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和，杨乐，亢力，雷蕾. 时逸人复兴中医之改革思想概述. 中医杂志，2021，62（13）：1188-1190

摘要：对民国时期著名中医改革家时逸人复兴中医改革思想进行总结，包括反复强调中医改革的必要性，反对“废医存药”，反对“离道成术”，注重中医教育，提出复兴中医之“四化”，即经验集中化实验化、药理生理化化学化、诊疗机械化实际化、预防社会化政治化。认为其复兴中医改革思想可为当代我国医疗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值得在中医药深化改革领域借鉴。

时逸人（1896—1966），字益人，号了一山人、折背叟。祖籍无锡，出生于江苏仪征。自民国五年（1916年）挂牌行医以来，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医学实践与研究，思想活跃，在中医药改革方面亦多有见解，有些主张至今仍值得借鉴。现将其复兴中医之改革思想概述如下。

1  改革思想概述

时逸人爱护中医，但绝对不墨守成规，他认为中医改革十分必要，“中医之需要改进，已成不可避免之事实，借助于科学方法，以改进中医，已为全国多数学者及专家所公认，若云中医不配改进，中医无须改进，此种论调，实无存在之可能”[1]。纵观时逸人一生，都在坚定不移地推行中医药改革。

1.1  反对“废医存药”

针对民国时部分人对中医持“废医存药”的观点，时逸人予以坚决否定。他对此反复论辩，强调中医、中药密不可分；认为“中医医方，所以称善于世，虽云经验充足，而诊断病症，其执简驭繁方法，实以八纲为主体。抛却八纲之良规，专求单方之经验，此江湖走医之惯伎，而村妪乡妇之所闻”[2]39。时逸人以日本维新时残害汉医导致的严重后果为历史教训，明确指出“中药之应用，乃中医历世相传经验之结晶。苟废除中医之经验，惟专求化验中药成分之效用，恐所获者少，而所失者多”[2]40。为了进一步解释，时逸人还特意为此比喻：“西医说，中医可废，惟中药尚有可用——此意实属任意诬蔑。譬如中国军队，抗战胜利以后，假使外人评判，谓中国士兵不良，惟枪械可用，应当重赏枪械，不必慰劳士兵——其立意与此相等——岂非笑谈？！”[3]

1.2  反对“离道成术”

时逸人重视中医医“道”的传承，认为“医案诸书多矣，愈出愈多，愈趋愈下。市医之伎俩无穷，而医已离道成术矣”，并为此分析指出：“近来欧风东渐，科学维新。潮流湍急，咄咄逼人。有识之士，知非改进不足以图存也。改进维何？ 进而求其理论是已。诚以今日中医之地位，不进则退，不存则亡！而理论者，乃事实之母。有精确之理论，方有精确之事实，此新学所以进步敏捷也。理论之悠谬，即事实之悠谬，此旧学所以感应迟钝也。若中医之不修理论者，则其误甚矣。及时而图，犹为未晚。而今而后，吾知之矣”[4]725。时逸人认为中医的精髓“当集多数医学专家，本经验之特长，考察古人之得失”[4]728。

当时还有排斥中医的观点，认为中医不科学，时逸人对此反驳道：“科学定义，在尊重证据”，而中医临证的全部过程，确实都很尊重证据，“以八纲为主体，治疗以恢复生理机能为目的，有原理原则可寻，谓之暗合科学可也”[5]33，而中医疗效更不可否认，大凡“实用之事，经验优于学理。经验既已确定，皆有科学原理存乎其间”[5]38。

1.3  注重中医教育

时逸人在江苏行医十余年后注意到医学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要改变中医的处境，必须从中医的教育抓起，为此他开始组织国医讲习所，并拟成立中华全国医药书编辑社，意在提高中医素质。民国十七年（1928年），时逸人在上海创设江左国医讲习所，编撰 《中国医学建设问题》，并担任中医专门学校教授、中国医学院教授、《卫生报》编辑等职。民国十八年（1929年），时逸人来到山西，担任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常备理事、编辑主任、医校教授、医院医师等职，著有《时令病》《传染病》《妇科》《病理》《处方》《审查验方》等，主编撰《山西医学杂志》近十年。时逸人曾供职中央国医馆理事，任推行处主任、学识整理委员会专任委员、编审委员、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学教育社理事等；在山西期间又兼任山西省卫生委员会委员、山西国医分馆馆长、太原高级医师检定委员会委员、太原市中医公会主席。时逸人极力主张教育的发展应以“整理医书为前提”，认为影响中医学进步的障碍有两个，一是迷信古人，一是迷信西医；提出在西医传入之时，中医更有必要整理改进，“不拘泥陈迹，不盲从异说，不谬托玄虚，不妄标臆见。切切实实，发挥设身处地之经验，借助于科学方法以整理之，希能树立中国本位之医学，以贡献于世界医学之林”[6]。

2  复兴中医之“四化”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时逸人在上海创办《复兴中医》杂志。在第一期就刊载《复兴中医之基本条件》[7]一文，系统表述了他为复兴中医思考很久的见解，认为中医困窘之处绝对不在于疗效，而在于“学理之荒疏，经验之庞杂，假借名词之罗列，各家学派之不同，浅尝者，入主出奴，互相嫉视，致贻西医攻击之口实，言之殊堪心痛，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是也”；明确指出欲复兴中医，“惟在努力整理，以图自强”，即必须整顿改进中医，并将具体方法归纳为 “四化”，即经验集中化实验化、药理生理化化学化、诊疗机械化实际化、预防社会化政治化。

2.1 经验集中化实验化

时逸人认为，中医学是“积数千年之经验，历数万人的探讨”才创立的“专门学说”，该学说独特之处在于“经验之丰富”，因为这种丰富经验“半在精神之灵辨，半在有效之良方”，两者结合，才能够做到效如桴鼓。但是到了后世却日渐衰落，是因为“前代国家既不重之，而讲求身心性命之学者又高自标榜，视医学为小道，加以世医之家，父子秘传，师弟株守，视医术为传家宝，挟秘方为敛财具，所有经验，埋藏民间，年湮代远，失传者良多，洵今日中医衰落之原因也”。为此，时逸人提出解决方案，即将那些“虽学说不佳，而对于各科均有实地经验，如对于某一病，或某一症，有特别家传秘方，虽诸医束手者，亦能药到病除，历验不爽”的经验效方，“集中一处实地试验，特效者褒奖之，无用者废弃之”，并认为那样 “必有惊人收获”。事实上，时逸人所言至今没有实现，中国古代很多传世经验效方仍然需要“实地试验”。

2.2 药理生理化化学化

时逸人对于现代医学的药理学、生理学与化学有所了解，甚为当时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不遗余力地研究中药制剂的方法所折服，并总结“中医衰微之原因，虽在经验不集中，而实在药物不化验，不能合于科学之正轨也”。如果对于各种中药“皆发生理化学之公式，悉加厘定，定其成分，制为方剂”，将不同性质的药物制成不同的剂型，如膏、结晶、粉、浆、油等；将“易变性之药，仿罐头食物制之，如人参、黄芪之类，以玻璃置。可变糟粕而为精华，普及中医原因疗法之专长，世界各国均可受其惠也”[7]。一方面反映出时逸人对于中药自身问题的反思，“考中药经数千年之沿革，治疗特效，维赖经验丰富，惜未经科学之证实，化学之分析，有经验而无研究，其理不明，所谓验方而已”[7]；另一方面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时逸人对于科学所能带给中药药理新气象的深切期盼。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然不完善，但却可以为中医中药研究提供参考。

2.3 诊疗机械化实际化

时逸人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医诊疗过程中日渐出现的弊端，并指出机械化将会对中医诊疗发挥出重大作用，“自来我国医学诊疗之事，极为简便，诊断不外望、闻、问、切，治疗不出按摩、砭石、针灸、汤剂，运用周而收效速。惟后世学者，神秘于切诊，轻于望、闻、问三事，遂缺物质之应用。

汤剂学日益发达，得脏器治疗之宗师。按摩、砭石、针灸之术渐渐失传，遂贻治疗法之不充，殊为憾事”。时逸人认为，中医“宜于诊疗方法，趋于机械化之途径。在诊断上中医之精神灵辨，固为重要，器械之借助，亦所必须”，可为开现代中医“望、闻、问、切、查”五诊合参之先河。而在治疗中，“中医长于内科，西医精于手术，中医见弃于人者，实因外科不进步，器械不设备。以后中医治疗，除内用丸散膏丹之外，宜用器械”，如此则中医外科的发展不足即得以弥补，“能利用西人之器械，则改进之能事备矣”。可见，在时逸人看来，西方技术带给中医学的不是冲击，而是一种自我改进、弥补不足的契机。

2.4 预防社会化政治化

时逸人认识到社会化政治化在疾病预防中的重要性，而这一认识确实难能可贵，可为现代中医“治未病”“养生保健”“健康产业”等提供借鉴。对于预防之重要意义，时逸人反复强调“预防一事，在医学上关系殊为重要”。所谓“一磅之预防，胜于十磅之治疗。因流行疾病有不易治者，并无不可防之者，防患于未然，则轻而易举。治疗于既发，则诸感困难。是预防之道，实健康之保障，不病之要则也。古人上工治未病，此我国古时注重预防之明证”[7]。这点似可提示现代中国医政管理者高度注意，大病医保实属必要，小病预防医保更为重要。时逸人当时还注意到中医预防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古医学上预防疾病之条件，节劳逸，慎饮食，严起居，调寒暑，寡思虑，戒酒色，洵千古不易之定律。惜无专书，语焉不详，是一大缺点”。针对当时存在 “国无防疫之政，人无预防之识，医无隔离之学”的情况，主张“宜将预防疾病之法，集成专书，并使民众具此常识。然非政治上督促，难以收效也。预防之道，除遵守固有之精神卫生外，而物质卫生，亦不容忽视”。今天看来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做到，但仍有值得改进之处。

3 小结

以上为时逸人所提出的复兴中医的基本观点。时逸人认为中医要实现复兴，必须“改进整理，不守旧古说，不盲从新学。用科学方法，检讨过去错误，采纳现在特长”，最终达到“创造第三者之医学”的目的；同时认为中医药改革不必担心被西医同化，因为在他看来“取人之长，固无伤国粹；用人之贷，实有损利权”，中医之伟大复兴必须改革，改革形成“第三者之医学”时才是中医真正复兴实现之际。

一项中医药政策制定的成功与否，需要从其制定、实施和效果三个方面来进行整体评价，这个过程具体包括目标任务、信息收集、信息筛选、决策、实施和最后的反馈，这些环节形成一个有机的闭合系统[8]。时逸人生活的时代制约其所制定政策的成功实施，但是他立足于中医学本位思考，深感中医学再也不能 “鄙理论为空疏者”，所以他出仕不久，就立志构建自己的中医理论体系，为此数十年精勤不倦，汇通古今，整理医学，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中医改革方面确实提出不少真知灼见，至今仍应引起后人重视并进一步加以研究。

参考文献

[1]时逸人．谈改进中医[M]//时逸人医学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38．

[2]时逸人．改进中医与制造国药[M]//时逸人医学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3]时逸人．我要说的话[M]//时逸人医学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58．

[4]时逸人．医学演义宣言[M]//时逸人医学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5]时逸人．整理国医国术之主张[M]//时逸人医学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6]时逸人．研究中国医学的几个信条[M]//时逸人医学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48．

[7]时逸人．复兴中医之基本条件[M]//时逸人医学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41-47．

[8]胡凌娟，陈占禄，李瑞锋，等．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政策研究的必要性探讨[J]．医学与社会，2014，27（11）：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