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转一个案例给我，说这个病人在他那里治疗快半年了，一点好转都没有，现在情况越来越糟。

来访者是个22岁的小伙子，去年上大二，因经常逃学，期末考试多门课程不及格，学校劝其休学。回家后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见任何人。父母亲劝慰的话一句也听不进，乱发脾气，把家里的电视、家具、暖水瓶都砸了，还扬言要杀母亲，烧房子。父母亲只好把他送进精神病。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可是入院后没有查出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他除了很少主动说话之外，其他各方面表现都很正常。因此只住了半个月就让他出院了。出院诊断为“短暂反应性精神障碍”，医生建议他看心理科。

“他现在还有冲动和暴力行为吗？”我担心地问。

“他只在家里对父母有暴力倾向，在外面像小鸡似的，特别老实。病人小时候特别聪明，老师夸他是个学习天才，各门功课成绩总是稳居班里前三名。他父母对他寄予了特别大的期望。他也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京最好的一所大学。第一年上学期情况还算正常，但到第二学期，他就开始迟到、旷课，甚至逃学，成绩一落千丈，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基本上就不去上课了，所以多门功课挂科。父母对他失望到了极点。他们这么多年来含辛茹苦培养他上了大学，现在却弄得疯不疯，傻不傻的样子，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第一次见面，他们一家人都来了。患者的母亲方女士，十分健谈，进门就向我介绍了她丈夫赵先生和儿子阿力。赵先生一看就是个忠厚的老实人，不善言辞，向我憨憨一笑，算是和我打招呼了。阿力中等身材，紧跟在母亲后面，头低得几乎看不见面孔。

听方女士把阿力的情况讲述了一遍后，我问阿力为何不愿上课。阿力小声答道：“人家都嫌我长得丑。”可我仔细端详了他的面容，他不仅不丑，还透着几分英俊。只要他挺起胸脯，绝对算得上是个帅小伙子。

“把头抬起来，让医生看看，你到底哪里丑！你先说牙齿丑。我带你去做了牙齿矫形。牙齿矫正好了，又说眼睛是单眼皮，不好看。我又带你去做了双眼皮手术。现在又说做的双眼皮不自然，要把它复原。你以为眼皮是泥巴做的，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啊！”方女士大声斥责道。

阿力立刻怒目圆睁，对母亲吼道：“如果你们早一点给我做手术，班上同学就不会看不起我，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一切全都是你们造成的，你们不承认错了，反而怪我不好好念书，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脑子啊？！”

面对阿力的怒吼，赵先生只是紧锁双眉，一语不发。方女士好像也根本就没指望先生能说什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却不时地把目光向我投来，好像在向我示意：瞧这孩子，太不懂事了，帮我管管他吧。我感觉到了方太太的焦急，但不明白阿力的怒气来自哪里，因此对他们母子的谈话没有贸然跟进，只是静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

方女士见我没开口，很快就耐不住了，又开始数落起阿力来：“你以为人家是因为嫌你长得丑才瞧不起你的吗？其实是因为你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人家才讨厌你。人家跟你打招呼、跟你说话，你总是不理人家；晚上12点了，你还把录音机声音开得很大听英语；寝室做卫生你从来不参加，还到处扔垃圾……”

“你不要再说了！你总是让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一看见别人看我，就怕得不得了。我怕人家朝我脸上吐口水，我只好赶快躲开，哪里还敢跟人家讲话！这些都怪你们！我要杀了你们！”阿力越说越激动，情绪几乎要失控了。

治疗室里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如不设法缓解一下，治疗室马上要变战场了。于是我对阿力说：“这么多年来，相貌问题一直折磨着你，让你不敢见人，这真的是一件令人痛苦不堪的事。能和我说说你是怎样熬过来的吗？”

我的话让阿力感觉得到了认同。这是他一直渴望的情感支持，哪怕只是承认“他的相貌有问题”这么一点点的认同，对他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于是他向我诉说道：“在大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简直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因为害怕别人嘲笑，不敢从前门进教室，只好从后门溜进去。吃饭总是要等到食堂没有人了才敢去。连上厕所都不敢在白天上。我尽量躲着别人，可别人总还是用鄙视的眼光看我。我换了几个寝室，结果总是被别人哄出来。后来我被安排到楼梯间一个人住。他们经常联名到老师那里去告我的状，可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们啊！尤其是当我从一些女生身边走过时，她们马上把头扭开。有时还听见她们小声嘀咕‘丑八怪’。最后一学期，情况更糟糕了，一看见有人朝我看，我心里就发抖。所以总是躲在寝室里不敢出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还学得下去！可他们一点也不理解我，总是说我懒，不争气，硬是逼着要我去上课。你们以为我想休学吗？我要去整容，就是想改变一下我的形象，让大家不讨厌我。可开始他们死活都不同意。后来我跟他们发火，威胁要自杀时，他们才同意我去做。可这时我跟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已经搞得很僵了，一切都已经晚了。”

阿力在讲述时，方女士几次要打断他的话，都被我制止了。

方女士对阿力的学习一直抓得很严，每天陪着孩子做作业到深夜。家里的所有家务都不要他做。阿力从小到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除了学习，什么也不需要操心。因而导致他形成不谙世事，为人乖僻的性格。显然同学们嫌弃的不是他的相貌，而是他的个性。但此时跟阿力讲这些道理，无异于火上浇油，只会越发激怒他。于是我面向方女士说：“表面上看，阿力是怕别人嫌他丑，实质上是他缺乏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所致。而这又是家长在生活上对他过度照顾，将他的所有精力全部限制在学习上，剥夺了他学习社交技能的机会所致。他上大学以前，事事有妈妈护佑，日常生活中他几乎不需要与外界直接接触，所以看不出他有什么异常。但当他考上大学，突然远离妈妈独自生活时，他在人际交往方面几乎白纸一张的人格缺陷就显露出来了。他不懂得与人交往的基本礼节，如何尊重别人，甚至连简单的和人打招呼都不会。他不知道在班集体中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压根都不会想到有打扫寝室卫生这码事。他不会和人交流，以为可以像在家里一样，用粗鲁的语言和同学和老师说话。凭阿力贫乏的社会阅历来理解，大家对他不友好，若不是因为他长得丑，还会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

方女士表示认同我的分析，但无法接受儿子休学的现实。她对我说，只要能让阿力重新振作起来，早日回学校上学，让她做什么都行。我不得不坦率地对方女士表明：“现在首先要处理的不是阿力上学的事。他需要先把缺席的‘人生’课程补上。”

“哦，怎么补？”方女士一脸疑惑地问。

“阿力这类现象并非个例，我总结了一个‘三不’原则，不知你们是否愿意采纳。”我说。

“您说，我们一定会努力去做的。”方女士迫不及待地表态道。

“这‘三不’原则就是‘不批评’、‘不帮助’和‘不姑息’。具体来讲，‘不批评’就是充分尊重孩子，只要孩子不犯道德错误，就不要批评指责。像睡懒觉，不讲卫生、不想学习这样的问题，最多温和地提醒一下就行了，决不能没完没了地唠叨。‘不帮助’就是让孩子学会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洗衣、打扫房间卫生等。他可以将他的脏衣服堆着不洗，哪怕没有干净衣服换了，父母也不能越俎代庖帮他洗。‘不姑息’是指父母要学会保护自己，决不允许孩子对自己颐指气使，随意指责。这样的孩子似乎有这样的通病，在家无法无天，在外却胆小如鼠。如果孩子不尊重父母，父母一定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遏制孩子的忤逆行为。好比对邻居家的孩子，只要他不妨害到别人，我就不会去批评他；他要问我要饭吃，偶尔一次没问题，但要长期蹭饭则门都没有，一定会拒绝他；他要胆敢出言不逊冒犯我，我一定会对他还以颜色，绝不姑息。唯如此他才不会得寸进尺。”讲到这里，我瞥了一眼阿力，想看看他的反应。他一直低着头，一声不响，对我们的谈话好像没听见一样。他习惯于让母亲代替他与外界交流。

方女士的反应则是仿佛又看到了希望一般，急切地问：“我们要是能够做到您说的‘三不’原则的话，阿力是不是就可以复学了？”

我的本意是想说应该让阿力先学会做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方女士显然没有真正理解我的意思。我只好委婉地对她说：“我们一起努力吧。你们能把阿力培养成一个成绩优秀的大学生，相信你们也能把他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有责任能力的社会人。”

我的同事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医生，对阿力的治疗之所以会令他感到困难，我认为深层的原因来自于心理治疗理论本身。心理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之上的，强调共情、自主、中立、非指导性等原则。这些原则对成年人的心理治疗是非常必要的，但对未成年人，或像阿力这样心理极不成熟的来访者，常常会导致治疗迷失去动力和方向。这些年来，和家庭教育相关的案例呈井喷式增多，而心理治疗应对这类案例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例如，未成年人缺乏心理治疗的动力，多数孩子是被家长强迫而来的，而心理治疗有效的最重要因素是来访者自身的求治动力；当心理治疗师保持中立时，未成年来访者对他所的做抉择缺乏责任能力；因不用自己承担治疗费用，未成年来访者常常不会珍惜治疗资源，经常迟到、爽约等。有鉴于此，我在后期的工作中，接诊治疗这类案例不再拘泥于心理治疗的原则，会结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进行干预。我称其为“家庭教育辅导”，以示与心理治疗的区别。与阿力家庭的交流，很多地方已经超出了心理治疗的范式。我把治疗的重心放在了辅导父母的家庭教育技能上。经过一年多的辅导，成功地让方女士把关注的焦点从阿力的学习转移到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上。也学会了听取先生的意见，家庭变得和睦了。阿力回校复学了。不清楚他最终能否完成学业，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一个正常的社会人，读不读大学都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