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纪念胡先骕诞辰120周年（3）

国内首篇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论”的译文

与胡先骕的《植物分类学简编》

冯永康（业余科学史研究者）

1952年底，由前苏联植物学家苏卡切夫（В. Н. Сукачeв,1880～1967年）担任主编的《植物学杂志》（Ботан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发起了一场针对李森科于1950年发表的《科学中关于生物种的新见解》文章的学术批判。我国科学界对于这样一场规模较大、历时近4年的学术争论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科学出版社从1954年10月起，以“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为题，用论文集的形式，陆续译载这一方面的文章[2]。1954年12月，在我国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科学通报》，全文刊载了罗鹏、余名仑翻译的前苏联《植物学杂志》1954年第2期的编辑部文章《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НекоторыеИтоги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ее Дальнейшие Задачи)之译文（以下简称《译文》）。这是在我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论”的文章。

该《译文》的发表，在当时我国处于全盘学习苏联的“一边倒”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中国科学界主要是生物学界激起了不小的狂澜。当时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1955～1956年曾经震动我国整个科学界的“胡先骕事件”。

1954年，胡先骕应他的门人和朋友四川大学方文培和西南大学戴蕃瑨之联名函请，编写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在该书中,胡先骕先生对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提出了批评，并引用了《科学通报》发表的《译文》中的一些学术观点，由此使胡先骕遭到了极其严厉的政治批判。

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的“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第三节《分类的方案与范畴》中，胡先骕写道：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根据这大量的资料与论据发表了一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该书此处的“植物学期刊”之语句，与《科学通报》的《译文》中的说法是相同的。

《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的第343页中，在谈及前苏联《植物学期刊》该篇论文时，有5处与1954年12月号《科学通报》刊发的《译文》，在语句上也是完全一致的。其具体内容可见下面的对应关系图：

   从上述对比的内容中，是否可以做出推断：在《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年版）一书出版之前，胡先骕先生已经阅读到了《科学通报》1954年12月号发表的“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之译文呢？

本文作者在多次的文献查证和访谈中，不仅与胡宗刚先生进行过多次电话和QQ对话等方式的研讨与交流，得到一些思路。作者还通过五次电话（2013年8月10、12、28日、9月10、13日）访谈了开封大学关立言教授，并得到2013年9月19日关立言教授的亲笔复信。关立言教授提供的重要信息主要是：“我（指关立言）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1956～1958年的春节都去秉志先生（关立言的表姑父）家拜年。记得是1957年正月初三的下午，我去秉志先生家，一进门就看见桌子上摆放着胡先骕先生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我在问候了了秉志先生并简单寒暄之后，话题很自然就转到了胡先骕先生的这本书上。秉志先生当时谈到：“其实这件事（指批判胡先骕）本来是不该发生的。批评李森科的话在审稿之前并没有。1954年末或者是1955年初，《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在审稿通过发排之前，胡先骕要求拿回去再看看。这一看，他老先生就不知又加了点什么东西。”开封大学的成骥先生在所撰《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去向》一文中也记录了此段经历：“据开封大学关立言教授回忆，他曾听秉志院士亲口谈到，这一段话在审稿之前并没有，审稿通过之后，‘他（指胡）老先生一高兴，就加上了一些惹祸的话……。’”

在查证有关史料期间，本文作者也从胡先骕于1958年按组织要求坦诚写出的《交心》材料里，看到了在他写的“二十九个不满意”的内容。其中，第二十五个不满意是：“我对于米丘林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于我的攻击不满意，尤其是在1954年的《科学通报》刊布了苏联植物学会对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总结以后。”从这个《交心》材料中，是否可进一步证明胡先骕在他的《植物分类学简编》第343页中，引用了《科学通报》1954年12月号之《译文》中有关语句的这一事实呢？

有志同仁欲知更详实的情况，请查阅《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5 卷第 1期（2014年）第62-73页刊登的文章：“国内首篇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论’译文的回忆——罗鹏教授访谈录”；或者请登录《中国遗传网》-“遗传学史”栏目发布的文章“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论’译文的回忆——罗鹏教授访谈录”（网址：http://www.chinagene.cn/CN/news/news954.shtml）

2014年5月2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