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李约瑟难题，首先必须切题或明晰命题：一是中国古代经验科学是如何领先世界一千年，二是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实质内容在于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同样关于钱学森之问也必须明晰：一是创造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二是创造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

20世纪80-90年代，正是基于这种研究，从厦门到湘潭的时期产生了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的思想，研究范式形成于北京并传播和国际通信，经历以色列、德国和英国的辩论和国际通信与互联网媒体传播，最终是日本东京、美国西雅图建立国际最早的研究机构。

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实力，可能将使系统生物工程的技术得到首先突破而导致第3次工业革命的锲机 – 环太平洋生物工业时代。一个清晰的近现代文明发展路径是：欧洲（扩展东到俄国，南到南美洲）->英国（包括英联邦国家）-美国->东亚（中国-日本）等。

教育、文化 - 学术自由和精神独立，政体、法制 - 赦免方式和体制转轨，比如，地市级选举制，区县和省级任命的结合模式；但是，更直接于社会发展的是科研管理、产业模式和金融机制、市场调控的改革。

科学范式和文化模式的问题：文艺复兴之前 - 西方分析有余整体不够，理论有过实践不足，东方整体有过分析不足，实践有余理论不够。科学革命之后，西方建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验科学，现代建立了分析与整体结合的系统科学；但是，我国仍然没有转型到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客观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