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我小时候回乡，父亲多次带我到附近塆子里出诊，看病虽然得不到什么报酬，吃个饭打打牙祭，也是很美妙的事情。他的中医是回乡劳动改造时自学的，因为文革前家里还有几本中医书。俗话说，“秀才学医，笼里捉鸡”，他记忆力好，能够背诵《伤寒论》及其他典籍，还经常与一位马坪的杨姓老中医切磋技艺，有时候还能够占点上风。
那时候，看病多是放工以后的事情，常常要乘着夜色往回赶。有时候，我已经睡意蒙蒙，他干脆把我扛在肩上。到病人家里的时候，乡里乡亲的老远都喊他“聂先生”，尊敬之心溢于言表，连我这个小孩子都感到温馨。再后来，“聂先生”这个称呼家喻户晓。老家的读书人本来不多，而读过书的似乎也“鲤鱼跳龙门”到城里去了，只有他才能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文革之前，大家阶级斗争的“弦”并不是绷的太紧，乡下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那时候的农村，农民基本上都绑在土地上，手艺人如理发师、木匠、油漆匠泥工都很少。他那时候非常羡慕一位何姓的木匠。他们年龄相仿，但人家38岁就抱了孙子，守那一片山地，做那一方手艺，多子多孙，几世同堂，平平静静地过日子。父亲没有回来前，我和妹妹就见过木匠大儿子的婚礼，吹吹打打的，一顶花轿里走下一位头顶大红布的新娘子，着实让我们开了眼界。
父亲是个聪明人，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他也整了一套木匠工具，不久就可以帮自己或乡邻做个板凳、桌子、木盆、木桶什么的。1971年我初中毕业在家，他出工之余帮我打了一张很漂亮的婚床，还雕刻着喜鹊占枝的图案（父亲在省教育学院进修的专业是美术，他的画画的很好。小妹妹学识字的卡片都是他画的，一边是工整的楷书，一边是形象的图案，他都能信手拈来）。虽然最终我没有用上那张婚床，但隔壁家的小姐姐好想嫁过来，而且还是贫下中农子女，让人心里喜滋滋的。后来，我的同学帮忙，他还为农机厂做了不少罗圈，这个有一定技术含量，收获也不错，确实为补贴家用做了贡献。大表姐说，她出嫁的两口大箱子和两把小椅子也是父亲打的，用了很久很久。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理发手艺。开始，他対着镜子跟自己剃头，有的地方剃不到让我帮忙。我拿着剃头刀不知如何下手，一不小心就划了一道口子，他骂我笨，接着我又接连划了几道口子，弄得他满头是血。此后，他再也不让我帮忙了，后来一二十年都是自己跟自己剃头，左右开弓，剃得光溜溜的一毛不剩。
父亲还做过泥工。1965年，他把老家塌了房子的木料一点点搬到马坪，跟居委会申请，搭在别人家的山头上盖了一间“披水房”。从1965年到1976年，这间“披水房”可帮我们家解决了大问题。奶奶、爷爷两位老人都在那里“送终”，而奶奶“中风”不起一年多，都是姑姑在那里照应的。我大了以后，离开了卫生所母亲的一间房子，也都住在那里，直到1972年和大妹妹一起到广水水泥制品厂当工人，过年也回到那里。
关于那间“泼水屋”，大表姐提供了素材：“舅舅回家后，大家就商量在马坪安家，我母亲利用关系找到晏家和邓家搞了点地基准备着手做房子，没钱、没材料舅舅又回老家拆房子，屋梁、檀条和瓦都是从聂湾上船运到洪桥，几家人出力能挑的就挑，我父亲请了3天假用板車拉我在后推终于将材料运到地基上，做了个能居住的泼水屋以此安身，从此你也成了名符其实的‘马坪少年’”。
1978年父亲平反之前，他一直在做油漆匠。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农村，到我们上班的镇子上，和别人一起承包了一些工程，勤勤恳恳地为家庭贡献力量。
看来，一个人的“可塑性”十分巨大。社会变革，劳动改造能够调动人的很多潜力，尽管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命运的捉弄。
[23] 从马坪到聂店，有20多里山路，徐家河水库修好之后，更是弯弯转转，曲曲折折。这条回乡之路一共走过多少次，我也记不清楚，起码有20次吧。最早是爷爷、奶奶、姑姑、姑妈、妈妈带着一起走，后来父亲离开赵李桥回乡劳动，我就一直跟他走，直到1968年搬离。
1959年秋，我第一次回乡也第一次看到了金灿灿的粟米，长长的米穗弯弯地下垂，一派丰收的景象。而且，当晚就吃到了粟米粥，把我的肚子撑得像个大西瓜。晚上，在那个农家的院子里，刚会数100个数的我跟大人们炫耀，他们越表扬，我的劲头越大，数了一遍又一遍。
那时候，我们家与另外两家朱姓的兄弟俩合住一个院子。哪些房子最先是分家前太爷爷盖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门楼，门楼上面可以堆放柴草，一条连廊通向后面的正屋。连廊两边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大蓬栀子花，花开的季节香味扑鼻。我们会摘下几朵插在瓶中，屋子里也弥漫着香气。
屋子前面是“畈上”，一片宽阔的田地尽收眼底，田地下面就是徐家河。我们有时候陪奶奶一起去地里摘菜，回来后帮忙做些家务。父亲回来后，我每个寒暑假都回到乡下，妹妹去的次数不多。最早的时候，父亲用两个箩筐把我们挑着，我不好意思地下来，但妹妹却赖在里面。父亲十分情愿，他似乎在弥补那些年没有尽到的责任，以及眼前不能让我们过得更好的愧疚。
每次临近“塆子”的时候，父亲总要叮嘱见人要“叫”，我却总是把头一低，始终叫不出口。父亲说我是“裤子包的”，似乎责怪也没有用。不过，过年的时候我应该是叫过人的，他带我去附近塆子里拜年，是男孩子才有的特权。妹妹和表妹只能待着家里烤火，也就是火盆上架几块木柴、树坨子，满屋子都是烟气。到下塆大约两三里路的样子，但收获满满：每个口袋都装满了花生、蚕豆、瓜子，还有染红了壳的熟鸡蛋。两个妹妹羡慕的要命。
父亲是个故事大王，常常在傍晚的时候开讲，朱家的和塆子里的孩子们都凑了过来，院子里仿佛成了说书场。但忽然有一天，不堪历史风雨的老房子（我们住的三间）突然塌了，万幸的是父亲刚从屋里出来，后面就轰隆一声。此后，水库的水也渐渐涨起来了，父亲在“大堰”旁的一口水井边搭了一个棚子，再后来就一点点把家安置大家搬迁的村子里。
从1962年寒假开始，到1966年寒假结束，我回老家过了9个寒暑假。有一次与仇非同行，他看望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叔叔们。他们家在聂店街上，离我们家有两三里地，我去过一次，那时候的集市还是像模像样的。
回老家的假期里，头两年还有玩伴，后来他们也出工挣工分了，我孤零零的好不寂寞，想家的情绪越来越严重。毕竟因为我有两个“家”，马坪的家更是我的家。当然，还有夏天的臭虫、蚊子，往往用扇子和“六六粉”也不能解决问题。父亲的做饭水平也很低，从而养成了我至今从不挑食的习惯。
这篇为什么叫“故乡的路”？实际上，随父亲走在乡村的路上，一直是我非常快乐的时光，无论是前往还是返回。父亲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一边走，一边讲；我一边听，一边走，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风云之中，是课堂上没获得过的享受。甚至，有时候还产生了想在历史上“画一笔”的朦胧冲动。
[24] 寒暑假是我学习快速进步的一个时间段。除了完成学校的假期作业外，父亲还给我布置了课外作业，有点像现在的家教。比如，每天一篇日记，还有抄写一些自然、生理的读物（如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科普文章，至今记忆犹新）。我每个假期都带回一本日记，往往是父亲头一天晚上给我讲一个故事，或帮我构思一个选题（可能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有可能是为一篇精彩的古文写读后感）。
记得三年级暑假的一天晚上，我们在有些泥泞的池塘里洗完澡，回到家门口的露天板床上。他指着天上的银河和两边最明亮的两颗星星，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第二天中午，他将我近一千多字的日记改了一遍，我下午抄写在日记本上。“牛郎织女的故事”是我那时候最长的一篇日记，还有二年级写的“我家的小鸭”，一些充满童稚的语言，他夸了又夸，甚至还念给邻里的大人小孩听。所有的日记都是这样的模式：上午写在草稿纸（各种废旧纸张）上，他中午放工时帮我修改，我午觉起来誊写在日记本中。
在父亲面前，我是个听话的孩子，绝大多数时间都能够完成他布置的作业，还常常得到他的表扬。他有一次实在高兴，还把我的日记读给歇凉的农民叔叔听。不过，也有和小伙伴下棋或玩高了的时候，没有完成作业，父亲还是进行了严格教育。
督促我的学习，可能也是他人生低谷的一种自我平衡，一种隐隐的期望。没想成，他在几个暑假所培养的习惯，伴随了我的终生。我在新浪博客（2006年开启，后来被封）、科学网博客（2010年开始）名称是“思想散步”，以“前三十年写日记，后三十年写博客”作为首页题词。这里的前三十年，指的是上大学以后，共记60多本。实际上，即使1971年的“日记事件”（见后）发生后，我也没有完全停下来。在工厂当工人时，父亲每次到广水看我，也是抱着我的日记本了解情况。虽然多是豪言壮语，但也许多时候流露了自己的悲观情绪。记得关于“夜班”的诗歌，我就写了六七次，每次的心境各不相同（可惜现在已不知所踪）。
[25]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些在反胡风、反右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整人者，也先后变成了被人整的人。父亲还没有从某种幸灾乐祸中回过神来，自己也被戴上高帽子游了乡。昔日的“聂先生”，又回到了“牛鬼蛇神”的怀抱，而且运动起来就没有个完。有一次，父亲上街用瓶子打了二两酒，回来的路上碰到熟人问他，他说瓶子里装的是煤油。我很奇怪：为什么撒谎？但只是闷在心里。还有一次，大队干部竟然审问起我这个小“牛鬼蛇神”起来。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父亲深感痛心，于是在1968年毅然决然地搬离家乡到西聂家湖的余店村投亲靠友。带我们搬家的那艘木船，沿着水库的上游来到下游，父亲有了一个新的家，也离我们读书马坪镇近了很多，只有六七里地。
但是，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行中。1968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父亲被揪斗，母亲在学习班反省，爷爷因为一场感冒离开了让他惊心动魄的世界。抄家、抓人，游街此起彼落，经常回来的父亲把斗争的风险也带到了我们在镇子上的家。
在整理和校对《沧海拾零》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通读父亲的遗墨，仿佛他坐在我的面前，娓娓地讲述一个又一个亲切而又熟悉的故事，就象小时侯在乡下的小路上，在冬夜无灯的房间里，在夏夜门前的板床上，他肚子里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而且我能够清楚地分辨不少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并回到那个山重水复的乡下老家。当然，这些书稿还十分粗糙，没有经过精雕细凿，也缺乏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以及高屋建瓴式的批判和发人深省的思考，但那里面有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故事，以及熟悉的环境，因而也就有了与我们血肉相关的联系。遗憾的是，他酝酿了半生的自传体小说，已经写出了不少章节，最后却没能在他的遗物中找到。汇聚在这本集子里的不少是应世之作，甚至缺乏相应的生活体验。他的真正的深思熟虑的东西，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相关思索，因为余悸在心，他始终没能突破自我，而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
[26] 2016年，我拉起了一个《马坪少年》的同学群，没几天收到庆桂姐转来她小哥毛矛的微信：
我文革末期看了很多书，颇有点酒顾八极，俗物多茫茫的意气风发。当时疑似查一个反革命组织案，审查了不少人，其中包括黄诗国、周捍东、聂耀先等，这才对聂有所耳闻。后来知道聂是家乡最有才气享有盛誉的文化人，而他住在张家堰边，与我家相邻。我不避嫌疑，登门拜访，竟一见如故，言谈甚为投机，遂结为忘年交。聂1950年代初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一些小说，拟参加亚非青年作家会议，作品被指为有自然主义描写倾向，受到争议。1955年指为胡风分子，1957年划为右派，劳改4年，饱经沧桑。其子便是聂广，年少时颇有才气。聂广母亲是护士，待人友好亲和，我对他们一家一直铭心难忘。
毛矛说的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我们又遭到了抄家，父亲被带走了，在镇上关了几个月，我每天都要送饭。这次才从毛矛那里知道涉及“反革命组织案”，没想到却受到他的青睐，可能是惺惺相惜吧。记得父亲放出来以后，毛矛就隔三差五到我们家，他们相谈甚欢。父亲对毛矛的才气也非常肯定。他曾经告诉我，一次谈到《三国演义》，父亲讲到其中的某些片段。过了一天，他竟把“舌战群儒”大段大段地倒背如流，故事也渲染的栩栩如生。那段时间，他过两天来，甚至一章一章地背诵，有过目不忘之功。
随后，我们也成了伙伴。1971上半年，我初中毕业不能被推荐上高中，大家都无所事事，那段时间他、王旭东和我三个人很火热。他下闭目棋，我掌棋，王对弈，常常一下就是半天。据说他曾经一对四，即同时与四个人对垒，还常常占上风。一次在他家，我们三个人睡一个床，他讲故事我们听，不知不觉地过了半夜。他母亲一觉醒来发觉我们这个屋子里还有灯光，“死杂种，这么晚还叽叽咕咕的。”但我们意犹未尽，三个蒙在一床被子里面又讲了很久。
1974年，下放五年多的毛矛终于迎来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被推荐到武汉大学中文系。记得1976年春，我和厂里两个小伙伴弄了几张火车“免票”到武汉游玩，专门去拜访“武大”和“武师”，可惜没有联系方式，既没有见到毛矛也没有见到武师中文系的张林川（1973年被武师招生的看中，曾经的“红旗总部”成员），只有带着羡慕和依依不舍离开校园。
[27] 1970年春，我们家又被搜查。尽管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因为我的一篇日记成为全家人最大的虚惊。
那个晚上，全家都已经熟睡，突然“咚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门一打开，父亲就被人带走，母亲、姑姑、妹妹和我被赶到一旁，其他四五个红卫兵就在家里大动干戈地翻腾起来。日记本就在堂屋的桌子旁边，我不时盯它看上几眼，心里像打鼓似的忐忑不安，终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和我其他的作业本一起被收走。
折腾了一番，大家谁也睡不着了，我悄悄地告诉妈妈：“他们拿走了我的日记本。”“里面写了什么？”妈妈着急地问。
“就是前天父亲讲过老子的‘大盗盗国，小盗盗钩。盗国者侯，盗钩者诛。’我写了一点感想，把它看成是励志的故事。”“完了，你这孩子惹祸了......”妈妈急得说不下去。姑姑接着说：“你也不机灵一点，知道有问题，就该想办法拿走的。”我的确想过，但就是没有敢。
第二天一早，居委会来人通知我们给父亲送饭。父亲关在公社的一间杂房子里，好像有四五个人，都是几个识字的四类分子（其他人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要他们交待什么问题。没想到一关就是两个多月，我送了两个多月的饭，也等待着更大的祸事而度日如年。
后来，天气热起来了，父亲的屁股长了一个疮，我每天还要帮他换药。慢慢地，头脑里紧绷的弦渐渐松弛了，一直到父亲被放回来，等待着的祸事却没有如期而至，大家都很奇怪。
又过了半年，父亲在街上碰到他的一个学生，是当时车站中学的校长熊本运。学生悄悄地告诉他，他去检查搜家的书本时，看到了我的日记本，大吃一惊后悄悄地将它毁掉。原来，我们一家人的天大灾难被他无形中化解，父亲当然是感恩不尽。
我想，如果红卫兵看到那篇日记，再加上上纲上线的剖析，真不知道会给父亲带来多大的麻烦，甚至有性命之忧。幸亏，所谓组建反革命组织没有查找到一点线索，父亲的关押也就不了了之。不过，父亲确实对那种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看不到前途的日子丧失过信心。那次的关押过程中，他在角落里见到一包补鞋的小钉子，就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奇怪的是竟然一颗一颗地都排了出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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