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充满了对饥饿的感悟,在传承千年的歌词诗赋之中,或是在老少皆知的革命记忆。
现如今的我们也体会过饥饿的感觉,大抵是为了减肥熬了几天,嘴便馋得受不了。
又或是看到饥荒的报道,会为屏幕那端瘦骨嶙峋的受难者感到过心痛。
但即使如此,我们所认识的饥饿依然浅薄。
见惯了小麦、水稻的我们,想到土豆(马铃薯)也就想到:
炖土豆、炸薯条、土豆牛肉、土豆焖鸡,美食能列出一大串……
但土豆还有更重要的角色,在我国的调研中发现,土豆种植区与贫困地区高度重合。
早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爱尔兰,就曾依靠着土豆养活了全国的穷人。
但一场天灾诱发了饥荒,原本产量稳定的土豆连年歉收,底层的爱尔兰民众彻底失去了唯一的口粮。
他们没有多余的钱买粮食,哪怕救济院里最便宜的面包也买不起,更无力支付地主的租金。
原本摇摇欲坠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来源,只能卖掉孩子换取有限的粮食。
但持续7年的灾难没有放过任何人,原本800万人口的殖民地人口锐减1/4。
近百万人饥肠辘辘地死去,另外百万人为了生存远渡大洋漂泊到世界各地。
他们有的会在旅程中无助的死去,有的抵达异国再度生长,一些人还成了今日名门的祖先。
但更多的人流亡异国,只能在不待见当中再度过上勉强度日的生活。
土豆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大家却恨不起这一种作物。
在爱尔兰有一句谚语:穷人的餐点——除了小土豆就是大土豆。
17世纪,爱尔兰只是个有着50万人的贫穷小国,正是土豆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国家。
爱尔兰人爱极了土豆,几乎只要有土豆就能度过一生。
再加上爱尔兰独特的社会构成,他们没有中产阶级,除了地主、神职人员,便是贫下中农。
据统计,直到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靠着好吃、耐饱、有营养的土豆,让人口增长了17倍之多,达到了空前的830万人。
人口越来越多,能够满足八百万张嘴的更是只有土豆。
接近三分之二的人以种植土豆维持生活,土豆种植面积占去1/70的国土面积。
如此单一的生态圈看似稳定,其实未必是好事。
果不其然,一场马铃薯晚疫病让爱尔兰的农业彻底崩盘。
1845年,秋天的微风佐以阳光,简直让人预料到一个好收成的到来。
爱尔兰好久没有这么好的天气,只是谁也没想到,晚疫病的病原马铃薯晚疫菌最喜欢的恰恰也是这种天气。
病原菌们感受到天气的召唤,孢子囊散发出大量孢子借着风、雨传向远方。
孢子落在一片片土豆地上,芽管穿入植株,感染了这些续命的粮食。
植株叶背逐渐出现肉眼可见的白色霉斑,迅速扩展到叶柄和茎上。
晴朗的天气加剧了病情扩散,能够躲过一劫的土豆少之又少。
病斑逐渐干枯成褐色,埋在土里的土豆块茎形状出现凹陷,变得越发畸形。
一场让爱尔兰人胆寒的土豆晚疫病刹那间席卷了爱尔兰岛。
晚疫病迅速蔓延,远在美洲的美国东海岸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病情。
但农作物单一的爱尔兰成了最大的牺牲品,1845年土豆减产了1/3。
灾情继续蔓延,第二年减产高达2/3,随后灾情不断提升,成为了大饥荒最初的导火索。
爱尔兰农民几乎尝试所有的手段。
他们将翻了一遍土,旧的土豆植株或是烧了或是掩埋在土里。
牺牲一整季度的收成是一件勇敢的事情,这意味着家中可怜巴巴的妻儿需要极为拮据地度过一大段空档期。
但是勇敢并没有换来晚疫病的结束,新种植的土豆依然出现了干枯、霉斑。
对这一切无能为力的农民只能看着那一亩三分地发愁。
他们从没有尝试种植其他作物,更妄论所应有的种植经验了。
除了身后一间只容得下几口人的小屋,门外只有寥寥炊烟和遍地的病株。
最糟心的是,身侧站着的妻儿与老母亲,已经大半年没有吃上一餐饱饭了。
这种事情要是搁在今时今日,政府的储备粮将会是穷人最后的稻草。
可惜这对于爱尔兰并不适用,当时的爱尔兰没有掌有实权的政府。
他们正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爱尔兰显官达贵都会在英联邦谋得一职。
无论是显官达贵还是万人之上的神职人员,都无法理解农民的疾苦。
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但爱尔兰却是个“糟糠之妻”。
将近百分之八十的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对于英国人这群新教徒而言,他们简直就是慵懒、愚蠢的代名词。
信仰是他们之间无形的隔阂,而土豆则是另一种见证。
土豆来自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或许是某个人的一念之差,它被当做“战利品”带回了欧洲,从此落地生根。
但它的到来显然远不如甘蔗受欢迎,它依然伴随着致命的成见。
即使这种新作物能够在更少的土地上产出更多的粮食,在欧洲人看来也只是被殖民者或是未开化的民族才会吃的下等作物。
他们就是有一万种理由不喜欢土豆。
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过土豆;或是它们埋在土里,有着古怪的外形,还带着泥土的腥味;又或者它会带来麻风病和不道德。
在《植物的欲望》一书中,将土豆与小麦做对比,如果小麦金黄色的外表与太阳相照应,那么土豆毫无以为就是黑暗的代名词。
成见早已根深蒂固,在英国人眼里吃着土豆长大的爱尔兰人该是多么下贱的民族呀!
但爱尔兰毕竟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再怎么也不能寒了殖民们的心。
他们组建了科学委员会,调查评估作物受损情况,采取多种措施保存受损作物。
并且借机废除《谷物法》,打破了进口国外谷物的限制。
除此以外,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救济委员会,负责安顿灾民。
不过细究起来,这些有模有样的救济措施在当时也只是有个模样罢了。
此时距离巴斯德发现微生物还有十年,对微观世界的认知局限了科技委员会的调研。
只有植物病理学之父安东·德贝里将孢子接种在土豆上,确定了病害是由这种微观致病物引起的。
但这也只能让科技委员会直到与其他霉病相似罢了,以至于他们没有尽快给出足以改变现状的提案。
《谷物法》的废除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进口谷物降低了国内粮食的价格。
但这只是暂时的,英国本土的种植者渐渐不再从事收益平平的耕种,转而投身畜牧业。
粮食越来越赶不上需求,粮食价格不久又开始回升。
真正在《谷物法》收益恐怕只有资本家,趁着粮食价格降温,就连劳工价格都变得低廉了。
救济委员会大抵是整个救援过程中最糟糕的一环。
贫富差距巨大的爱尔兰,穷人们连买个面包的钱都掏不出。
直接救济又违反了当时执政者所奉行的“政府不干涉市场”思想,他们只打算花费英国年产值的0.5%,其余的采取“以工代赈”。
他们让爱尔兰人通过公共工程就业,获得收入来购买救济委员会提供的廉价粮食。
只不过就业岗位只有70万个,救济委员会又另外设立了济贫院。
济贫院能为灾民提供住宿、粮食,只是受限于场地、经费,最高只能承载10万人。
济贫院作为主要救济手段,瞬间人满为患,恶劣的环境滋生了疾病,伤寒、霍乱、坏血病四处横行。
直至1848年,饥荒中的逝者五分之一死于条件很差的济贫院。
不过相比那些没有得到任何救助的100万人来说,到也算是得了些好处。
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格雷伯爵在此时提出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计划。
他决定将济贫院里的女孩送往流放罪犯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史称“饥荒孤女”。
不仅是孤女们,许多人也选择远渡海洋,去到美国、加拿大等地。
直到爱尔兰大饥荒结束,死亡人数达到86万,移民人数超100万。
大饥荒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是永久性的,爱尔兰人口在之后再也没有达到1841年的峰值。
1911年,爱尔兰的人口约为440万左右,2011年,爱尔兰人口为458万。
不过目前全世界爱尔兰后裔人数却达到惊人的7000万人,真如古话所说:无心插柳柳成荫。
美国五任总统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是爱尔兰人的后裔。
人口骤减成了大饥荒的宣泄口,粮食提供和糟糕的救济行动总算将余下的人安定下来。
恰如黑死病大流行,马铃薯晚疫病也在恰当时机逐渐消失,但也从此开始它的“世界之旅”。
20世纪80年代再度爆发一次世界级大流行,这一次的病菌被称作A2杂交型,全新的病菌具有更强的感染性。
1950年,我国许多土豆种植区也曾爆发过晚疫病,直到60年代进口抗病品种,症状才得到控制。
事实上爱尔兰所爆发的马铃薯晚疫病与之后所有晚疫病流行相比,已经是最容易控制的。
在当时如此多地方都有晚疫病肆虐时,却只有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
这是因为爱尔兰太过依赖土豆这种收益丰厚的农作物,几乎全国就只依靠这么一种农作物、一种品种。
这毫无疑问是人们有史以来尝试过的最大规模的单一栽培,其灾难性的后果也证明了单一栽培的可怕之处。
同一块田里,单一栽培是传统的种植的方法,但在现代农业中已经不够科学。
有研究发现,单一种植人工马尾松林容易引发严重毛虫的灾害,如果混合其他植物就能有效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不同的树木会吸引不同的昆虫、鸟类,复杂的生态链更加稳固不容易遭受毁灭性破坏。
即使回归经济作物种植,也有间种、套种这类方式。
通过在同一块田内间隔种植相同生长期的不同作物,不但能增产,还能利用不同植物起到一定隔离效果,预防虫灾、病害。
同时,更为复杂的作物关系有时还能提高土地肥力,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
例如与花生伴生的根瘤菌,能够起到固氮的作用,提高土壤里的氮含量,足量的氮能使作物生长更加茂密。
历经大饥荒后的爱尔兰,正是缺乏对作物混种的农业思想。
所幸,因为贫民无力种植,大量土地流入了地主手中。
这为之后管理种植提供了便利,在农产品品类上的丰富让爱尔兰再也没有爆发如此规模的饥荒。
许多人高声大骂英国政府的残忍无道,忘了追究一切的根源,以至于忽视了农业知识的重要性。
正如爱尔兰的土豆种植,为了一时吃饱却忘了为长远打算。
不过没关系,大自然会投出它的反对票。
*参考资料
Late Blight in Potato, PUBLICATIONS.
许彩丽, 马铃薯与爱尔兰大饥荒 ——农作物单一种植引起的灾难.
杨天虎. 英国政府对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的对策研究[D].南开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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