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是中国人独立发现的，青蒿素的发现无疑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广义上包括记载青蒿抗疟作用的古代中国医者，狭义上指成功研制青蒿素并开发成抗疟新药的现代中国科学家。

 

重大科学研究成果有可能是一个人单独做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个团队合作做出来的，青蒿素应该是由若干核心成员主导并经全国各单位无数科研人员团结协作的产物。把这些跨行业、跨单位、跨学科的专业人员组织起来进行抗疟药联合攻关的具体领导者是全国“523”领导小组。

 

以下就本人查阅大量文献和采访部分当事人所了解的523大会战中的部分“实况”和“隐情”加以简单介绍，诚望更多的知情者补遗或斧正。

 

一、青蒿素的发现既有“必然”的基础，也是“偶然”的机遇

 

除了我国中医古籍对青蒿截疟有明确记载以外，民间早有将青蒿、研末、捣汁、水煎等方法治疗“打摆子”（疟疾俗称）的验方。1958年，江苏省高邮县农村曾有人用青蒿治疗疟疾，一句顺口溜“得了疟疾不用焦，服用红糖加青蒿”在当地广为流传。1969-1972年，他们用青蒿治疗了184名疟疾病人，获得80%以上的治愈率。此外，湖南、四川、广西等地的医药刊物也登载了不少用青蒿抗疟的临床治疗经验。也就是说，在青蒿素研制出来之前，我国民间早已获得青蒿抗疟疾的确切疗效。

 

在523任务把分离青蒿素作为研究重点之前，以往开展的青蒿研究也已经获得初步结果。据屠呦呦《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所述：“因为中药青蒿曾出现过68%抑制疟原虫的结果，所以对其进行了复筛，但结果仍不好，只有40%甚至12%的抑制率，于是又放弃了青蒿”。后来之所以在分离青蒿素时从沸点较高的乙醇提取改为沸点较低的乙醚提取并获得成功，是因为在提取过程中发现温度超过60度时鼠疟效价降低或无效。另外，当时谁也不知道青蒿素的结构，而《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的记载对低温分离青蒿素也有启发。

 

二、青蒿素并非唯一有效的抗疟药，但却是最好的抗疟药

 

最早的抗疟药物奎宁也是从一种植物——金鸡纳的树皮中提取出来的，由此衍生出氯喹等一系列喹啉类抗疟药。然而，1960年代开始，疟原虫对氯喹产生了抗药性，给广大疟区人群造成极大威胁，也是军队大幅减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因疟疾减员超过80万人，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据说美军非作战性减员比作战性减员高出4-5倍之多。

 

为此，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疟疾委员会，并以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为核心，大规模开展抗疟药研发。到1972年，该院初筛了21.4万种化合物，但都未找到理想的对付氯喹抗性疟原虫的抗疟新药，结果只得沿用药物研发的老路，经奎宁的化学修饰制备出甲氟喹。该药虽能杀死抗氯喹疟原虫，而且具有长效抗疟作用，但毒副作用很大。

 

我国同期也分别研制出防疟1号片（乙胺嘧啶和氨苯砜）、防疟2号片（乙胺嘧啶加周效磺胺）和防疟3号片（周效磺胺加磷酸哌喹）。在523项目启动后，又先后研制出哌喹片、羟基哌喹、硝喹、磷酸羟基哌喹、磷酸咯萘啶、磷酸咯定、常咯啉、治疟宁、脑疟佳等。随后，还有本芴醇、磷酸萘酚喹等抗疟新药问世。

 

在植物药用化学成分方面，除了青蒿素外，还先后对常山乙碱、鹰爪甲素、仙鹤草酚、暗罗素等进行过抗疟评价，但都没有开发出优于青蒿素的抗疟药。青蒿素不仅高效和速效，而且低毒，尤其是至今未诱导疟原虫产生抗药性，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好的抗疟药。不过，青蒿素单独用药容易引起疟疾“复燃”，说明青蒿素无持续杀疟能力，因此不主张单用青蒿素，而提倡采用青蒿素复方。尽管如此，仍不能排除将来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的可能。一旦疟原虫对青蒿素及其复方产生抗性，上述候选药物也许可能得到进一步开发。

 

三、成为青蒿素研究者或青蒿素直接分离者是人生幸事

 

523任务是由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中的500多名科研人员共同完成的，这些人在那个年代能加入523任务是非常光荣的，而成为青蒿素研究者或青蒿素直接分离者更是人生幸事，这的确是“时势造英雄”！

 

523任务最初按不同专业分别成立了化学合成药、中医中药、驱避剂、现场防治4个专业协作组，后来又陆续建立了中医针灸、凶险型疟疾救治、疟疾免疫、灭蚊药械等专项研究小组。1981年523办公室编印的《疟疾研究科研成果选编（1967-1980）》（内部资料）以523办的名义写出了“抗疟中草药研究工作经验总结”和“植物驱避剂研究工作经验总结”，其他总结报告皆由各个专业组分别写出并提交。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协作组于1981年3月2日提交“523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专题工作报告（1970-1980）”。523抗疟药物专业组也于同日写出“523抗疟药物专业组科研工作报告（1967-1980）”。此外，还有“523驱避剂、杀虫药械专业组科研工作报告（1967-1980）”和“523疟疾免疫专业组工作总结报告（1969-1980）”。

 

四、523任务（包括青蒿素研究）获得集体奖励符合时代特色

 

523任务（1967-1980）完成后，1981年3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由全国523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总结表彰大会，以国家卫生部、国家科委、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总后勤部的名义为全国各地的523参加单位颁发奖状，受奖单位（集体）的条件是：1）组织领导523研究工作有显著成绩；2）取得523重大科研成果的研究单位、参加单位和主要协作单位；3）长期坚持523工作，在科技情报、产品鉴定、技术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4）在生产、推广523科研成果方面成绩突出。特别强调完成523科研任务成绩突出的，奖状发到单位。取得重大成果者，奖状发到任务组或研究室。

 

523集体获奖单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科技系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17个单位）、医务卫生系统（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等55个单位）、医药化工系统（东北制药厂等27个单位）、部队系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等26个单位）、轻工高教及其他系统（轻工业部上海香料工业科学研究所等9个单位）。

 

五、青蒿素研究获得境内外集体荣誉奖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五二三”组因青蒿素研究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获得奖状。同时获得奖状的还有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合作研究单位。

 

1979年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向青蒿素研究的六家有功单位（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广州中医学院等）颁发了发明证书——《抗疟新药——青蒿素》。

 

1996年8月30日，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为研制青蒿素的中国科学家们颁发了“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受奖代表是屠呦呦（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李国桥（广州中医药大学）、魏振兴（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梁钜忠（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周维善（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李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朱大元（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顾浩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刘旭（广西桂林制药厂）、许杏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

 

2004年初，泰国以普密蓬国王的名义为中国青蒿素研究人员颁发了2003年度泰国最高医学奖——玛希敦亲王奖，奖牌上刻有“中国青蒿素团体奖”字样。该奖由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主任陈传宏代领。

 

2011年屠呦呦因在青蒿素研究中的关键作用获得当年的临床医学研究奖——拉斯克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说：“这是中国人、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应该是获奖人对青蒿素这一集体研究成果归属的一个客观评价。尽管把该奖授予个人在国内引起争议，但研究和获奖不同，前者是自己做，后者是别人看。自己怎么做是自己的事，别人怎么看却是别人的事。

 

应该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523大会战，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青蒿素研究，但作为药学研究工作者，没有人不会查古籍、借鉴他人经验、反复修改分离提取条件。只要你是“有准备的人”，就能得到“机会的垂青”，青蒿素的发现也是如此。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