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中天“中国必须补上商业文明这一课”

最近，著名学者易中天对话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论道“企业家精神与命运”话题。其中，谈到移民潮问题，易中天说：“现在移民潮无非就是两种人：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移民带走的是财富和知识。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知识都被带走了，那么留下的只有贫穷和愚昧。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皇上，一个强权的政府。越是贫穷、愚昧，就越是寄希望于一个好皇上和强权政府。而这个政府如果越强势，那结果是越贫穷、越愚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换句话说，我们期望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不要移民，但是他们怎样能不移民呢？那就需要有安全感。”

安全感来自于何？易中天分析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民族没有建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我们的民族从文明建设之日起就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先这句话本身就是产权不清的概念，什么叫‘王土’，意味着国有还是王有？从来没有讲清楚过。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但是归国家所有，还是皇上个人所有，都是没有搞清楚的。产权概念不清导致了个人资产无法得到保障，企业家就没有安全感。”

可能，易中天的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不满。因为曾几何时，不少人在改革开放的旗号下乘机发了起来，而那些发起来了的人不少是通过“钱权交易”钻体制空子而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偷梁换柱者。在风起云涌的“公退私进”浪潮中，不少人也并非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企业家，似乎是一群“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投机倒把分子。虽然这些年国家经济实力增加了不少，但财富积累的轨迹并非公平公正。哦，如今你有钱了就转移财产去支援资本主义国家，这与“汉奸买办”、“叛国投敌”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那些贪官、裸官，他们的非法所得也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靠谱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到今天？

有人把人类文明区分为两类，一是农耕文明，一是商业文明。在文艺复兴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增强国力的方法只有两种：耕种和战争——即农耕文明的办法。前者是休养生息，后者则掠地夺人，一本万利，拼的是实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许，这是农耕社会的必然选择，因此战争连年不断。历朝历代中国社会在这样演变，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等等，它们都是通过军事征伐形成的。

但是到了近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商业社会正在逐渐改变这一格局。可以说，商业竞争是替代战争掠夺的一种较为文明的方式，其代价小，可以安全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商业竞争的实践中，人们慢慢地转而使用稍微温和、实用的商业生存法，从而逐渐地创造了有别于农耕文明的商业文明。因为商业讲究的是商品交换，各取所需，产权明晰，因此讨价还价、产权归属和契约信用成为商业社会的核心。

商业文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文明。技术的发展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开拓更多更大的市场，生产出更多更新奇的商品满足人们的需要，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更便捷，更快活。人们在各取所需的环境中彼此共同协作发展，实现均富。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显然比我们中国做的要好，社会结构呈现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棒槌形结构，极富和极穷的人占少数，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

但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完善自己，强化法律，注重人权，重塑道德，保护环境，从暴力中解放出来，更多的用谈判、磋商、达成协议等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如果说二战前这些西方列强还靠暴力掠夺的方式积累财富，那么二战后，他们则主要用商业手段积累财富，暴力退步成为保护自己的力量，保护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攻占他人领土的力量。

商业文明很重要的一条是契约精神（或者契约文化）。什么是契约？本质上就是双方的一致同意。在《社会契约：解释与误释》一文中，彼得 • 麦考密克简洁地陈述了社会契约论者关于“同意”的基本论证：（1）一个人只能受他自己的（自愿作出的）同意约束；（2）这个人已经同意了；（3）因此这个人一定要（也就是有义务）服从。

契约精神是法治社会的保障，法治理论的核心原理不过是“双方同意”。要表明双方同意，就必须有某一种形式来保证。而表明双方同意的最好办法就是用选票选举，去表明自己的意志。投票的人，让渡出自己部分自然权利，交给选举出来的公权人物与机构，然后让他们代替自己保护自己的某些权利。既然你用选票选定了他，就要遵守自己的承诺，保证自己接受他的领导与管理，服从自己投票认定的规则。而对于被选举方来说，也要接受选举自己的人民的监督，而监督的方式就是新闻舆论自由，而且自己被选举之后就不能够办任何新闻媒体，把办新闻媒体的权利让渡给选举自己的公民去办，以方便他们随时随地监督自己手中的权力。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避嫌利用权力谋求私利的嫌疑，这些掌握公权的人需要定期向社会大众公布自己的财产与家庭情况。这样的关系，就是双方自愿的契约关系。如果有一方破坏这样的关系，就是邪恶的，非正义的。

对此曼尼戈德说过一段精辟的话：“没有人能够自立为皇帝或国王，人民提升某个人使之高于自己，就是要让他依据正确的理性来统治和治理人民，给予每一个人他所有的，保护善良的人，惩罚邪恶的人，并使正义施行于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他妨碍或搅乱了人民建立他们所要确立的秩序，也就是违反了人民选择他的契约，那么人民就可以正义而理性地解除服从他的义务。因为是他首先违背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信仰。”这个契约精神简单明了，说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实际上是管理与参加管理的关系。但是，这个契约精神如果要实施则还需要有一套精细的方法。比如，人民对违背了契约的统治者有什么程序，有什么力量解除统治者的契约关系？也就是让统治者下台的问题。这就是西方契约理论一定要发展到洛克、孟德斯鸠为什么要创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新闻舆论要自由独立行使监督权的原因了，目的就是为了使在政府权力的交接过程中避免血腥暴力冲突，这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

附易中天：中国必须补上商业文明这一课

“独立、自由、平等是从商业文明中产生的”。近日，著名学者易中天对话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论道“企业家精神与命运”话题。易中天认为，中华民族自古缺乏私有财产的概念，产权不清导致财产无法得到保障，让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直言中国商业文明地位低下是历史必然。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移民带走财富和知识，留下贫穷和愚昧，建立商业文明，厘清产权归属乃破解之道。以下为部分实录：

中华文明缺乏商业文明基础，不具世界影响力

易中天：未来世界的格局是由文明来决定的。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重要，而变成文明间的冲突。当然，我不完全赞成所谓“文明的冲突”的说法，但我认同“文明决定未来世界”。我认为未来世界将由三大文明唱主角：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三种世界性的文明中，最强势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其次是伊斯兰文明，正在顽强地抵抗着西方现代文明，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理念，而且还有扩大的可能。最不给力的就是中华文明，基本上没有世界性的影响。虽然现在中国国力很强，其政治、经济在世界上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是很弱的。原因就在于三大文明当中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有商业文明的基础，而中华文明没有，这恰恰是我们的弱项。

西方文明的基础是海洋工商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基础是游牧商贸文明，二者的传播最初都借助了武力，但是后期还是依靠商业活动进行传播。现在我们动不动说西方国家文化侵略，但是，又不得不要承认好莱坞大片就是好看，牛仔裤谁穿都好看。不是人家强迫你看好莱坞大片和穿牛仔裤，而是你自己要看、自己要穿的，这是靠商业传播文明的结果。

文明发展的基础依赖国家的建立，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城市的建立，城市建立的前提是定居。农业民族是一定要定居的，定居了之后就建城，建城之后就建国，文明就开始了，所以最初发展都是农业民族的文明。但希腊民族是一个特例，因为他们的环境不适宜农业生产，希腊半岛多山、少地，海岸线曲折而漫长，适合种橄榄，做陶器，开始了商业文明。

因此，西方人一开始对于商业活动就是认可和尊重的，也认可和尊重由商业活动产生的一系列文明规则。比如说公买公卖、相互平等、独立自由，因为你不独立的事做不成啊，你不是独立法人咱们怎么谈呢？如果双方不是有自由意志的拍板，交易无法达成？独立、自由、平等一定是从商业文明中产生的。

中国企业家从未得到尊重和认可

易中天：反观我们自身，一方面商业发展还不够，另一方面又没有传统商业文明做基础，我们的文明在应对世界变化和世界格局的时候，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考虑商业问题。现在世界文明的基础是商业文明，而这恰恰我们是弱项。过去所谓“士农工商”，“商”的地位最低，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家发展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公众对于他们的情感则是“羡慕嫉妒恨”。一方面羡慕有钱人，一方面又深信“无商不奸，为富不仁”。

因此，中国几千年商业文明不能够被放在到重要的地位是必然的，而且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谓中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顾准先生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把这个观点驳倒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首先是以商业文明为基础，加上基督教新教的精神，古希腊的科学、民主和法制，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而中国要走自己的另一套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必须搞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必须补上商业文明这一课。

“产权不清”是导致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的根本原因

刘东华：不说自古以来，至少从近代以来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说老板，哪怕是今天做的特别成功的企业家，仍然有一种担心。得善终的非常少，这好像一个魔咒。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都认为得善终是一种很奢侈的要求。

易中天：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民族没有建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我们的民族从文明建设之日起就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先这句话本身就是产权不清的概念，什么叫“王土”，意味着国有还是王有？从来没有讲清楚过。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但是归国家所有，还是皇上个人所有，都是没有搞清楚的。产权概念不清导致了个人资产无法得到保障，企业家就没有安全感。

“揭被而走”企业家移民潮背后

刘东华：企业家和政治家越默契，社会进步就越快，经济发展就越顺畅，动力就越强劲。反之，就像冯仑说的，企业家现在不可能揭竿而起，但是可以“揭被而走”，睡在这个地方可能不舒服、不安全，就另外找一个地方。近些年来中国的财富精英，甚至知识精英的移民的现象非常严重。

易中天：这确实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移民潮无非就是两种人：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移民带走的是财富和知识。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知识都被带走了，那么留下的只有贫穷和愚昧。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皇上，一个强权的政府。越是贫穷、愚昧，就越是寄希望于一个好皇上和强权政府。而这个政府如果越强势，那结果是越贫穷、越愚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换句话说，我们期望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不要移民，但是他们怎样能不移民呢？那就需要有安全感。

刘东华：什么时候大家觉得国内越来越有安全感和有尊严了，其中爱国的精英还是愿意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