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衔的最初所指，无非就是称谓，但任何事物一经添加了社会褒贬的属性，称谓文化也就多元化起来，甚至学者和高校被头衔符号的潜在利益和符码规则所操控。盘点学术圈内头衔之风，甚至听起来可以召开一场武林大会，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并不多，而有着响当当名号的人却越来越多。本文以此为切入口，盘点了国内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学者计划。
一、 学者头衔命名风格的盘点
想要简单快速地判断一位科研人员的“段位”，一睹其“帽”便知：是头顶“长江”，还是手握“黄河”；是身怀“楚天”，还是脚踏“泰山”……这里的“帽子”即“头衔”，而头衔的命名也有自己的规则体系。
首先，最常见的就是用山川河海来冠名。1998年，教育部和香港实业家李嘉诚以“振兴中国高等教育”为目标，“延揽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共同启动实施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不仅是中国高校重要学科的中坚力量，更成为仅次于两院院士的顶级荣誉。在“长江学者”计划的带动下，各省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学者计划，用以支持其优势学科、重点学科，从而反哺地区经济发展。
在“长江学者”产生巨大效应后，各省市相互效仿，以河流命名的有黄河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枝江学者、紫江学者、香江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钱江学者、皖江学者、三峡学者、龙江学者、松江学者、两江学者（重庆）；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学者、黄山学者、华山学者、衡山学者、恒山学者、嵩山学者、天山学者、珠峰学者、昆仑学者、井冈山学者；没有名山大河的就只好以地域命名：绿洲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天府学者、三秦学者、三晋学者、黔灵学者、八桂学者、北洋学者、齐鲁学者、中原学者、东方学者、琼州学者。有人统计各类头衔多达38种。
二、帽子光环下，是对资源的“通吃”
科研需要经费支持，杂乱繁多的命名背后，是各类学者计划给入选者带来的丰厚待遇和学术资源。以最为知名的“长江学者”为例，被聘为特聘教授的学者，除了每年20万元的奖金和高校提供的诸多福利外，在科研经费和科研资源上也有更多支持。其他学者计划也与学术资源等紧密挂钩，有的甚至比“长江学者”的待遇要高。为了留住本省或吸引外省科研人才，很多地方不惜花大手笔。山西省自2011年起实施的“三晋学者”支持计划，对入选特聘教授每年补贴40万元，有的直接一次性资助科研经费500万元。“帽子”有无，待遇反差巨大。
不仅是资源优先分配，更甚出现“赢家通吃”。近10年来的“杰青”，发现在1930名获得者中，有530多人同时是“长江学者”；而在“长江学者”青年项目实施的443人中，有247人又入选了“优青”（国家优秀青年基金）或“万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重叠资助比例高达55.8%。
此外，高校为抢夺这些学者，往往还会开出送房等优厚条件。政出多门下，定位重叠的人才计划确实容易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所以，学者头衔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头衔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它演化为一种象征权力与符号资本，具有了寻租价值。它对正常的学术秩序造成了干扰，导致了学者的等级化与学术追求的功利化、表面化，头衔在人才市场的高价交换是对科研与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
三、帽子光环，是对评价体制的错误冲击
22年8月，在《知识分子·科学四十人》系列座谈会第一期中，中科院院士袁亚湘就表示：“荣誉就是荣誉，不应该标签化，过往的荣誉更不应该影响对你未来学术能力的评价”。总之，每一次学术领域的评审应该都是独立的评审，就是说应该拿当次评审的要求和这个候选人的学术内涵是否符合要求进行评议，而和他以往的获得的荣誉、学术成就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更不应该成为影响评价结果的因子。
另一方面，在高校引才过程中，存在着“唯帽子”的“符号消费”现象。一些高校缺乏人才，重金引进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实际操作中又简化人才的识别手段，唯头衔、符号定人才，“人才大战”最终演变为“帽子”大战，各种人才奖励计划逐渐被异化为对头衔符号和利益的争夺。如果总是以符号价值衡量学者价值，必然将学者的价值追求导向功利化和表面化。从长远来说，这显然无益于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未来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要求任何评审、招聘，都不得把以前的荣誉作为先决条件，特别是要禁止把“帽子”的要求列为招聘条件。比如，要招一个学术带头人、领导某个重点实验室，说这个人必须是院士或者长江学者；再比如重点实验室招聘一个主任，有时候条件必须是杰青以上，这些限制都可以拿掉。
早在18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一篇题为《关于统筹治理人才称号过多过滥问题的建议》，多位政协委员谈及高校管理的弊病，并呼吁给学者减“帽子”。很多“帽子”实际上被异化了，原来设计是为了荣誉，但是现在“帽子”的用途被无限扩大，附加值已经远远超过原始值，可能带偏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方向。很多年轻人为了争“帽子”实际上造成很大的浪费，付出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帽子的副作用如果太大，必要性就会大打折扣，对学术发展甚至起到负面作用。破解“唯帽子”难题首先应转变思路，发挥头衔符号的正向功能，同时，设置退出机制，遏制“帽子”的市场化运作；改革高校评价机制，不以“帽子”论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最终使头衔回归学术性与荣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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