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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六）——两位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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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两位研究生导师
小学到大学的老师都写了，还有两个重要阶段的老师没写——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老师们。
我没有忘记，只是这段时间热闹事太多了，要静下心来回味那些光阴的故事。
研究生阶段给我上课和指导的老师很多，影响也很大，比如几位77、78级的女老师，几乎都成了我的榜样，她们聪颖、能干、多才多艺；
但是最直接影响我人生观的是两位导师。
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是周师庸教授，这名字就与众不同吧。
大学四年中，念念不忘的是考入大连理工大学读研，还是那场风波，使得我们一直不知道是否能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
若保送，一定没问题；不让考，复习也白搭。
直到11月才通知，当年没有保送，要推荐考试，其实就是政审合格后参加入学考试。
那时新“读书无用论”正在盛行，考研的极少，本校老师劝了几个来回，就报考了本系唯一的教授。
报名后，立即投入到没日没夜的复习中，好在一直认真学习，复习还算顺利，考试成绩也不错。
最后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放弃进京工作，而读研了。
这是辛苦的三年，曾经有将近一个月没见过太阳。
具体做什么不重要，导师给我的影响是为师和做人。
给我研究的题目后，要自己想办法设计炉子、找人加工、亲自安装、直到最后烧出产品。
周老师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是我国著名煤化工专家，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没有一点儿盛气凌人，江浙口音的普通话本就温软，老师说话从不大声。
从来都是早早来到实验室开始工作，三十年的潜心研究，周老师将属于煤田地质学中的煤岩学移植到了煤化工领域，开创了“应用煤岩学”这一新学科。
吸纳日月精华，深藏地下千锤百炼，一朝重见天光，色泽黑亮，心肠火热——这是大多数人对“煤”的审美认识。然而周老师却以理性的思考对“煤”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50多年来，周老师所主持的科研项目50多个，所获得的各种奖项更是令人眩目。其中“煤制工程材料研究”项目，达到国际前沿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1991年获国家科委火炬高新技术金奖。
“焦炭性质与质量控制因素的研究”认为可以在配煤中多配用能衍生各向同性成分的煤，这种煤不仅储量高，价格低，而且灰分低，易洗。为企业创造年经济效益7200万元/年，并于1997年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周老师以自己的智慧、执著、热诚，在洞开绿色之门后，又打通了一条绿色之路。他跨大漠，赴沿海，足迹遍布全国，走到哪里就游说到哪里，希望得到更多业内人士行动上的有力支持。老人家睿智的目光看到了自己情有独钟的“煤”岌岌可危的命运，着急呀。他以50多年的心血结晶明白地告诉大家，更警醒大家：煤资源的枯竭就意味着钢铁工业的瘫痪！
然而，尽管周老师的绿色通道既有理论作依据，又有实验结果作保证，但炼铁界却迟迟不愿在行动上接受，谁都不想承担实验的风险。经济效益高于一切，而更多的人看重的是现在而非未来，科学的持续的发展好像只是理论家的事。周老师为此黯然神伤。但是他不放弃！
至今，他仍享受着工作的乐趣，没有落伍，更不愿落伍，他说有工作做挺幸运的，自己也习惯于这种状态，忙碌是一种快乐。 但愿周老师的理论和学说能够真正地开花结果，在他所挚爱的这片土地上，在他所依恋的白山黑水间。这，也是老人家的最大心愿。
这是老人家学术上的坚持，我没有走煤化工的路，改弦易辙了。在做人上，我终生铭记的是老师告诉我：
“不要追逐名和利，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分内事，随之来的名和利，你将接受的很坦然也不负累。”
工作两年后，机缘巧合认识了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的石春山研究员，他带着我从零开始进入了稀土发光材料的研究领域。
当我喜欢上这个领域后，攻读博士学位就顺理成章了。
石老师平易近人，很有学者风度，在学术作风、工作作风上给我深深的影响。
与学生间的互相尊重，对学生的爱护和支持，也影响着我。
石老师的文字功夫很是了得，这里是一篇退休后的感受。总结如下：
一浪飞涛惊澜涌，
万波展涟沧海平。
汗青落墨烟云处，
潮头把酒风雨中。
后记：
我庆幸自己幸运，总会遇到灵魂高尚的好人，他们向我伸出救援之手，用他们那颗纯洁至善的心灵关怀我，爱护我，温暖我的心灵。我才能够战胜难关，度过险滩，也才能够乐观地生活；正因如此，我才更深地感悟到在我的一生中，应当永远善待他人，尽力去关心、爱护、理解他人。至于曾经给过我伤害的人，我也会以宽阔的胸怀，原谅他们，在他们困难无助的时刻，不记旧恨前嫌，善待他们，尽力去帮助他们。
PS:
周老师关于名和利的话，我记了近20年了，给学生也说了10多年了。
确实经典，在此引申几句：
“不追逐”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知道自己的本分是什么，“坦然和不负累”是结果，一旦被认可，自己也不心虚和沉重；当然也因为“不追逐”，就不会设立名和利的目标，它们没来到也不会郁闷，生活和工作照旧。
我相信袁隆平研究水稻杂交，不是为了500万的奖金和院士头衔，只是自己的兴趣和工作而已，或许有责任；当奖励和头衔来时，可以坦然地接受，之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实质的变化，仍觉得到地里看看就踏实。王选的研究也不是冲着院士去的，所以，被选为院士后，仍继续自己的研究和开发，没有实质的变化。如同周师庸老师连续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至少我没觉得他拿这个委员去招摇过；他可以给自己的学生写推荐信，但是不给自己的医生女儿出国进修写推荐信，因为他不了解医学。
假如我自己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跟踪研究的每个过程和细节，亲自撰写论文发表，署名第一，会很安心，如果工作很出色，论文级别很高，还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变成“杰青”、“珠江”、“长江”甚至“院士”，我也会很坦然；如果都是学生做实验、撰写并投稿、修改，自己为了后面一串头衔，而坚决不让学生当第一作者，自己会不安心，那些名和利来的时候，自己会睡不着觉，这就是不坦然和有负累。
再假如，自己的学术水平很高，被认可，还有些管理才能，被任命为“X长”，并勤奋认真地履行职责，那么就是坦然的，届满之后，可以潇洒地回到原来的位置；如果自己很辛苦地钻营，到处打通关节、甚至行不法之手段，来得到一个“什么长”，一定会很在意，任何结果都可能出现，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到届时不愿离开，或很郁闷，这就是不坦然和有负累。
写于200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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