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蜗牛的大角落2023-07-27 09:07福建
01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继位的第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里面有八个字触目惊心:
“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意思是国家财政没钱,火烧屁股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着急给刚上任的皇帝添堵。
不对啊,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宋朝可是相当繁荣富裕,官员待遇非常高,被公认是穿越历史首选的朝代。
宋朝有钱不假,但是花钱的地方也多,不仅高薪养官员负担重,更是因为武力值差,只能花钱买和平,每年给辽国与西夏的岁币都是不能少的。
再家大业大,也经不起流水似的花钱,财政早就被拖垮了。
朝廷没钱了,怎么办?只能搞改革。
谁来担当改革的重担?
最初的人选,神宗看好司马光,先听听他的想法。
司马光的意见是两条:
一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只要朝廷少花钱,财富就会像庄稼一样,自然而然地从民间长出来。
二是“在于择人,不在立法”。制度没问题,只是人没用对,换成一批贤臣就一切OK。
都是老生常谈,道理没毛病,却总是没效果,听得皇帝心里直嘀咕。
接着,皇帝转头又问王安石。
老王开口就相当炸裂,扔出了王炸:
“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国家怎么可能会缺钱?
缺钱不过是因为没人懂理财罢了!
皇帝听到这话,恨不得把大腿都拍肿:太对了!理财才能生财!王爱卿必定是那个生财有道的大能人啊。
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史称“熙宁变法”,我们更熟悉的叫法是“王安石变法”。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次变法最终失败,并且引发此后几十年政局的混乱,甚至被认为是宋朝由盛转衰的起因。
02
失败的原因,从现代的观点看,王安石变法涉及到了一个经济学领域的重大难题,难到时至今日都在争论不休——财富到底是如何增长的?
中国传统士人的观点,司马光说得最有代表性:“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意思是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不变的,国家就别指望能“生财”,折腾各种政策只不过是为了敛财,实际是“与民争利”。
可以看出,司马光的观点比较接近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从根本上否定国家对财富增长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这种对经济的认识占据着统治地位,导致我国历朝历代都在实施消极的财政政策,国家除了收税,对经济几乎是放任不管。
自从唐代确定了国家基本的版图之后,就停止了对外的扩张,对外面的事兴趣越来越小,反正都过得不如我们,一心一意过自己的小日子,直到发展为闭关锁国,完美地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即便如此,国家还是会遇到缺钱的时候。缺钱了怎么办?
一大帮老夫子就跑出来:
皇上啊,您要带头省钱啊!宫殿别修了,仗别打了,妃子也少娶几个吧。
但我们知道,每个朝代在经历一定时间的稳定之后,内部的治理成本必然会上升,再加上天灾与战争等不可控因素,政权没有雄厚的财力稳不住局面就会走向衰落。
朝廷为了增加收入,能想到的招只有加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改朝换代,一切从头来过。
这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本质上是消极财政政策无法应对统治成本的上升,造成了系统崩溃。
神宗对司马光的那套不感兴趣,说明他其实是位有见识的皇帝。
比较之下,王安石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时代。他的变法,就是要把国家转轨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让国家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刺激社会财富的增长。
这种思想在中国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把开矿与生产海盐收归国有),汉武帝时期实施的“盐铁专营”,则是对管仲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但这两项政策自从实施,就被儒生们骂,并且发展到但凡有人提出要给国家搞点钱,就被骂成是小人,见利忘义。真正的君子怎么能整天去想钱的事呢?
没想到骂了几百年,却骂出来王安石这么个奇才。他要把国家的手从生产与销售领域,进一步伸进金融领域。
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叫“青苗法”,是由国家放短期贷款给老百姓(最初是农民,后来扩大到城市平民),帮助他们渡过困难,并获取利息收益。因为国家贷款利率要远小于民间借贷,变法的本意其实是想既减轻人民负担,又给国家开辟新财源。
但是,当时的行政管理水平太低啊,真正执行起来问题出了不少,反对的声音非常多。
历史上的改革,没有一次是顺利的,必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但是这一次改革,缺少了一项基础性的政策,作为操盘手的王安石完全没想到,也就决定它根本无法成功。
那就是:
在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之后,必须配合扩张的货币政策,否则经济上就会失衡。
说人话就是,国家下场挣钱以后,市场上就会“缺钱”,普通人再怎么努力也挣不到更多的钱,必然要出乱子。
在那个把金属当作货币的时代,不管是铜钱,还是后来的银元,在实际流通中都是处于稀缺状态——生产力已经提高,但是市面上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产品。
实际上,中国历朝历代都存在通缩的问题,经济规模被扯了后腿,无法实现快速扩张。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有新的金属货币来源。
从明朝中期开始,海外银元的输入作为货币的重要补充,刺激出中国经济的一段繁荣时期。
发展到现代社会,美元作为一种纯粹是印出来的信用货币,却堂而皇之地承担起金属货币的职责,工厂拼了命地加班就是为了挣那几张绿纸。
恰恰因为绿纸是想印就有的,所以生产反而能持续扩大,财富也就越来越多。
王安石命不好,早生了几百年,既没有海外银元的输入,也完全不知道信用货币的玩法。
所以他的变法硬推下去,把民间本来就不够用的货币,进一步集中到国家手里,反而加剧了通缩,破坏了经济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被司马光说中了,国家确实在与民争利。实际上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政策脱节,配套的货币供应没跟上,钱被朝廷收走了,民间挣不到钱。
司马光墨守成法不改革,固然是等死;王安石一通操作猛如虎,却更像是自杀,反而加速恶化了经济。
变法变出了问题,就得有人来背锅,支持与反对的两派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对方。
因为找不出真正的原因,双方又都是文化人,规矩都懂,要打倒先搞臭,熟练地开始互相攻击对方道德败坏。
推动变法的王安石等人,被骂成奸相弄权,祸国殃民,利用变法培植私人势力;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被骂成奸邪小人,结党营私,干扰破坏大政方针实施。
只要到了这一步,就扯不清,根本扯不清了。
03
上面说的这些,跟苏东坡有关系吗?
关系大了。
在双方开打泥巴仗之后,苏东坡摩拳擦掌下场了。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苏东坡向宋神宗上书,对新法进行了全面否定。
不愧是大文豪,这份上书洋洋洒洒写了8千多字,引经据典雄辩滔滔。
有人把该文捧得很高。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评价: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
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
而我们看来,文采确实好,却存在三大毛病:
第一,追随司马光,没有独特的见解。
反对新法的人多了去了,理由说来说去就是那几条,皇帝早就明白他们的想法。
苏东坡长篇大论,掰开了揉碎了地引用儒家先贤们的道理,讲得再生动,对皇帝来说没有任何信息增量。
所谓名师,对学习困难的人才有意义,对聪明人就要开门见山亮观点,搞那么多弯弯绕,好像在怀疑皇帝的理解能力。
苏东坡攻击变法的核心理由,是其引发人心动摇,要皇帝退回从前过安生日子。因为遭到反对就要放弃改革,显然又低估了皇帝的决心。
就算皇帝不用王安石的新法,现实的财政困难该如何解决呢?
苏东坡认为只要把三司使与漕运使选对人,皇帝与他们多商量商量,“十年之后,何事不立?”
这跟司马光的那套说辞没区别,一切照旧问题不会消失,所以他打动不了皇帝。
第二,攻击王安石,明确了政治站队。
自信已经把人心向背的道理说得很清楚,皇帝已经害怕被扣上“好利”的帽子,苏东坡接着贴心地指出,这一切都是王安石的错,是他让皇帝背上骂名,应该辞职。
不仅如此,苏东坡继续攻击王安石,说他把皇帝从自家小金库(内帑)里好不容易挤出来数百万缗(一千文钱穿一串叫一缗,俗称一吊钱),拿去增加了5千多公务员编制。
那些人做不出实际成绩,还无事生非,搞得朝廷鸡飞狗跳。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人!
一竿子要把王安石那一船人都打翻,苏东坡已经摆明了要当他们的政敌。
第三,误解新法,暴露工作经验不足。
上书说了那么多,一直浮在半空中,后面就开始说新法的实际问题了。
可是一旦牵涉实际,苏文豪的短板就暴露无疑。
他批评青苗法实施过程中走样变形,搞强制摊派,即使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也不可能杜绝,因为有很多类似的禁令都阳奉阴违。这属于以偏概全,是在质疑国家机器的有效性。
他认定向政府借钱的平民,肯定没有偿债能力,继而会引发弃债逃亡,还要连累为他作保的乡邻,酿成社会动荡。
其实大部分平民借贷都属于应急之用,度过难关后都能如数偿还,即使真有困难,政府也有按照实情减免或延期的安排,相比民间刀口舔血的高利贷要人性化得多。
他还认为青苗法与长期以来施行的常平法(国家粮仓在粮价飞涨时,放出粮食平抑价格的法令),存在根本冲突,“其势不能两立”,因为钱拿去放青苗贷款,常平仓买粮储备就会缺钱。
实际上,青苗放贷能够减轻农民负担,从而提高粮食供应,减少粮价的大幅波动,是对常平法的补充完善。并且,后来王安石还设定了“准备金”标准,避免放贷过多影响常平仓的运作。
可见苏东坡对新法的执行情况,掌握得并不实且不深,看到舆论热点就跟风发文章,在一千年前就当上了键盘侠。
该文中还有“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这样的昏话,跨越千年后,也就某著名大学教授“落后不一定挨打,弱小也不一定挨打”的高论,能够与之相媲美。
苏东坡这样的知识分子,学问好文采好,年少成名,社会影响力大,却有一个致命缺点:不接地气。
当他们拿着那一套不接地气的看法,到社会上搅风搅雨的时候,制造出的思想混乱往往不小。
如果仅仅是不接地气乱放炮也就罢了,可他却主动站队并发起攻击,对方就不能不做出回应。
04
不久之后,苏东坡被赶出京城,出任杭州通判。
在实践的摔打中,苏东坡展现出的治理能力其实是不错的,做了几任地方官,都有很好的政绩与官声。但他改不掉爱放炮的毛病,有机会总要夹枪带棒地讥讽几句。
这个毛病最终给他带来了一场大祸。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被弹劾,以诽谤罪逮捕,解往京师,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
因为御史台附近种了很多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被称为乌台。而苏东坡下狱后,办案人员都是从他写的诗里寻找犯罪证据,所以该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好在他朋友多,大家坚持不懈地捞人,在被关了103天后,苏东坡终于给放了出来。官职虽然没有一撸到底,却被贬成了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所谓本州安置,就是行动范围被限制在黄州之内,其他地方一律不准去。所以他就只能在州内闲逛,还把城外的一处悬崖当成了三国时的古战场赤壁,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虽然宋代文官待遇好,但团练副使却是个武职,职级低工资少得可怜,他家甚至到了缺衣少食的地步。不得已他带领家人开垦了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添补生计。
他给自己起了个“东坡居士”的别号,这就是后人熟悉的苏东坡的来历。
跌入人生低谷的苏东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头脑发热卷入的这场政治风波,正是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其中牵涉到财富如何增长,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角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弊权衡等问题,都是非常复杂,时至今日都给不出定论,只能在实践之中不断摸索优化。
但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哪会知道遇到的是这样的千年难题,解决不顺利就分列两旁,自己当正人君子,对方是奸邪小人,熟门熟路地互相攻击起来。
政潮一起,官场中人有不同心态。
有的人是典型的政治动物,随时都在准备投机,为的就是下场搏一把,踩着别人上位,成了就是赚到了,败了也能坦然接受。
有的人则是自视过高,总以为天纵英才,别人弄不明白的事,自己能轻松搞定,一脚踩进去才发现进了泥坑,从此不能自拔,迎来凄风苦雨。
苏东坡应该是属于第二种人,被动卷入了没完没了的纷争,遭到一次次打击,直到跌落谷底。
但是,苏东坡的伟大与可爱就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他没有被逆境击垮,反而变得乐观豁达,放下了牢骚怪话,诗文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正是在黄州的四年里,他不仅创作出赤壁系列诗文,还有文章开头提到的那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抛下一切烦恼,无比潇洒的人生态度,穿越千年依然能够温暖中国人的心房。
还是在黄州,他写下了被公认为是“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贡献了珍贵的书法瑰宝。
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官员消失了,一位文坛上光耀千古的星辰出现了。
任何人在现实都不可避免遭遇各种纷争,应该思考清楚再决定自己的立场。
如果贸然下场,并被无辜牵连,自己是否有苏东坡这样的好心态从中走出?
又是否有苏东坡那样的才华,可以另辟一条成功的道路呢?
因此,不可不慎重。
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对于看不懂的复杂问题,不作声不表态,又何尝不是一种处世智慧呢?
05
但是,苏东坡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他在黄州待了四年之后,迎来了重大转机。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权力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握。
高太后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大批反对新法的官员重新回到朝堂。
苏东坡坐上火箭,从团练副使不断提升,很快就做到了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帝国核心决策圈成员。
与此同时,司马光开始了急速翻烧饼行动,所有的新法一个不留,全部废除。已经退休闲居金陵的王安石,得知消息后老泪纵横,不久就去世了。
而对苏东坡来说,虽然他一直盼望着朝局变化,但真正到来的却不是他想要的变化。
他认为新法虽然有很多弊端,却也有可取之处,全盘否定并不应该。
他还对司马光一意孤行的作风提出批评。别人当宰相时,司马光提意见争得面红耳赤,到了他自己为相,别人的意见就根本不听。
因为这些举动,苏东坡在新一波政潮中再次掉队,原来与他共同反对新法的老朋友们变了脸色,他在中央举步维艰,不时遭到弹劾。
逼不得已,苏东坡主动要求外放,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
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还为当地百姓留下了苏堤等民生工程,至今福泽地方。
可以看到,在苏东坡能够主导的局面下,他是能够发挥才能,以务实的态度做出不错的政绩的。如果他能在中央站稳脚跟,说不定会有一番大作为,或许能避免之后的政治恶斗。
但是,苏东坡却没有机会了。
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高太后已经去世,哲宗皇帝亲政,烧饼又翻了回去,当年主持变法的那批人杀回了中央,原来的当权派纷纷遭贬。
被贬的那些人都是苏东坡的老朋友,他们迫害新法就等于苏东坡也迫害了。倒霉的苏东坡跟着倒霉,当初分猪肉时他没吃上几口,他们被贬的时候却没有忘记把他一起拉下水。
六月,苏东坡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担任宁远军节度副使。
三年后,他再次被贬,这次更是被贬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岛),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完全未开化的蛮荒之地。
然而,即便如此坎坷,苏东坡并未消沉。他在当地兴办学堂,并亲自讲学,成为海南岛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
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东坡才又一次被起用。
只是此时的苏东坡已经疾病缠身,不久之后就去世了,终年66岁。
纵观他的人生,在政治上毫无疑问是一场悲剧。苏东坡自己也没有真正释怀,心中的不甘在死前不久写下的《自题金山画像》诗中可以体会: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最后三个地名,是他遭遇的三大坎,带给他深深的遗憾。
06
苏东坡的人生遭遇,能带给我们哪些思考?
有人把苏东坡看成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强烈抨击当政者不爱惜人才,没有为他营造施展才能的良好环境。
但是,陶叔认为,这种观点未免浅薄了。
如果多看历史,前后对比着看,就会发现:
哪个朝代没有政治斗争?
那些人所希望的人尽其才的理想状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因为现实的政治,摆在首位的,永远都是在争人事——由谁来掌握权力。
又因为个人力量微薄,为了争夺权力,政治精英们走向了联合,以集体的力量来进行比拼,最终发展成了“党争”。
最早的党争从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
秦国的商鞅被车裂,楚国的吴起被射死在楚悼王尸首之旁,底层原因都是平民受到重用,分走了贵族的政治资源。
秦朝有赵高、李斯结党,合谋害死了扶苏,帮胡亥夺下帝位。
汉朝有霍光族灭同为顾命大臣的上官桀,此后外戚、宦官、士族三党的斗争贯穿了两汉。
三国时曹丕、曹植两兄弟争太子之位,大批官员卷入其中,曹操为了控制局面,甚至不惜杀了杨修。后来更有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净曹爽一党。
南北朝时期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先招揽党羽,再安插培植,最后谋朝篡位。
唐朝开国不久,李世民的秦王府与李建成的太子府就已经势不两立,一场“玄武门之变”才决出最终的胜负。
中唐时期的李隆基太子党与其姑姑太平公主争斗多年,最终以太平公主被赐死终结。晚唐的“牛李党争”持续四十年,大诗人李商隐卷入其中郁郁而死。
而到了宋朝熙宁年间,围绕变法,又兴起了全新的党争,拥护新法的结成新党,反对新法的被称为旧党,双方你来我往把国家大政像烧饼一样翻了好几遍。
宋徽宗时期蔡京搞的重大发明,把反对新法的旧党成员刊名刻碑万世唾弃,苏东坡名列其中
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场新旧党之争,却是政治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升级。
以往的党争中,所谓的“党”,其实是按身份划线,如出身贵族还是平民,是宦官、外戚还是世家大族。或者是为某人夺权做准备,以其为核心形成集团,如秦王党、太子党,牛党、李党等。
敌对的双方,区别只是人员不同,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的差异。他们之间斗争的起因,不过是权力凭什么给你不给我。夺权之后,双方干的事也是大同小异。就是为了夺权而夺权,就是要换人做。
而到新旧党之争的时候,性质完全不同了。
双方是因为对变法的观点不同而分别结党,各自上台以后的政策截然不同,新党上台要变法,旧党上台就把新法全部推翻。
所以,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斗争,而非以往的人事斗争。
凝聚人心的共识,不再仅仅是出身、籍贯、师承关系等无法改变的东西,也不光依靠领袖的个人魅力,人们凭着相同的政治信念,对某种政策的认同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反对者。
这就意味着,搞政治,早就脱离了个人奋斗的时代,拼的是组织的力量。
政治人物必须适应组织化的生存环境,在组织内则以对政治理念的忠诚作为衡量标准,能贯彻执行者上,徘徊犹豫者下,这就是组织内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
从这个角度去再次审视苏东坡的政治生涯,就会发现,他并没有很好地适应早已组织化的政治环境,纯粹以个人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立场。
他这样做,自然不被新党所容,被贬;后来虽被旧党当成同党,又很快被他们排斥。
遭到新旧两党的共同抵制,苏东坡的政治生命也就根本不可能维持多长的高光时刻,必然是几经波折,最后无可奈何。
人生在世,总有些事是我们看不懂,琢磨不明白的,该如何处理?
在工作中,总会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与理念冲突,该如何应对?
就算是苏东坡这样的天纵英才,都因为卷入漩涡而无法自拔,对于普通人而言,更加没有理由无视客观现实,盲目地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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