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而且谅解你”

    由于王教授的信任，我对他几乎是无话不说，口无遮拦。记得有一次讲起王宝恩教授，我说他年龄大还不退（他比王宝恩教授还大两岁），说着说着就见王教授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了，我仍然一气呵成，不留余地。其实，我对王宝恩教授的儒雅极其钦佩（1996年在泰山的第七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他让我代表王伯祥教授做“慢性肝炎的定义、分期与分级”的大会报告；1998年昆明的第八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他邀请我和高连相教授到北京去审稿和商量会议日程），也没有影射王伯祥教授的意思，就是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想到哪说到哪，无邪的天真。因此，王教授说过几次：“你遇到我是幸运的，我不仅理解你，还谅解你。”别因为他有点废话，也许人有时候就是既理解又不能谅解一个人，我相信他是认真思考后说的。

    正是这样一种前提，我与王教授的关系多数是：他知人善任，我善解人意，两个人似乎是一种天生的缘分。当然，我们也有不少时候非常生分。

    那是1993年我破格晋升后的一天，中医工程室的邵企红师姐（其实比我小）找我谈起对调的事情。那时候附属医院上班的职工有两种编制，她属于学院编制，我们夫妻属于附属医院编制，她鼓动说我换成学院编制会更有前途一些。我说：“无所谓，你要想换就换吧。”后来，好长一段时间，王伯祥教授都不想搭理我。原来，邵找王要求对调被否决后在外面讲：“那是的，放走了聂广他就不好控制。”当时，研究所内部分歧较大，工程室的毛树松老师也有看法，说王教授眼里只有编辑部。不过，因为我和大家联系不多，一段时间之后也就过去了。再早一次是1992年晋升之前，“八五”攻关课题已经启动。有一天，王教授派我到同济医院去接李绍白教授来医院参加我们“七五”攻关课题的鉴定会，上车后李教授讲起“八五”攻关课题分配的不合理，“重度黄疸”分题才10万元就要拿出新药临床前的资料，怎么可能呢？我实话实说，把修改指南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的小陈打电话问“重度黄疸”的考核指标是什么，我不懂就按他的解释“比如新药临床前”就定下来了的过程讲了一遍。话过之后，我是很久才明白这一实话实说的严重后果：虽然挂名“八五”攻关课题组秘书，但只参与了一些实验研究，具体的秘书工作仍然全部由盛国光师兄承担，而且此后盛兄名正言顺地牵头“九五攻关”和担任副所长。不过，盛兄本来就是“七五攻关”的秘书，只是王教授看我笔头子好反应也快，才决定“八五攻关”时用我。但我口风不严，善于表现而不稳重又最终丧失了机会。

    真正感受“走麦城”滋味是1995年前后。编书已完，王教授渐渐对我有些疏远，而更多地倚重盛兄以促进“八五攻关”的任务。特别是盛正式任命为副所长以后，李、张两员大将倾力相佐且有针对我的意味。从此，我在课题设计上的优势不仅不复存在，科技开发公司办得心烦意乱（我的第33本杂志的首页自题：“中国一下子冒出几百万个公司，我也被卷了进来。”）杨兄也经常在杂志社挑毛病和为难，整个人驶入了一个低谷期。记得有一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来检查工作，张如虹副院长通知我参加接待。我刚刚达到会议室，王教授一见就板着脸：“你怎么来了，谁通知的？”我告知是院长后，他硬是逼着我去接待深圳来的记者，而且好几天都不想理我。那时候，我的情绪常常随着他的态度而波动，看着他的脸色而变化，有时候晴空万里，有时候乌云密布，有时候雨后天晴，有时候苦闷难当。

    人在被器重之后，突然遭到冷落的滋味确实很不好受，何况我是个想法较多的人。很可能被冷落就是因为想法太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