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梁茂新. 论现代概念语境下的中医学异化.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 (4)：1683-1691

摘要：笔者在拙作《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中曾明确指出：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传统中医理论被改造和变通的迹象。后续逐步揭示和证实了被改造和变通的诸多问题，找到了中医学继承与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症结，可谓触目惊心。文章旨在全面揭示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代表的现代中医学全面移植现代概念和借以引发中医学异化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而确认，以中止逻辑概念思维为原则的《中医基础理论》和相关中医教材的全面修订，以及基于中医经典象思维语境的重建，是摆脱中医药继承与发展窘境的唯一选择。

统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简称《中基》）是研究和阐释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学科，是现代中医学的集中体现，在中医药学中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勿庸置疑。《中基》传授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病因和病机等知识，并非中医经典的简单节略复制，理应分门别类精选，外加语译、串讲编撰而成。

原汁原味保留经典意蕴，乃《中基》编撰之魂。关键在于，语译、串讲经文时，恰到好处地维持原始含义和语境，以便透过《中基》了解和掌握真实的中医学，为后续学习夯实基础。数十年来，《中基》版本屡经翻新，以经解经、以心解经和以新解经并行，特别是以现代人认知结构串讲中医经典（以心解经），或用现代医学和科学语言语译经典（以新解经）时，大量移植西医学、科学和现代哲学概念，使《中基》在剪辑保留中医经典之初，便整体偏离了传统中医学本身。全面梳理并剖析《中基》移植现代概念的利弊与本质，目前已经成为中医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

《中基》移植现代概念考察

客观地说，各版本《中基》中，影响最大、用时最长、普遍认可的是五版教材[1]。故本文选择该版本，按照移植概念的属性，分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 和医学三类予以考察，应当更具说服力。

1.《中基》移植现代哲学和逻辑学概念考察

移植现代哲学和逻辑学概念，主要见于《中基》“绪论”，各章均有散见。移植的哲学概念，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和整体观三类。唯物论方面使用了朴素的 唯物观点、朴素的唯物主义、唯物观点、唯物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唯物论、古代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古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等。辩证法方面使用了辩证、辩证法、辩证观、辩证观点、辩证法原理、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体、矛盾、矛盾运动、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般性与特殊性、量变到质变、运动与静止和能动等。唯物论与辩证法合称，则有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古代的辩证唯物观、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观。针对整体观，使用了整体、整体观、整体观念、有机整体、整体性、局部与整体等表述。整部《中基》对中医术语皆称概念，从形式逻辑角度全面提升《中基》的理论水平。相关称呼有概念、基本概念、抽象概念和理论概念等。故可确认，《中基》充斥现代哲学和逻辑学概念，学术环境不再古朴，传统文化语境明显异化。

2. 《中基》移植现代科学概念考察

物质具有科学和哲学两种概念属性。《中基》移植物质概念自然同时承担两种角色。一般说来，“绪论”论及的物质大体属于哲学范畴；而各篇与精、气、血、津、液等有关内容论及的物质，则是《中基》确认的具体物质。诸如物质、物质世界、基本物质、物质基础、物质实体、物质性、物质根源、原始物质、精微物质、营养物质、物质代谢、物质转化等俯拾即是。能量和能量转化作为物理学概念，也时常使用。不难看出，连同大量移植哲学概念，且将中医术语以概念相称，《中基》学术语境进一步异化，学科属性明显扭曲。

3. 《中基》移植现代医学概念考察

现代医学概念移植最多者，是生理和病理。至于形态、形态学、解剖、解剖学、组织、组织结构、组织器官、器官、脏器、有机、有机体、有机整体、机能、功能、遗传特性、新陈代谢、代谢、代谢产物、水液代谢、代谢障碍、水液代谢障碍、热量等，均是频繁使用的现代医学概念。中医基础理论全面置于现代医学语境之中。

事实说明，《中基》确实大量且系统性羼入现代哲学、科学和医学概念。《中基》屡经修订，大量参合现代概念的编撰思路得以固化，中医界习惯和认可了《中基》对传统中医经典的理解和表述方式。至于移植现代概念后，多大程度保留中医经典术语的初始意蕴？借用现代概念语译、串讲后，原汁原味的内容尚存多少？《中基》是否保持象思维语境，借以不走样地传承中医经典？对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研究究竟产生何种影响？人们毫无兴趣，自然无人问津。

《中基》移植现代概念导致的学术问题

从《中基》全面移植现代概念即可确认，编撰教材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具体问题出在何处，严重程度如何，尚待揭示和明确。

1. 移植现代哲学概念所致学术问题

现已明确，移植的现代概念中，哲学概念占比较大。主要存在四大突出问题。

1.1 视中医学研究对象具有物质性  《中基》移植现代哲学概念，先是在唯物论、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观之前用“朴素”“古代”“历史”加以限定，以与现代哲学概念相区别。不过，随后充斥全书的表述便直呼现代哲学称谓，删除了朴素、古代、历史之类的限定。于是，中医学体现的古代哲学思想不露声色拔高到现代哲学层次。当然，如此处理和转换并非没有原因。

《中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1]2；“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物质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物质”[1]1。 而藏象之“藏”，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1]28，“气是运动着的物质实体”[1]2，“精（气）是生命的本原物质”[1]3，“气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1]3，气“是不断运动着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1]56，“血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1]58。无论是物质、最基本物质、物质实体、本原物质、物质基础或精微物质，均强调阴阳、五行、五藏、气血等的物质属性，既然如此，继续冠以“朴素”“古代”“历史”等限定词似乎是多余的。

然而，象思维具有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和原发创生性品格[2]。亦即在象思维语境下，思维对象不具有实体性和物质性。诸如阴阳、五行、五藏、气血等，均是象思维的语词，自然没有具体物质属性。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对阴阳“大象无形”意蕴的象思维阐述，表达的五层意思均与物质属性无关。正如《灵枢·阴阳系日月》所云：“阴阳者，有名而无形”。具体说来，阴阳是对事物相反的两分类象属性的统称。再如中医之“血”，《中基》定义“血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但临床与血有关的辨证诊断，如血气上逆、 血燥生风、蓄血发狂、肝血亏虚、血不养心、血虚风动、精血亏虚、血瘀之“血”，多半不是“红色”“液态样物质”，与血的物质性无关。《中基》并非从中医经典象思维描述血的象属性，而是从逻辑概念思维定义“血”的内涵，必然歪曲“血”的传统象思维意蕴。诸如阴阳、五行、气、五藏、脏腑关系、病因、病机、六淫、药性等，皆存在同类思维问题。因而，在中医哲学思想方面取消朴素、古代、历史等限定，将象思维支配下产生的中医术语和理论一概视为物质、唯物论、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等，严重违反了历史事实。

1.2 阴阳学说混同对立统一规律  关于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的关系，《中基》不加掩饰地运用后者及其相关概念和理论阐述阴阳学说，包括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体、矛盾、矛盾运动、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等，充斥总论。进而将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完全等同。从基本发展脉络来看，阴阳学说来自《易经》，是由阴阳爻、卦爻和卦爻辞组成的象思维体系。在阴阳爻阶段，阴爻和阳爻分别代表两类事物截然相对的象属性，是对事物初象、原象、具象和形象实施分类的形下象思维。之后伏羲演八卦，阴爻和阳爻共同组成卦爻，待《易传》解释卦爻形成卦爻辞，便过渡到得意忘象、得意忘形的形上象思维。《黄帝内经》完全继承了《易经》象思维体系的精髓，并将阴阳的意蕴借助“象的流动与转化”[3]，广泛拓展到中医经典各个层面。在此过程中，阴阳始终保持着象思维术语的纯洁性和灵动性。而对立统一从属于逻辑概念思维，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是揭示事物内部或事物间关系，亦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阴阳和对立统一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的，两者从未也不可能形成交集。同样，也不会因为《中基》将两者混同而改变阴阳的象思维属性。尽管如此，《中基》早已将阴阳学说视为对立统一规律，因而从现代哲学角度审视其历史局限性是必要的。

对中华经典中“阴阳”的认识，我国哲学界先期业已明确，“《内经》的阴阳学说与现代的矛盾法则有着质的差别。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认识基础”[4]54。确切地说，“阴阳学说是我国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的产物，那时的生产完全依靠简单的手工劳动，还没有以严格实验为依据的系统的自然科学，这就决定了阴阳学说不可能超出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不可能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的成分”[4]55。当《中基》综合《黄帝内经》所论，视阴阳既是一般的，又是个别的，既是现象的，又是本质的，既是整体的，又是局部的，既是广义的，又是狭义的，既是物质的，又是功能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借以昭示阴阳学说的卓尔不群和高屋建瓴，却恰好说明阴阳学说“歪曲了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模糊了不同运动形式之间的质的区别，从而把事物性质的差异简单化了”[4]55。根本问题在于，“中国远古关于昼夜、日月、男女……等等原始对立观念大概是在最后阶段才概括为阴阳范畴的。但阴阳始终没有取得如今天我们所说的‘矛盾’那种抽象性格，阴阳始终保留着相当实在的具体现实性和经验性，并没有完全被抽象为纯粹的逻辑范畴”[5]。由此可见，哲学界关于阴阳历史性缺陷的阐述是明确而深刻的，相关问题必然借助不易察觉的方式深深混合和/或化合在中医理论体系中。

疾病状态下的阴阳诸证多半不具有对称性。如脏腑辨证有肝阴虚证、肺阴虚证而无肝阳虚证和肺阳虚证，咳嗽有肺阴虚证而无肺阳虚证，泄泻有肾阳虚证而无肾阴虚证，失眠有阴虚火旺证而无阳虚证。针对西医疾病辨证也是如此，高血压病设阴虚阳亢证而无阳虚证，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所辖诸证均为阳虚证，而无阴虚证。凡此种种，或缺阴证，或无阳证，阴阳对峙关系残缺不全，对立互根的先决条件缺失了，消长转化的关系自然不复存在。另外，若将阴阳等同对立统一，阴阳双方必须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而大量中医疾病并非如此。如中医水肿，见于西医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心力衰竭等疾病。诸如咳嗽、痰饮、心悸、胃痛、呕吐、腹痛、泄泻、积聚、眩晕、中风等分别见于多种西医疾病，因而这些疾病均非完整的统一体。当依托这些中医疾病辨证时，必然综合多种以中医病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西医疾病。于是，中医疾病所辨诸证就会与多种西医 疾病分别相关联。以咳嗽为例，其风寒袭肺证主要见 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风热犯肺证多见于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痰湿阻肺证主要见于慢性支气管炎，痰热 壅肺证主要见于肺炎，肺阴亏虚证主要见于肺结核。其结果，表面看来咳嗽各证处于“咳嗽”这个“统一体”中，实际上各证散见于多种西医疾病，本质上彼此毫无联系。这样一来，中医疾病所辖诸证中无论有无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互相对峙的证，压根不可能在众多西医疾病之间实现阴阳学说描述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道理十分简明，因为诸证确实不在一个统一体中，它们缺乏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必备先决条件[6]。

至此，中医阴阳学说的缺陷与不足、漏洞与弊端已经显露无遗。《中基》将其与对立统一规律混为一谈，强行用现代哲学的概念和理论予以改造和拔高，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作为象思维的产物，阴阳仍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以及在中医理论中使用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1.3 藏象学说混同整体观  《中基》用整体观诠释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并将其确定为中医学两大优势之一。在绪论、阴阳五行和藏象诸章节，着重从“人体是有机的整体”和“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两个层面使用整体、整体观、整体观念、有机整体、整体性、局部与整体、局部等概念阐述中医整体观的特点和优势。

《中基》认为：“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着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机体自身整体性的思想，称之为整体观念”[1]5-6。

可以看出，整体观念定义是借助结构、功能和病理等现代医学概念确立的，并未涉及中医术语。转而确认“机体整体统一性的形成，是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作用而实现的。五脏是代表着整个人体的五个系统，人体所有器官都可以包括在这五个系统之中。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这种五脏一体观反映出人体 内部器官是相互关联而不是孤立的一个统一的整体”[1]6。其中五脏、脏腑、经络、五体、五官、精、气、血、津液等均为中医藏象学说的基本术语，各自并非有机体、脏器或具体物质。如此将前后两部分论述联系起来，整个思维过程的破绽便清晰暴露出来。最初，频繁借用结构、病理、脏器、组织和器官之类现代医学实体和解剖概念，营造出讨论现代医学问题的语境。使人们确信解剖学脏器与脏器、脏器与组织、脏器与器官、组织与器官之间与其功能之间确实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待这种认识确立后迅即话锋一转，提出“机体整体统一性的形成，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论点，随即用藏象学说的五脏、六腑、经络、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替换，把借助西医解剖概念建立的有机整体，不知不觉移植给藏象学说，把“人体是有机的整体”替换为“五脏为中心”和“五脏一体观”，进一步把整体观溯源到《黄帝内经》藏象学说赖以建构的五行学说，使整体观与久远的原始理论形态相连接，十分巧妙地完成了一次偷换概念和命题的过程。可以看到，各版本《中基》均以此种方式把中医藏象的“有机性”介绍给读者。其隐蔽性和欺骗性在于，中医界至今几乎无人怀疑中医脏腑和脏腑之间的“有机性”，以及藏象学说的“整体观”属性，并笃信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两大特色之一[7]。

五行学说是基于象思维建立的分析各种事物的五行属性和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式。在保留木、火、土、金、水基本象属性基础上，引伸、演化出五行一般特征，泛化为归类事物、推演事物关系和属性的一般方法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万物均归属于五行的某行。与此同时，归入五行的具体事物便全面携带了五行的基本象属性。因为是借助象思维维系的，故一行之内、各行之间均无“有机性”可言。如五味、五臭、五谷、五果、五畜、五菜、五音等均按五行实施分类，其中的酸、臊、麦、枣、鸡、韭、角均属木行，它们之间显然无“有机性”；而五畜鸡、羊、牛、马、彘分属于木、火、土、金、水，五畜之间同样没有“有机性”联系。即便用生克制化使各行关联和互动起来，也并非借助“有机性”的相互作用，而是基于象思维“象的流动与转化”实现的。五行并非“有机性”整体，与现代哲学和科学的“整体”不可相提并论。尚需指出，如果不套用“有机性”，将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抽象为“整体观念”的表述形式，亦未尝不可。但必须明确，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基于“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概念思维的整体性是有本质区别的”[8]，不应混为一谈。

至此，问题症结已经明了。《中基》强调“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旨在借以确认基于五行学说建立的藏象学说针对的是“有机整体”。不过，因藏象学说之脏腑均为非解剖的象属性承载者，所谓“有机性”则全部化为乌有。以非解剖脏腑构成的五脏，替换由解剖学脏器构成的人体，堂而皇之把整体观桂冠强行加冕于藏象学说和五行学说，显然犯下偷换概念和命题的逻辑错误[7]。

1.4 中医学术语混同形式逻辑之概念  业内皆知，中医学是《素问·示从容论》所称“援物比类”的思维方式，即“取类比象”或“象思维”。王树人[8]明确指出：“‘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乃是区别于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一种思维，或者称之为非概念思维”，即在象思维语境下，不存在基于概念的逻辑思维。由此看来，在《中基》和其引用的经典著作中，不存在作为逻辑思维起点的概念。这是中医界不能理解和难以认同的“大是大非”问题。数十年来，中医界存在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既承认中医学是象思维的，又将中医术语视为概念，变相承认中医学又是逻辑概念思维的，深陷自相矛盾的悖论之中。

既然《中基》和中医界坚持中医术语的概念属性，就不得不用形式逻辑审视这一问题。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定，概念定义=种差+临近的属概念。可以说，包括阴阳、藏象、脏腑、气血、病因、病机等所有中医术语的解释，均不符合这种定义方式。前已明确，《中基》中关于“血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的定义是错误的。再以病机为例，《中基》定义为“即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机理”[1]106。因“机理”与病机表达相同意思，同样有待明确，故此定义犯了形式逻辑中循环定义的错误。《素问·至真要大论》中黄帝问岐伯“病机何如”，岐伯答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岐伯并未给病机下定义，而是以象思维的方式充分举例，让人们自行悟出病机的象思维语义。可以确认，《素问》所言病机包括病位（肝、心、脾、肺、肾、上、下）和病性（风、 热、火、湿、寒）两方面。病位肝、心、脾、肺、肾是依从五行学说的五脏，病位上、下者，一般指上焦、下焦而言；病性（兼属病因）也从属五行，是知病位和病性皆象思维产物。

在古汉语中，“……者，……也”式判断句似有给概念下定义的意味。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诠释了阴阳的多重属性。不过，要想明确阴阳的真实属性，必先明确诸如“道”“纲纪”“父母”“本始”“府”的含义，进而明确“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和“神明之府”各自意蕴。显然，经文没有按照给概念下定义的方式精准定义阴阳，而是给出多种“象”属性，让人们领悟阴阳意蕴的广博与深邃。由此可见，古今注疏《黄帝内经》者，均悟性揭示阴阳的多种属性。包括中医经典中五行、藏象、脏腑、气血、病因、病机等，均无一例外地借助这种方 式面向读者。中医学没有概念，是由思维的阶段性、事物认识的层次性、语境的意象性等共同决定的。客观地说，《中基》所称的中医“概念”，均是多义词，当以“术语”相称。镶嵌在象思维语境中的术语，其意蕴具有意象拓展的广延性、见仁见智的多样性、耐人寻味的深邃性，同时具有无约无束的不确定性，形成与逻辑思维语境下的概念迥然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中基》将中医学术语视为概念，便将基于术语的象思维与基于概念的逻辑思维混同。当试图用给概念下定义的方式确定术语的语义时，必然导致偷换概念和命题等逻辑问题。中医学在潜移默化中变异，与古朴的中医学渐行渐远。

2. 移植现代医学和科学概念导致的学术问题

在移植现代医学和科学概念中，引用最多且最具代表性的是生理、病理概念。不完全统计[9]，全书使用“生理”至少376次，“病理”264次。散见于目录、绪论、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经络、病因与发病、病机、防治原则各章节，生理、病理概念分别使用10/1、29/27、38/20、144/48、48/15、13/7、7/15、80/125、7/6次，尤以“藏象”和“病机”两个章节使用最多，足见《中基》乃至整个中医学对“生理”和“病理”广泛依赖的程度。

尽管《中基》并未交代大量移植生理、病理概念的意图，分析高频使用生理、病理的章节，不难发现使用的基本动机。就生理而言，“藏象”章节以小标题明确“心的主要生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心主神明”；“肺的主要生理功能”为肺“主气、司呼吸”“主宣发和肃降”和“通调水道”等，所有正常状态中医藏象、脏腑关系的象思维表述，均称“生理功能”。另在“阴阳五行”和“气血津液”两个章节有阴阳“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五行“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以及“气的生理功能”“血的生理功能”；“经络”一章则有“经络的生理功能”，诸如此类，关于人体正常状态的分类诠释，一概以生理或生理功能相称。同为“生理”，中西医学迥然有别。

就病理而言，《中基》阐明病机时指出：“病邪作用于人体，机体的正气必然奋起抗邪，而形成正邪相争，破坏了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或使脏腑、经络的功能失调，或使气血功能紊乱，从而产生全身或局部的多种多样的病理变化”[1]106。原来病机即病理变化，简称病理。关于邪正盛衰，实“主要指邪气亢盛，是以邪气盛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反映”；虚“主要指正气不足，是以正气虚损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反映”[1]106。阴阳失调“是指机体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导致机体的阴阳消长失去相对的平衡，从而形成阴阳偏胜、偏衰，或阴不制阳、阳不制阴的病理状态”[1]106。 另如气血失常，或气虚，或气机失调，或血虚、血瘀、血热、气滞血瘀、气不摄血、气血两虚等，皆为病理状态，津液亦是如此。内生“五邪”则是“由于气血 津液和脏腑等生理功能的异常，而产生的类似风、寒、湿、燥、火六淫外邪致病的病理现象”[1]115。而风气内动、寒从中生、湿浊内生、津伤化燥、火热内生皆属病理状态或病理产物，经络病机“是指致病因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经络系统而引起的病理变化”[1]118。脏腑病机是“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产生失调的内在机理”[1]119。所谓心阳、心气的失调，肺、脾、肝、肾的阴阳、气血失调，六腑功能失调，一概视为病理、病理表现、病理变化或病理机制。亦即，凡属人体疾病状态下确认的病因、病机或证，均称病理或病理现象等。同属“病理”，中西医学截然不同。

事实说明，《中基》大量移植的仅是生理、病理的躯壳——两个语词，未能一并移植西医学两个核心概念的原本内涵，而是用人体正常和异常状态下《黄帝内经》所作的象思维表述予以填充。坦率地说，《中基》移植西医学生理、病理概念时，着实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9]。引用其他现代医学和科学概念的问题皆属此类，兹不赘述。

《中基》移植现代概念之缘起

《中基》大量移植现代概念，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已是不争之事实。在惊人移植背后，一定会有基于当时历史条件的无奈和必然。

1. 西医学的输入、对峙与汇通

明末清初，伴随西学东渐，西医学由一些西方传教士传入我国，成为与中医学对峙的重大学术参比系统。鸦片战争后中西医学论争加剧，之后甚至曾采取歧视中医政策，使中西医学矛盾逐渐尖锐化、复杂化。与此同时，中西医学比较、渗透与汇通相继展开，呈现废止中医派、坚守中医派、中西医汇通派鼎足之势。 后者倡导“中体西用”，在其著作中必然对两种医学术语和概念进行比较和对译，寻找异中有同的切入点和融合点，故而脏腑及其属性便成为关注和讨论的重心，营造出两种医学术语和概念比较切磋、渗透融合的氛围。

最具代表性的是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王清任认为：“因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强调“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足见其对众医书“脏腑错误”所致“病本先失”痛心疾首，爰不顾封建礼教，亲去义冢、刑场解剖尸体，观察记录，订正古医籍中对脏腑形态和解剖部位认识上的诸多谬误，力主修改脏腑解剖之误。因其触犯经典，清代医家陆懋修等骂其“狂人”“邪徒”；今人傅景华指责《医林改错》“大量引入西医概念和理论解释中医。自王清任以来，力主‘改错’，率先易辙”[10]。不过，赵洪钧却大加赞赏，认为王清任重视人体解剖，“最大贡献在于冲出了传统的中医学术的哲学基础，指出中医学术欲求飞跃必须来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11]。可谓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争论聚焦在中医脏腑属性和西医概念理论的引入，即要不要用解剖学脏器替换和纠正中医学同名脏腑在部位和形态方面的问题。

此间由两种医学术语和概念的比较和对译，悄然过渡到西医概念的引入和移植。如果确定这一学术事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非王清任及其《医林改错》莫属。唐容川《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和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接踵其后，皆以西医学解剖、生理和病理阐述中医经典和临床经验，两种医学基本术语和概念的串讲、替换和移植，已是普遍存在的学术现象。由于中西医汇通派代表人物均有较高中医药治疗水平，故其学术观点并未遭受抨击，且影响不断扩大。

建国初期，中西医学术语和概念的互换和移植已成常态。诸如《中医生理学研究》[12]、《中医病理学纲要》[13]、《阴阳学说是中医病理学的基础》[14]、《五行学说在中医病理学方面应用的广泛性》[15]、《表里、寒热、虚实（中医病理学概要之三）》[16]等系列文章见诸期刊。用西医学概念表征中医学术语，或直接移植西医学概念，不再是中西医结合派的惯用手法，坚守中医派（如李聪甫、欧阳锜等）欣然接受了这种表述方式，此间学术环境已经发生了不易察觉的本质变化。

2. 早期中医教材对西医概念的认可与吸纳

早期中西医汇通派的著述和其后发表的文章，大量移植西医学概念，均属个人行为，并未形成主导性学术氛围。然统编中医教材的撰写，彻底改变了这一态势。破解中医教材移植现代概念之缘起，仅据五版《中基》考察分析是不够的。《中基》原称《内经释义》，由“中医基础理论”和“医经选读”两部分组成。1964年北京中医学院主编试用二版教材《内经释义》[17]（以下简称《释义》），充实、完善了一版教材，颇受青睐。借以可全面了解《中基》早期吸纳西医学概念的细节。

从目录可知，此书首章一节中“自然变化对人体生理的影响”，移植了“生理”概念；第四章三节直称“病理”，包括脏腑病理、六气病理和经络病理，用“病理”替换病机。中医理论“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用以认识和概括说明人体一切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的理论”[17]4，也移植了生理和病理概念。不仅如此，第二章藏象直称：“藏象是研究人体脏腑生理、病理变化及其朴素关系的学说”[17]14，五脏六腑的正常象属性，如心为君主之官而主神明，肝为将军之官而出谋虑等，皆属“脏腑生理学”[17]14。而“五脏病理，主要是探讨心、肝、脾、肺、肾的病理机转，相互关系，及其与精神形态、孔窍等的病理联系”[17]63，即所谓“脏腑病理学”[17]14。至于六气病理，即风气内动、寒从内生、湿邪停滞、津伤化燥、火热内扰[17]67-69之类；经络病理（十二经病理、奇经八脉病理）则为经气虚实、经气厥逆[17]70-74之属。足以说明，《释义》全面接受了中西医汇通派的观点，忠实移植了西医学生理和病理概念。

关于中医脏腑（包括奇恒之腑）属性，《释义》明确“是构成人体的三种不同的组织结构”[17]14。故行文中脏腑和脏器组织常交替使用，中医脏腑在解剖与非解剖属性间频繁切换。且多半从物质、组织、结构和脏器的角度加以论述，实际认同了中医脏腑的解剖属性。与王清任纠正中医经典脏腑形态和部位错误的做法，如出一辙。

3. 早期中医教材对现代哲学概念的移植

客观地说，现代哲学概念的运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释义》确认“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都有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又互相转化”[17]4，其中，对中医学“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定位未做任何说明。而“物质”性自然是“朴素唯物论”必须坚持的，故有“阴是阳的物质基础”[17]6；精既“是生命的基本物质”[17]20，又“是构成人体与营养人体的物质”[17]30；血乃“食物的精华，通过气化而造成的一种赤色物质”[17]30；气是“流通着的微小难见物质”等表述，与象思维的非现成性、非对象性、非物质性明显不符。所谓“自然界事物的变化，都具有阴阳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17]4，以及“阴阳不但是相互对立、相互制约，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相互转化的。它们之间是相反相成，对立而又统一的”[17]6等，进而以对立统一规律定义阴阳的哲学属性。

《释义》论述五行学说时提出“整体观念”。认为古代医家运用五行学说把握“人体内脏的活动 功能和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人体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因而对人体的认识，构成了统一的整体观念”[17]9。藏象一章强调“藏象是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说明这种整体概念的”“藏象学说也和中医其他理论学说一样，贯彻了整体论的观点”[17]36。此外，与整体观念相关的，《释义》尚有“内在整体”“局部与整体”“整体生命活动”“整体”“统一整体观点”等表述。尽管《释义》尚未正式将整体观念作为中医学两大特色之一，但已为后续正式推出做足了铺垫。由此可知，中医的整体观念，是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建立起来的。

对中医术语，《释义》直称概念。如“阴阳的基本概念”“阴阳的概念”“五行的基本概念”“气的概念”“表与里，具有内外相对的概念”“标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等。因为在象思维的语境下，不存在逻辑概念思维，故而中医学中阴阳、五行、气、表里和标本等，均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概念。

事实说明，以现代概念的引入和移植为标志，《释义》编撰伊始便接受了西医学和现代哲学概念 的渗透和影响。《释义》本质上是一个中西医混搭、学术语境混杂、基本变味的中医学赝品。包括五版在内的后续各版本《中基》，只不过不断充实了现代概念的范围和数量而已。早期《释义》和五版《中基》编撰者均为知名中医专家，而大量移植现代概念的中医教材恰好出自他们之手，这究竟是为什么？

可以想象，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医院校的相继建立，急需推出高水平、规范、实用的系列中医教材。其中，编写《中基》无疑是重中之重。《释义》编写者均有中医被歧视、被排挤、被打压的亲身经历，对废止中医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们均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旨在改变师带徒、口传身授培养人才的经验模式，开创性编写出中医理论体系完整、特点显明易懂，同时具有时代气息和水平的教材，以崭新的面貌展示给学术界。因而，移植西医学中当时并不反感且有助于阐明中医术语和理论的核心概念；吸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从哲学高度烘托中医学的理论架构，便成为人们努力践行的指导思想。然而，此间编写者尚不可能从象思维和逻辑概念思维的层面认识传统中医学与西医学、现代哲学以及现代科学的本质差异，自然不可能预见现代概念移植最终给中医学继承与发展带来的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

《中基》移植现代概念的负面影响

1. 移植现代概念已是中医药教材共性问题

不言而喻，《中基》乃所有中医基础和临床教材之基。包括《中药学》《方剂学》和临床各科教材，在理论上唯《中基》是瞻，保持中医理论的连贯性、一致性，本来无可厚非。不过，《中基》大量移植现代概念，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并迅速扩散到其他教材之中，呈现出中医教材系统性、结构性被异化的局面。时至今日，大量移植现代概念，并非《中基》的孤立现象。《释义》《中基》开头在先，其他教材紧随其后，早已成为中医统编教材的共性问题。

2. 移植现代概念年深日久，影响根深蒂固

从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释义》到后续《中基》，至今近七十个年头。在尚未理解和建立象思维模式背景下，此后培养的历届中医本科生、研究生，只能接受移植现代概念的中医教材的全面灌输和影响。人们的思维定势早已确立，认知结构业已固化。各中医院校曾为中西医课程设置“六四开”或“七三开”大伤脑筋，认为中西医课程比重设置，直接关系能否牢固建立中医学主导思想。其实问题并非如此，《中基》等教材大量移植现代概念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医学本身，中医学主体地位已因教材编写者善意改造而丧失。用此类教材灌输了数十年，影响已经根深蒂固。

3. 对中医临床、理论和科研的全面误导

学习大量移植现代概念的《中基》，其弊端必然在实际应用中充分显现。临床方面，依托中医疾病（如咳嗽、泄泻、痞满等）和西医疾病辨证的双轨制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双轨制辨证缺乏两者并存的逻辑必然性[18]；基于西医疾病辨证严重失范，进而导致辨证论治经验碎片化；在辨证失范情况下进行无法实现的 微观辨证；证或证候作为疗效评价指标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等。理论方面，把中医术语视为概念，将中医脏腑与西医脏器混同；混淆病因、病机、病理、证和证候的界限，另抛出“证素”加重了这种混乱。科研方面，在缺乏统一客观辨证标准情况下，制造证或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揭示所谓证本质（包括证的组学研究）等。这些问题看似不同，其实互有关联，与中医教材移植现代概念导致中医理论严重异化直接相关。

4. 中医药理论研究成果黯然失色

近年来，受资助的中医药课题越来越多，资助力度不断加大。但立题基于移植现代概念的中医教材，基本背离了原汁原味的中医经典，故而从立题依据、研究假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等，大多偏离传统意蕴，研究结果未能回答中医理论问题。值得称道的标志性成果廖廖无几，理论研究没有任何进展和突破，“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研究尴尬收场[19]。最负盛名的青蒿素研究在成果归属上争议较大，关键在于，青蒿素是从《肘后备急方》经验事实中获取灵感，调整提取方法，改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而获得的。客观地说，它并非基于中医药理论引申、拓展研究而来的科研成果。

5. 学术语境颠覆性改变

尽管中医界认同《素问·示从容论》所称“援物比类”，即“象思维”的思维方式，但有关象思维的内涵和特点，象思维的思维模式，中医象思维的具体表现形式，形下与形上象思维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在象思维语境下分析、判断和表述，以及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的本质区别和关系等，基本上是陌生的。教材编写者尚且如此，从学者更不足为奇。在此背景下，《中基》大量移植现代概念，使以象思维为根基的中医学术语境严重异化，中医教材中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混杂，偷换概念和命题频仍。影响了广大学习中医者的基本判断能力。针对用逻辑概念思维诠释中国传统经典，王树人[20]严肃指出：“完全用逻辑概念思维，首先领会中国传统经典就大成问题，更不用说对其正确诠释和研究了。现在有些中国学者的研究，由于只有逻辑概念思维视野，走进中国传统经典，已经变得困难。有些所谓研究，由于只有单一逻辑概念思维视野，甚至不能不陷入对文本作外在的肢解”。中医教材的根本问题正在于斯。尤为严重的是，导致这一局面并非 “有些中国学者”，而是部分掌握学术话语权的中医专家群体；是以《中基》为代表的现代中医学语境颠覆性改变，以及重塑象思维语境的积重难返。

小  结

本文从统编《中基》教材的考察分析，引出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现可确认，当前中医药研究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以中止逻辑概念思维为原则的《中基》和相关中医教材的全面修订和基于中医经典象思维语境的重新建构。实现了这一步，才能向人们介绍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医学，并在统一认识基础上聚精会神探讨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汇通的思路与方法，进而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铺平道路。这是摆脱中医药继承与发展举步维艰局面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