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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重性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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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魏晋以来的社会思潮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倾向，这就是人的性情受到啦格外关注。这补位表现在后来的玄学人生观中对自然的崇尚包含有性情的成分，而是在玄学形成以前，性情作为对个性的重视就已经表现的十分突出。三国时候刘劭作《人物志》，虽然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其间却贯穿了深刻的人性成分，把人的秉性提高到哲学范畴的高度，为人物类别提供一种性情依据：“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盖人物之本，出乎性情，性情之理，甚微而玄。”①这种对性情的重视，是建立在对人作为个体存在的肯定上。演化到后来的玄学人生观中，则就更加的到了发展与扩充。玄学的创始人王弼则认为，性情不仅常人有之，且圣人也在所难免。当时何晏等人皆以为圣人不同于凡人，并无喜怒哀乐之情，王弼却不以为然，“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充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把性情同之于圣人，实在是等于体认万物莫不外乎性情，性情乃染乎万物。且真正欲逞性情以至于于无极，也只有从物我之性情认同中得到实现。王弼的这种思想在他的著作中的到了充分展示。他进一步解释：“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圣人也不例外：“胜任达万物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②这一认识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把性情进而与自然相沟通。性情原本就是自然之性情，故不能无性情。这种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则形成了魏晋时期的精神主流。郭象认为：“自己而然，则谓之自然。”③按照人的本性，即可以说是自然。向秀认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④肯定了人的物质欲望即自然。嵇康则从社会对立的角度提出了“越名教以任自然”的命题。不难看出，在魏晋精神中，自然已经与性情密切结合起来。尽管对于自然的含义以及范围的限制各说并不统一，但却毫不例外地都强调了性情的发挥。
这种社会思潮作为当时具有通知意义的精神现象，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感情与心理意识之中，况且形形色色的自然思想，对于天地生命的解释，神秘而深邃，广博而宽泛，它流播到后来，遇到了自许为“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陶渊明，在他那里当然是从个人兴趣与会意的角度去接受了。这就恰好吻合了陶渊明对性情的追求。因此说从性情追求转化为对自然的自觉意识具有一种必然性因素。人生如此，诗也就不例外。
更何况重自然重性情，自魏晋以来并不仅仅是作为哲学观念与社会思潮而存在，而且也深深的融入了文学观念之中。曹丕《典论。论文》首倡“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把文学风格的不同，归之于秉气受性的不同，从而使文学认识由表面深入到作家的性情之中。这可以说是一种穷理尽性的哲理探讨。到了西晋陆机那里，由于历史及社会时尚的关系，虽然不再像曹丕那样格外强调气了，但却非常重视情。《文赋》讲创作过程自始至终涉乎于情，并特别强调“诗缘情而绮靡。”实质上，情与气都是就创作主体而言的，并且从观念上讲，气是先天秉受，情是具体的显现，情乃受统于气，二者一脉相承。且人情所在，出乎天性，缘情当然也含有尽性的意思。这种哲学观念语文学观念的发展，最终归结到陶渊明那里，同样必然确定了其文学观念中的性情追求。
因此说，陶渊明之创作注重性情，表现性情，其最贴切的道路就是自然之路。自然本身蕴含了性情，追求自然也就是真正达到了使性情得以寄寓，使其纵性情之人生追求与创作观念实实在在地得以最大限度的伸张。当然，自然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魏晋时期有着特定的含义。即如前所言，在玄学思想家那里，自然具有本体论意义，它实在是表示了万物的归属与质的定性，所以这个自然一方面具有平近浅显的特点，一方面又是一种高度的抽闲概括。“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⑤万物既是自然的显化，自然又是万物的归宿和基本法则。这样一来自然的真实面目就往往让人觉得有些飘飘然难以把握。在陶渊明之前，正始诗人以阮籍为代表，就是一任自然而非名教，在其观念中自然是作为最高本体的抽象存在，所以尽管他吟啸山林荒诞放荡，但其结果终不免使作为本体的自然与作为现象的名教相脱节，从而使自然失去依托，一阵以至于其追求往往虚妄，内心充满空洞与痛苦，带有一种病态的扭曲。这表明，自然之存在，如果要在生活中要在诗中真正贯彻它，必须赋予它以实体，使自然含有具体内容，这样自然当不致与现实相脱离，也是的诗人不至于丧失追求的确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一方面继承并融合了魏晋以来关于自然的认识，同时又发展和改造了这种自然学说，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早有论述：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的自然说而创设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子不至于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也。⑥
这个结论极有见地，道出了陶渊明自然观与魏晋以来自然观的不同，其自然乃在于“惟求融合精神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共为一体。自然居就是对象，自然又是主体的自在，它的表现是主体与对象的沟通。这样陶渊明的自然便有了确定的新的内容，它代表了渊明的性情以及性情的外化。具体就创作主体而言，它含有感情的自然，不矫饰，一任性情；就对象而言，它归诸宇宙万物，举凡平淡天然之造化，古往今来皆成自然，莫不关乎于请。因而举目皆景，举目亦情，涉笔成趣，了无例外。
这种机遇性情追求转化为对自然的自觉认识，借自然以驰性情进而达到新的自然管的确立，对陶渊明来说，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天地。它不仅提供并规定了陶诗的题材内容，同时也导致了陶诗所必然形成的风格。由此出发再来看前人对陶渊明诗的评价，就会深切感受到蕴涵其间的作者主体因素。钟嵘《诗品》论陶诗：
其源出于应壉，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若“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这段话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陶诗的内容、风格乃至于渊源关系。应该说是道出了陶诗的基本特征。既肯定了陶诗风格上具有“文体省净”、“笃意真古”的特点，与应璩诗的拙朴少文有其相似之处；又指出了其间“辞兴婉惬”，与左思一样“得讽喻之致”，是建安以来诗人抒怀写意重感情密切关乎现实传统的继承。同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意识到了“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这样一些诗人的精神品质，这已经触及到了陶诗形成的主体因素问题，只是并未深入，亦非自觉地探讨，所以无法做出更加彻底的解释。后来以至于今人仍多沿袭这种分析，每喜称其平淡，称其为田园诗人之始。这其实只是注意了表象形式，而没有进入到其内核。其间只有朱熹认为其“平淡出于自然”，“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陶诗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又好名”⑦云云。朱熹的认识正是将陶诗的内容风格与人的性情相联系，只是所说欠祥，还不是有意识地从创作主体的发生上来讲的。但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提供了契机。“平淡出于自然”，这说明陶诗的风格受制于自然人生观的选择，这个“自然”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天然自如，朱熹作为一个理学家，论诗历来重义理，他所谓的“自然”或许已经不免包含有生命本体的哲学意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会从平淡中看到豪放，看到陶诗之有力与其人之“带气负性”之间的关系。
其实从陶渊明对性情的重视以及其自然人生观的确立上来讲，他之所以成为一个田园诗人，之所以在诗中表现出自然平淡的风格，这全然在于他的天地是自然，天性也自然，自然之运化实蕴含了性情之流畅。诗作为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成了性情的显现，他必然不能与人生相脱节，这就规定了诗的田园意趣；同样，风格作为他思想、个性、审美情趣的综合体现，也必然就是人生追求的折射。朱光潜先生在论及陶渊明时也概括道：“大诗人现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⑧
【注释】
①刘劭《人物志·九征》。
②王弼《老子注》。
③郭象《庄子注·齐物论》。
④嵇康《向子期难养生论》。
⑤郭象《庄子注·逍遥游》。
⑥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⑦朱熹《朱子语类》。
⑧朱光潜《诗论·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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