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理解某个东西，首先要学会如何衡量它。”

——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

如何使用数据分析和衡量历史，这是俄裔美国学者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所提出的“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的主要目的。传统历史学家也会用数据去分析，然而这些数据大多是归纳性质的，目的在于说明学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主旨，而非通过数据去研究动因和历史的长期趋势。当然，经济史学家也会使用长时段的数据分析，但也局限于经济波动和周期，对于有人类以来的宏观历史，极少触及。图尔钦所建立的是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用来研究长时段的历史趋势，甚至其野心还在于“预测”历史走向。

这种方法和进路听起来都会让历史和人文学科学者感到不舒服，更别说是接受了，但在对其厌恶和鄙夷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历史动力学的基础，总不至于使自己变得固步自封，或者成为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坚决捍卫托勒密的死忠保守分子。

我将图尔钦的历史思想来源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演化生物学（多层次选择理论）

图尔钦的本专业是生物学，而并非数学，数学只是使得思想精确的方式，所以他的思想底色仍然是演化生物学。提起演化生物学，通常有两种偏见，一种就是被斯宾塞所误导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这句话的常见表达，事实上这种观念早已经被学界所唾弃，不仅是因为它成为了希特勒种族灭绝的理论武器，而是其根本不是生物学。这点已经被很多学者所批评，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个常被误解的是被理查德·道金斯所普及了的“自私的基因”，这个1970年代提出来的观念，至今仍然广受推崇，不仅仅是因为他正好与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脉相通，也是因为具备了很大的解释效力。道金斯的观念来自于汉密尔顿和特里弗斯，后来又进一步融入了博弈论，从而变得广为人知并极具误导性。总结来说，这一脉的演化生物学叫做个体（基因）选择说，着重在于用基因解释生物和社会现象，例如蚂蚁社会中不具有繁殖能力的工蚁能够演化出来，是因为蚁后所生的孩子与这些工蚁们具备3/4的血缘关系，自然要超过了子女的1/2血缘关系。这叫做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另一个核心思想是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大意是说你帮助了我，为了是以后我能够帮助你，由特里弗斯提出后，又得到了博弈论中的“以牙还牙”策略的支持。

使用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来解释历史和政治史的学者中，弗朗西斯·福山是最为知名的一个，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上下册）中，福山把其思想就建立在这两个根基上。

他认为，官僚制或者说科层制治理方式，是社会主动放弃了基于亲属关系和互惠利他的天然倾向，是社会和政治治理的进步体现，因此他特别强调中国自秦以来所建立的官僚体制。这个早熟的政治体制，在其他社会却发展缓慢，例如英国和美国到了19世纪还是依附式治理，也就是说谁上位了，就把给自己投票、支持自己的人安排进政府部门，只有普鲁士在19世纪才建立了中国式的官僚体制。但中国历史缺乏对皇权的制约，这一点在西方、中东和印度地区却迥然不同，宗教的理论是对权利的掣肘。

能够主动将生物学理论引入到历史和政治分析中来，福山显示了很大的勇气和很高的学术视野。然而，对历史有了解却对演化生物学知之不多，所以才会掉入到了道金斯一派的陷阱里，使得其历史理论建立的基础不够扎实。

与道金斯一派针锋相对的是基于群体选择说发展起来的演化生物学观点，现在更多地被称之为多层次选择理论（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与之密切联系的也被称为文化演化理论或者基因-文化双重遗传理论（Dual inheritance theory，简称DIT）。这一派是与道金斯同时期的E.O.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来（早期群体遗传学被威廉姆斯批评之后就被抛弃了），随后威尔逊又写了《论人性》和《基因、心智与文化》等书，都在大力宣扬群体选择说。大卫·斯隆·威尔逊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他将此应用于道德、利他和宗教等分析，拓展了多层次选择理论的视野。

另一方面，将文化引入演化生物学，并结合多层次选择理论的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生态学家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更是极具影响力。当然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将基因分析引入历史和史前史，更是启迪了无数分子人类学家。

然而，演化生物学的多层次选择研究者介入到历史时，大多还是集中于考察早期智人和人类的迁徙，采集狩猎社会的基本状况，像是约瑟夫·亨利奇的《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蓝图》，或是关注于具体的专题，如大卫·斯隆·威尔逊的《达尔文的大教堂》，也有像是罗伯特·赖特《非零和时代》那样的少量作品，但基本上对于农业之后国家和帝国出现后的历史，都较少涉及。或许是因为这些学者本身大都来自于生物学和人类学（以及分子人类学）出身，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有太过于丰富，历史解释又十分众多，对其进行一一辨析与批评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能力。

图尔钦则正是试图跨越这个障碍，他让演化生物学（多层次选择理论）进入到了历史的语料库中，使用跨历史和跨区域的历史文献和丰富数据，让该理论不再仅仅是解释原始社会、部落群体，而是分析帝国的兴衰成败，以及为何让历史呈现如此趋势的动力。他与大卫·斯隆·威尔逊等人合作，建立了塞莎特全球历史数据库（Seshat Global History Databank），目的就是用数据来检验和证伪各种历史理论和假说。

二、文化演化理论（双遗传理论）

基于个体（基因）的演化理论，得出的是自私、理性的人，因此人类行为就可以建立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最典型的是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人假说”，人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特征也是理性行事，历史学中的代表是韦伯所提倡的理性精神。

事实并不与此相符，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已经推翻了理性人假说，但这个学说在政治学和历史研究都仍然盛行。生物学和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界日渐达成了共识，普遍认为合作才是智人得以成功占领地球，并在生态利基中居于顶端的主要原因。在面临群体竞争压力下，人人为己，不战而逃的部落很容易就被团结一致、奋勇杀敌的部落所消灭。

群体选择理论与文化演化理论并非是否认基因是自私的，而是认为选择和竞争可以在多个层次上进行，在群体内部或许自私者会将合作者驱逐，然而面临到群体竞争时，不合作的群体更加容易被淘汰。而自私基因的信奉者也并非认为人类的合作没有出现，而是认为是在人人为我的情况下，合作的策略有利于自己而已，可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进而得到更多的好处。合作只是自私的“副产品”，正如亚当·斯密认为人人为我可以出现公利一样，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悲观的。

图尔钦在《超级社会》中批评道，“‘自私基因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科学理论，因为它让人类的道德变成了进化的偶然性事件。不像多层选择，这种论断并不会产生我们能够用经验来验证的理论预测。”更重要的是，一个群体中自私者如果增多，就会破坏群体之间的合作，从而瓦解了群体，这往往是帝国/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将文化纳入到生物学理论中，形成了文化演化或双重遗传理论，原因在于遗传（基因）的变异非常缓慢，自然选择发生的时间很长（也有少数的反例是工业污染严重时期英格兰飞蛾颜色的变化），但自从人类出现文化之后，就能够在较短时间范围内进行普及和传播，例如弓箭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这些都突破了基因的限制。同时，文化的演化还能够影响到基因，例如烹饪，理查德·兰厄姆在《生火：烹饪如何使我们变成人类》一书中就认为，从吃生食到熟食的转变是的我们的消化器官萎缩，咀嚼齿边小，大脑得以增大等等。更为著名的例子是，人类饮用奶制品导致乳糖消化基因在成年后持续开启，这些都是文化带给基因和遗传的改变。

图尔钦承认，自己受到了罗伯特·博伊德和生态学家彼得·里克森的影响。在里克森和博伊德所合著的科普作品《基因之外》中，向读者普及了文化演化理论，但更为重要的著作是《文化与演化进程》（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两人的大多数作品和论文都充满了数学形式，这也是图尔钦能够被吸引的原因，“回顾过去，将这一发展性的理论[文化演化理论]置于坚实的数学基础之上是正确的决定。模式会产生清晰的、定量的预测，而且渐渐地，文化演进学者们开始通过设计实验与分析历史数据来积累实证语料库（empirical corpus）。”

那么文化都包含什么内容呢？可以说包含了人类除了基因之外的全部，制度、技术、习俗、宗教等等。图尔钦历史动力的核心主旨是这些文化内容，目的在于促进群体之间的合作，增加群体的竞争力。

图尔钦和蒂利等人的看法类似，把关注重点放在了战争上，是战争促进了国家的诞生，而国家发动了战争。进一步延伸就是战争促进了和平，而和平导致了战争，这个核心思想在图尔钦另外一本书《和平与战争：帝国的兴与衰》中表达的淋漓尽致。他总结了三个核心观念：元民族边境理论、人口结构理论以及社会心理理论。元民族边境理论（metaethnic frontier theory）可以用来解释阿萨比亚周期；人口结构理论用来解释百年周期；社会心理理论可以解释父子周期（fathers-and-sons cycles）。

三、阿萨比亚（伊本·赫勒敦）

图尔钦关于历史部分的观念，其核心来源是15世纪的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伊本·赫勒度的核心概念是族亲意识（阿萨比亚，asabiya），也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部落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赫勒度认为：“族亲意识意味着自豪、奋进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这也是让游牧民族能够战胜定居民族的关键。

但赫勒度也并非一味赞颂游牧民族，他认为单独的游牧个体是难以驯服、不听指挥、骄傲自满的人，族亲意识可以让部落之间的个体达成一致，但却无法联合其他部落，只有宗教才能将不同的游牧部略统一起来，而阿拉伯人正是通过宗教走向了对外征服。

法国历史学家马丁内斯-格罗所著的《历史上的大帝国》，就是对伊本·赫勒度思想进行重新归纳所做的实证研究。将族亲意识作为主题，阐述了2000年以来中外各种帝国的兴衰成败，一开始创建者将部落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族亲意识，然而对外征服建立王朝，随着定居和文明化也就渐渐地解除了武装，统治者也失去了族亲意识，最后被新来的更加具有族亲意识的群体所取代。

阿萨比亚可以得天下，但是否能够治天下？图尔钦将阿萨比亚的内涵进行了扩展，视族亲意识为能够团结群体的重要纽带，认为具备阿萨比亚的群体就是最具合作精神的群体，而不仅仅局限于游牧者。因为游牧部落在公元前1000年才出现，而早在他们形成之前的2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国家。阿萨比亚在游牧群体中表现的最具明显，尤其是他们对于此后大型帝国的兴起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中国汉朝、阿育王时期的印度以及罗马帝国。

以此为基础，图尔钦重新将历史表述为由战争所推动的过程。这不仅可以解释采集狩猎群体从平等到集权的过渡，也可以解释大型帝国的兴起，当然包括伊本·赫勒敦的帝国兴衰理论。这个说法虽然看似平淡无奇，却被图尔钦使用的极为出色。

历史研究者通常的看法是，农业导致了财富分化和权力集中，却并未意识到在农业出现之前，甚至农业出现之后的数千年里，世界各地的社会中仍然是平等主义盛行。例如即便是当今的采集社会中，对于孤傲自满、滥用暴力的人都会实施惩罚，我们人类祖先走出了表亲黑猩猩社会一雄独霸的局面，经历了数十万年的平等生活，突然放弃这种平等而接受他人的奴役和压迫肯定是有原因的。

图尔钦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战争，因为只有在战争中，首领或将领能够获得部落成员临时授予的权力，这样才能够指挥作战。但一旦回归和平，这种临时权力就会被收回，首领或将领退回到原本的地位，遇事与部落成员协商。早期部落中，和平时期处理事物的通常交给神职或宗教首领，战争时期则由将领来担当。当战争处于长期状态时，将领就取代了宗教首领，而军队和散兵游勇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组织和明确的军事目标。

临时获得的威权要变成永久的形式，一是不断地发动战争，其二将领还需要一群支持者。而战争的持续导致了具有从部落联盟走向了更大的国家，尤其是处于平原地带的农业部落，因为冷兵器时代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就是双方能够投入到战场上的人数，图尔钦使用兰彻斯特平方法则（Lanchester’s Square Law）来解释这种优势，“在每一轮交火中，军队对敌方造成的伤亡比例是其人数优势的平方。”

在持续战争期间，文化也进行了演化，那就是平等主义消失，等级制度被接受，尤其是战争首领或者国王，开始将和平时期的神权结合在一起。早期第一批国家建立之后，国王都特别残暴，而且特别自负和不可一世。图尔钦如此说道：“基本上，国王和他的随从们是一个傲慢自负者联盟，国王是首领，追随者们是次一级的傲慢自负者，但是也从中获利颇多。”

然而，第一批国家都比较不稳定，社会并未在不平等和过渡分化，反而是走向了稍微缓和的等级制大型帝国。这个时代被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其特征是东西方均出现了平等主义的思想，例如佛教、儒家和希腊哲学等，其相通之处是要求造福普通民众的方式治理国家，国家不能仅仅只服务于统治阶层。第一批国家中不平等的增加，让社会躁动不安，这种社会使得合作崩溃，也导致了国家的崩溃。

“以民为本”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图尔钦看来，仍然是战争所推动的。但不是早期从部落走向国家的战争，而是来自于欧亚草原上、具有阿萨比亚团结精神的游牧群体。“这种将马术、复合弓和冶铁术结合起来的做法产生了非常有效的军事技术，从而保证了草原骑手2500年的统治力量（直到火药淘汰了他们的骑射术）”。农业社会和国家要对付游牧的侵袭，一是引进战马，还要有可以防护弓箭射击的装备，以及由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但这些并非最终能够解决农业国家困境，只有组成更大的国家、招募到更多的军队、征收更多的税收才能解决，帝国就恰好出现在了这个轴心时代。

然而，帝国越大，整合的人口就越多，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人群要生活在同一帝国之下，帝国的内部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形式就必须跟着变化，万神、多神被一神所取代。对于中国来说，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同样是可以解决多民族、多语言等帝国问题的手段。与此同时，战争的压力也让精英或贵族阶层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特权，接受具有平等主义和以民为本的思想。

因此，图尔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思想，平等主义不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产物，而是可以追随到轴心时代：“虽然启蒙时代的思想加速并深化了人类走向更高程度平等的步伐，但这种宏观历史性趋势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轴心时代。而且在这种趋势背后的驱动力不是理性，而是信仰。”总体来说，这种具有普世性质、平等主义的观念最终取得胜利，并称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其扩大了帝国内部多民族和多语言群体的合作，并能够将其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游牧者群体的侵扰，也能够约束至高的王权。

总之，在人类社会演化至今的过程中，图尔钦认为社会不平等程度是一个Z型的转变过程，从灵长类祖先群体到采猎群体我们人类过上了最为平等的社会，而到了远古第一批国家的出现不平等程度加剧，此时也是活人献祭、奴隶盛行的时期，而此后的历史过程中我们逐渐走向了当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

总  结

虽然把战争作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因，但图尔钦绝非是一个提倡战争、好战热血的人，战争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已经成了过去，他认为现在更加重要的是非暴力形式的竞争，例如商业竞争，而本书中对战争强调的都是在于颂扬合作的重要性。

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在于使用数据来对抗假象，自古至今太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太多的理论假说，例如仅仅关于罗马兴亡的理论就有200多种解释，图尔钦的目的不是再为其增加一个解释特定帝国的兴衰，而是关于帝国本身的兴衰，并使用数据进行检验。“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思想是否正确，而是这些思想是否有成效。有成效的思想会产生新的理论和数据，以此可以对抗假想。数据会摧毁一些假想，而且迫使我们修正其他假想。”

历史的动力学不仅能够解释过去，而对于当今商业和政策都有重要的启示。图尔钦曾说，有硅谷高管对他的历史动力能够预测很感兴趣，并询问他怎么能够从中赚钱。虽然这可能只是个玩笑，但在《超级社会》中，图尔钦对于合作的强调或许正能够为企业管理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他表示安然公司那种以业绩来衡量员工、并实行末位淘汰的机制，只不过是增加了企业内部竞争，这是历史上帝国衰败的主要原因。书中也提到了球队管理，“那些薪资不公的棒球队获胜的场次，要比那些奖励分配更加均衡的球队少些。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在那些有超级巨星球员的薪资水平不平等的球队里。”

因此，历史动力学不仅仅是对于过去提供一种解释，以史为鉴不仅仅可知兴替，也可以预测未来。不仅能够让统治者学会如何治国，也能教企业家如何管理。

文/格列柯南｜题图：历史女神缪斯克利俄（The Muse Clio（c. 1689）by Pierre Mignard，维基百科）

PS：对于本人来说，图尔钦的理论不仅将我之前所接受并认可的演化生物学思想（多层次选择理论和文化演化理论）统一整合到一起，而且用之解释历史是如此地具有说服力。可能图尔钦在论述具体国家历史的时候还欠缺一些详细史料，但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比起关注于微观层面的历史和太过宏观的大历史，图尔钦提出的是一种融合两者的中层理论，不单单能够解释智人如何演变，而且还能解释国家兴替，尤其是对于比较历史研究来说，关注于中西历史发展的相同之处，要比关注差异和分流更加重要。

资料来源：知乎，202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