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上午，在广州校友群里，看到会长越雄学弟发出的讣告：中西结合大家、原湖北中医附院内科主任、張大釗教授在家人陪伴下於2024年12月5日7：36分与世长辞，享年93岁。沉痛敬告各位校友。愿张老去天国的路上，一路走好！

随后又有新华学妹的唁电：在家人陪伴下，张大钊老师於今早7：36分与世长辞。他的太太李清辉教授亦于11月5日逝世，遗体捐给了红十字会。一个月的时间，张大钊老师与太太李清辉教授双双驾鹤仙逝，天堂相伴，了却人间痛苦。张大钊老师千古！

我与张大钊老师交往不多，留下的印象仅有：一是老师上课与众不同，他一上来就把黑板写满，然后娓娓道来，类似于今天的PPT演讲；二是参加病房交接班，他和颜悦色，风趣幽默，与医生护士打成一片；三是199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参加中国科协组织的“病毒性肝炎会议”期间，随王伯祥教授去他暨南大学的家中，领略了其待人接物的优雅（他那时候周一到周五在香港接诊，周末才回到广州）；四是张老师1998年回武汉，为一批香港学生争取到母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我有幸参加了他的答谢宴会，整整两大桌且第一次吃上了长江的大回鱼；五是2002年夏天，他的几个香港学生（湖北中医学院研究生）接我们到香港的一栋大楼15楼诊所去看望老师，随后一起午餐。那时候，他们正在撰写《中医文化对谈录》，张老师向他们推荐了我的文章“中医药防治肝脏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22（4）：318-320]，此后杂志社转发英文版《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CJIM，2002，8（2）：152-155]，题目是“Recent Studies 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reat ment of Liver Disease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刚好杂志社寄给我几份单行本，我分别送给了他们（我之前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作，主编了《医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生教材，武汉大学1996年出版；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修订再版，改名为《医学分子生物学原理与方法》）。此后，他们大约1个月左右来深圳一次，与我们共进午餐，延续了两三年，直到牵头人孙先生肝癌去世。

这里，根据相关文献对他的生平和学术贡献做一简单介绍。

1  选择决定命运

张大钊老师祖籍广东南海，1931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之家，在香港、澳门度过了青葱岁月。194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张老师从香港培正中学毕业，怀揣着爱国热情和文学梦想，他与几位朋友一同北上，考入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新闻系。

然而，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香港人”身份对张大钊学习政治性极强的新闻专业来说过于敏感，在亲友的劝说下，张老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燕园。1951年，他重新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学习，从此进入到治病救人的医学领域。

1956年，张老师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科基础教研室工作。1950年代初期，中医在西医院校里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学科，大家都把心思放在西医的研究上，正如张老师所言，“我甚至根本都没有注意到我院还有一个中医科的存在”。

1958年9月，随着“西学中”运动的兴起，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张老师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湖北中医学院举办的第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又从头开始学习中医，做出了改变专业方向的重大决定。

作为同时学习过中西医学的人，那时候的张老师意气风发，他在一篇学习体会中谈到了如何对待中医经典著作。在他看来，内经、伤寒、金匮都是中医学的瑰宝，但也不应因此而言必称内经、伤寒、金匮，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有把中医和西医知识结合起来，这样中医学才能发扬光大。这篇文章刊登在学校大门口的黑板上，三天后却“悄无声息”的被覆盖了。他这才意识到，妥善处理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关系，远没有那么简单，自己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但是，他的选择仍然英明，因为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此后的际遇让他迅速地进入到学术高地，成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翘楚。

2  穷理转向实证

据张老师回忆，在他们系统学习中医三年后的1961年，一天接到学校召集我们全班同学开会的通知，原来是卫生部郭子化副部长（主管中医）及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带领一批人考察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习情况，让大家谈谈个人的心得体会。同学们发言后，领导们带着会议记录回北京了。

两三个月后，卫生部给湖北中医学院来了一封信，要求选派几个学生到北京写论文。许自诚等人赶到卫生部，吕司长告知他们拟写一个大纲，经过审定后让他们回武汉撰写论文。学校非常重视，立马组织了一个小组收集材料，最后让许自诚、张大钊、李瑞臣三人主笔。他们三个月写出初稿，再征求老一辈专家的意见，修改和定稿，最后由许自诚和张老师两人去卫生部交稿子。吕司长看后十分满意，但把题目改为“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图1）。

1962年5月29日，这篇论文陆续刊登于《人民日报》《健康报》《光明日报》和《中医杂志》，并由张老师在《中国建设》英文版作了介绍。文章分为三个层次：（1）脏腑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2）脏腑学说在临床辨证施治上的重要意义；（3）脏腑学说给医学科学提供新的研究内容。观点是鲜明的，中医理论体系应该是以脏腑学说为核心，才可以进一步地统一经络、营卫气血、津液，精、神等一些基本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可以看作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说理工具。该学说以五脏六腑为中心，脏腑之间的内在平衡协调、整体统一，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基础；外在环境对机体所发生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改变脏腑之间的平衡协调状态反映出来；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转归，主要和脏腑的功能状况有密切的关系。用这个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将会对整理提高和发扬祖国医学带来好处。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中医界和西学中队伍反响较大，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医理论体系核心”问题的大讨论。因为关乎中医学发展方向，其参与之广、时间之久、热烈程度，构成了中医界内部学术争鸣的一件大事，众多的报刊推波助澜。

当然，讨论的结果并未当成共识，大多数“西学中”人员极力主张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中医临床各科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是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的基石，是可以实证的科学理论，但很多老中医坚持认为不符合中医理论的实际情况，对该提法进行了种种批评。至于什么是中医理论体系核心？我归纳了当时的一些观点，大致如下：①脏腑学说；②藏象经络学说；③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理论；④阴阳、脏腑、经络；⑤阴阳学说；⑥核心团——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核心团之核心——藏象学说；⑦阴阳脏腑学说；⑧阴阳五行学说；⑨以脏象经络学说为基础的分经辨证施治规律；⑩人身整体-三因学说-阴阳虚实（核心），阴阳虚实（核心之核心）；⑾气-调节；⑿“精”“气”；⒀时脏阴阳；⒁气血论；⒂气化论；⒃天人相应观念。

但尽管如此，大讨论后兴起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模式并最先在藏象学说领域拉开帷幕，这显然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作为第一代以组织命令形式兴起的“西学中”运动的践行者，他们把“脏腑学说”当成中医学术界对“核心”的定位，以实证为导向的现代科学范式，引导了之后中西医结合运动的方向。可以说，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这篇文章吹响了实证研究中医的号角，从临床到基础理论，轰轰烈烈的中西医结合运动拉开了序幕，最早进行的就是脏象的本质研究（客观化），并较快地取得了系列成果：

（1）肾本质研究：①从“肾虚证”入手探讨肾本质，发现肾阳虚证患者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普遍低于正常值，证实肾阳虚证患者存在着下丘脑-垂体-肾上皮质轴功能紊乱，提示肾阳虚证在肾上腺、甲状腺、性腺三个靶腺轴的不同环节上呈现不同程度的隐潜性变化，采用温肾法能明显恢复靶腺功能，认为肾阳虚证的主要发病环节在下丘脑或高级中枢；②补肾法临床应用与治愈原理研究，在呼吸、心血管、泌尿、生殖与内分泌等系统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抗衰老研究中，阐明补肾法的治愈原理；③通过动物造模作多指标观察，如以外源性皮质酮造成大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 轴功能抑制模型模拟肾阳虚证，观察温补肾阳的右归饮等的调节作用；④制定了统一的肾虚证辨证标准；⑤在“肾开窍于耳”“肾藏精主生殖”“肾主骨”等方面开展临床和实验研究，取得到了客观指标的验证。

（2）脾本质研究：①通过调理与培补脾胃法临证治疗观察、实验室检查、动物造模等，证明脾虚证的实质至少涉及消化系统及有关物质与能量代谢、血液及免疫系统、植物神经肾上腺系统及环化酶核苷酸系统三个方面；②初步制定了脾虚证的辨证标准；③除了D-木糖吸收排泄试验、唾液淀粉酶测定等指标外，确定脾虚证存在着胃肌电与机械活动异常、胃实粘膜胃泌素、胃窦粘膜生长抑素、神经降压素、β-内啡肽的异常，以及胃粘膜超氧化物歧化酶等自由基相关物质活性与含量改变等有关。

（3）肝脏象研究：①发现肝失疏泄抑郁样情绪变化与中枢皮层、边缘系统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等部位有关，研究内容涉及神经肽及神经营养因子、单胺类神经递质、中枢氨基酸水平等；②认识到“肝藏血”与人体凝血系统、EPO通路及血流变有关，“肝开窍于目”与Th17/Treg免疫平衡的契合性，以及肝目具有“共损伤-共修复-共物质基础-共作用机制”特征；③证实肝络瘀阻证与肝脏小血管内皮损伤、肝窦毛细血管化、微血栓形成、肝小血管淤阻，实质细胞缺血缺氧坏死，间质细胞增生与结构破坏等系列病理机制有关，活血化瘀药物可以通过改善肝脏微循环而促进肝脏结构与功能的恢复；④从基因、蛋白水平全面认识肝脏象理论的微观机制，验证调肝药物可多靶点调节肝功能异常所引发的相关指标表达异常。

（4）心气虚研究：①心气虚证的诊断标准研究；②心气虚证动物模型的研究；③心气虚证客观指标的研究；④心气虚证的治疗研究。

（5）肺气虚研究：①肺气虚证存在肺部病理形态变化、机体血液流变异常和机体细胞自噬水平降低；②肺气虚证模型大鼠与正常大鼠存在蛋白质差异表达,涉及机体激素调节、免疫应答、物质代谢等多方面功能；③肺气虚证与机体免疫系统紊乱具有高度相关性；④中医药治疗肺气虚证手段繁多,不论内治、外治均具有良好疗效。

在此基础上，以脏腑辨证（也可称之为“分型辨证”）为主体的“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模式逐渐确立，成为统率各科的诊疗标准，疗效观察的基本范式，研究论文、学科专著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思维框架。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下半叶迄今为止的中医药临床和科研无不是按照这一模式运行。

从这里可以看出，“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一篇普通的论文，而是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医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西学中”群体参与中医药诊疗和研究，带给这个时代学术范式的重大变化的起点。

3  传承重在教材

1980年暑假，我提早回到学校，为的是到图书馆自由自在地看书。暑假期间，学生图书馆关闭了，教师图书馆也没有什么人看书，我就名正言顺地混了进去。因为教师图书馆值班的是田玉美老师的女儿，她平时也没少关照我。那个暑假，我花了一个多月阅读和摘抄余岩的《医学革命论》三卷，还抽空翻阅了“二版”教材，惊讶地看到每本教材的版权页赫然印着“张大钊”等4位审稿人的大名，其他只有“某某学院主编”的集体署名。整个假期，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书，另有一位“77药”的钱姓女生（家住“华工”）陪伴了半月，让我一边阅读还能够一边想入非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