利禄的诱惑远比探寻科学真理的诱惑大得多。在教育的基本理念里，就没有教育他们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那末他们怎么能够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和纠缠？怎么会有独立的人格和思维呢？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而今天，如果我们在教育中提倡搞自然科学的要尊重客观真理，社会科学的要深入探索社会和人的本质，告诉我们的后代，要尊崇自然，而不应该人为地来改变这些，认识有肤浅和深刻，但是精神是一致的。那末在我们的后代中可能就会出现真正的科学家，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被机械的管理、官员的管理、急功近利的管理体制管理着；被 “乌纱帽、黄金屋和艳如玉”这样的理念教育着，做着为政治服务、讨领导欢心的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钓名沽誉，博一些暂时的辉煌。这样的工作是需要有人做，但不是像中国这样众口一词，趋炎附势。

社会体制和教育思想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千年以来我们国家始终是一个专制的集权的政治体制，因为这里建立不起来科学的教育基础，发展不了好的教育思想，如果这一代人不努力去重建、完善、推行一个好的社会体制，教育的悲哀还会继续，知识分子的悲哀还会加剧，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还是遥遥无期。

想象当年，爱因斯坦1952年被推举为以色列总统，他坚辞不受，要继续搞科研，说过一段话：“以色列总统是一时的，而一个方程式是永恒的”，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不但是学界的名人，也是人类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