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提到王安石的儿子，又找到一段关于安石同志的旧笔记。】

看《元祐党人碑》，每个阶层的领头人都还认识：司马光，苏轼，秦观……【蔡京一派列司马光等309人为“元佑奸党”，立碑示众。有趣的是，党人的后代以先祖碑上有名而骄傲，在碑毁之后又重新树立，成了光荣的纪念碑。】

零星看过些文字，发现宋人对王安石的评语似乎都不太好，连弟弟安国都说，“天下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宜速罢之。”崇宁二年九月，蔡京、蔡攸父子（还有叶梦得）等刻党人碑，却诏封安石为荆国公（此时安石已去世十七年）——这是《宣和遗事》的说法，与正史不同。列宁称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伟大改革家”，似乎是从土地改革的角度说的，是拿20世纪的俄国对比11世纪的中国。

朱子（熹）评安石：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宋史》将这段话作为 “天下之公言”来评定安石。很多人（包括司马光）和朱子一样，欣赏安石个人的文章品行，但反对他的政治，如果说这是时代局限，那么安石超越时代而成为悲剧，也是自然的局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