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传承重在教材
1980年暑假，我提早回到学校，为的是到图书馆自由自在地看书。暑假期间，学生图书馆关闭了，教师图书馆也没有什么人看书，我就名正言顺地混了进去。因为教师图书馆值班的是田玉美老师的女儿，她平时也没少关照我。那个暑假，我花了一个多月阅读和摘抄余岩的《医学革命论》三卷，还抽空翻阅了“二版”教材，惊讶地看到每本教材版权页赫然印着“张大钊”等4位审稿人的大名，其他只有“某某学院主编”的集体署名。整个假期，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书，另有一位“77药”的钱姓女生（家住“华工”）陪伴了半月，让我一边阅读还能够想入非非。
1986年，《中西医结合杂志》创刊5周年时，做了一本特集《中西医结合之路》，汇集了国内外知名的59位学者开辟中西医结合之路的文章，包括张老师的。这两天，我没有找到这篇文章，相信在张老师文章中对“二版”教材的编审过程会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仅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编的《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中，张老师撰写的“香港10年”有关回顾：
有些事情可能是机缘巧合，1962年我在西医学习中医班毕业，就参加了当时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的郭子化副部长主持的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修订会议，最后并由郭子化部长指派黄星垣、曹鸣高、金寿山和我四个人一起，在上海最后编审整套教材。1964年二版教材18本全部出版，但不久即进入“文化大革命”阶段，使用的时间不多，但在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一带，却多次翻版，销路广泛，很多当地的中医学院，都把这套教材作为主要教学课本。因此刊印在每本教材首页，我们这几个系统学习过中医的高级西医的名字，在海外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196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提倡集体主义著作的，出版的书籍，大多不写上编者、作者的名字，要把我们这几个人的名字写上去，是郭老特别批示的。这个批示还在我处保存，作为纪念）。
下面，再看看一段介绍黄星垣老师参与教材工作的情况，应该根据黄老师口述整理，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1963年5月，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审订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百余名代表，全系中医界知名专家，他和另外3名西医学习中医代表，受邀参加会议，并分派到相应的教材组编写和修订。总评时8门审订教材中的《内科》和《金匮要略》未达标，全部重写。由于会期已近尾声，会议决定留下20多名代表，延期3周，突击完成重写任务。他接受的任务是重新撰写内科总论，在黄文东、曹鸣皋两名老中医的协助下，由他执笔突击加班，昼夜奋战，最后提前两天完成6万字的内科总论。此稿以《脏腑、气血、痰湿病证概述》为题，对其辨证论治要点，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由于文稿能反映中医内科理论的特色，切合实用，受到教材学术评审专家一致好评。会后卫生部领导又决定由金寿山、曹鸣皋两名老中医、西学中的张大钊和黄星垣4人组成统稿组，并指派黄星垣为小组负责人，在沪历时两个半月，完成了统稿任务。同年11月，又受邀去合肥参加第二批教材的审订。这次被分配到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组，在任应秋老师的指导下，执笔完成中医各家学说总论，首次较深入地论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历代各家学说的学术发展和成就。此稿由于撰写内容和体例新颖，系统性和逻辑性强，也受到教材学术评审专家的较高评价。
可见，当时参加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审订会议（庐山）的代表100多人，全系中医界知名专家，“西学中”代表4人，仅有2人参加统稿工作，即黄星垣和张大钊两位老师。实际上，他们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时候，初稿已经完成。我们知道，统稿工作的任务主要是文字加工和体例协调，初稿实在不像话的才会重新编写，黄星垣老师也是在黄文东、曹鸣皋两名老中医的“协助”（此处用词不准确，应该是指导，因为后二者都是老师，且为中医内科的权威人士）下完成6万字的“内科总论”。
我猜想，二版教材之所以选择黄星垣和张大钊两位“西学中”老师为统稿人，而且最终决定由他们4位统稿人署名于版权页，一是因为他们不负重托，圆满地完成了把关任务，二是他们获得了郭子化副部长和吕炳奎司长的信任和偏爱。当时的教材编写者全部是当时的六所中医学院（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湖北）的中医老师（因此又称为“六院教材”），而我们湖北中医学院作为“六院教材”的编写者之一，一直是许多中医老师念念不忘的骄傲。
事实上，因为卫生部的重视，1964年出版的“二版教材”一直作为里程碑被中医院校所称道。当今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在《广东医学》1964年第1期撰文“祝全国中医学院教材第二版出版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重大成就”。2013年1月，原出版单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又重新印刷了当时的全部教材。为了出书计划和配合宣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刘诗发撰文“浅论全国中医药院校二版教材的特点和贡献”，发表在2012年第4期《中医教育》上。
他认为，中医教材的编写，以二版和五版的贡献最大，但五版教材的编写，从某种意义上看，是跳出了三版、四版教材的约束，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二版教材的编写精神。对于二版教材的编写出版，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的评价是“对整理提高祖国医学具有历史意义”，现在的一些中医老专家仍然认为，中医二版教材“是一个很好的起步”。正因为此，目前的中医药院校主干课程教材，无不有二版教材的影子。
刚才，又读到一篇介绍中医教材的文章[纪刘岩，翟双庆，徐婷婷，袁娜，焦楠. 中医教材历史沿革与建设探讨. 医学与哲学，2024，45（8）：63-67]，文章将中医教材发展史分为萌芽期（1956—1965年）、探索期（1966—1981年）、发展期（1982—2000年）、成熟期（2001—2014年）和创新期（2015年至今），分析五个时期的教材特点，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挖掘中医教材建设的内在演变逻辑。
教材是传承中医知识、引领研究方向、规范诊疗程序的重要载体，一直是政府主导、专家讨论、集体写作。1959年，原卫生部制定了中医本科专业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第一版中医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开启。在卫生部组织与审定下，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5所中医学院于1959年4月召开会议，并于1960年出版第一版17门教材。而第二版18门教材审订会议于1963年5月在庐山召开，安徽全国中医教材会议，在第一版教材编写的5所院校基础上，召集天津、山东等 14 所中医院校和研究院代表参与，但主编单位只有6家（增加了湖北中医学院）并于1964年出版。第一、二版教材被作为“当时全国中医学院和西医学习中医班的试用教材”。
对于中医教材史变迁的制度逻辑分析框架，作者的观点见图1。认为政府决策起主导作用，思想观念起先导作用，社会需求起导向作用。
图1 中医教材历史变迁的制度逻辑分析
4 治学心无旁骛
197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抽调各地的广东籍医学骨干回乡工作，成了当时的头等大事。克服各种阻力后，1982年，张老师辞别工作二十年的武汉，回到家乡广州华侨医院担任中医科副主任。在湖北工作期间，他是患者救命恩人的存在，经常有病人在垂危之际，口里念叨的名字是“张大钊”，还是中西医结合杂志中文版、外文版常务编委，还出版了《中西医结合防治流行性脊髓膜炎》《中西医结合防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控制中医学》等多部专业著作。回到广州，他的医生美名进一步得到彰显。
1986年，张老师开始担任华侨医院院长，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这一任命令他有些意外。走马上任后，他给自己立下规矩，慎重对待金钱问题，而那正是人们渴望“富起来”的高欲望时期。他在基建、人事这样的“烫手山芋”面前，对诱惑避而远之，在同事间留下了“两袖清风”的美誉。与此同时，面对众多来自港澳地区和各国的华侨学生，更加意识到向他们传授中医知识的重要性和使命感，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坚持中医教学，参与编写了《实用中医内科学》《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等著作，以及英文著作《The Basic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和《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mmon Disea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90年，张老师退休后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继续全身心地推动中西医结合的工作。由于二版教材的声誉，他在香港得心应手，不仅有了自己的诊所，在治疗内科急性热病、心脑血管病等方面，开展中西医结合诊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求助患者络绎不绝。此外，还曾担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中医药学院名誉教授，撰写过多本中医学著作以及科研论文。为了表彰他在中医学方面的成就，英国查尔斯王子于1997年6月29日亲自为他颁发英女王MBE勋衔，成为香港中医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回归后，他又被特首董建华任命为香港中医药发展委员会委员兼中医组主席。
为了更好的推动中医的发展，他为中医专业制定了系统的教授方法，倡议建立全日制的中医本科专业，包括四年理论课程和一年临床实习，系统培养中医专业人才。2000年，他与学生一起撰写了《中医文化对谈录》，该书2002年由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再版。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将是下一代医学工作者的发展方向，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香港开一间中西合璧的医院”。据报道，他的这个梦想即将实现，尽管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但他已经知晓了该计划的全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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