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 轴心时代的东西方高等学府——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之比较. 教育与教学研究,2012,26(9): 26-29
摘要:作为"轴心时代"东西方高等学府的典型代表,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文章通过横向比较,对比二者在轴心时代历史横切面下学府背景、性质、功能与特点的异同;通过纵向比较,对比二者对东西方文明渗透性影响方面的异同。进而总结特色,从办学方针与治学方式两层面对中国当代高等学府的发展得出有益启示。
“轴心时代”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非凡的事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了,那时出现了时至今日仍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在中国,墨翟、庄子以及不可胜数的其他哲学家都在思考着;在希腊有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通过上述这些名字所勾画的一切,都发生在这几个世纪之内,并且是在中国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1](P8)。而几乎同时出现的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分别代表着东西方在轴心时代里的高等学府,它们不仅是师者传道授业的自由道场,也是古代思想学术繁荣的缩影,更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精神光源。
一、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横向比较
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虽然东西方之间有着千山万水的阻隔,但他们在此时的文化却又有很多相通之处[1](P13)。通过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的横向比较旨在总结二者在轴心时代历史横切面下学府背景、性质、功能与特点的异同。
(一) 不同之处
1.学府背景不同。稷下学宫是中国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学府,因地处齐都临淄城稷门之下而得名。在大变革的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封建化改革的逐渐完成以及养士之风的盛行,都为学宫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加之在“四塞之国”的田齐,开明的政治风气、良好的文化传统以及明确的用贤策略,又为学宫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之期,历经齐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齐建王六代,后齐国亡而稷终,历时约150 年[2](P55)。柏拉图学园是希腊古典时期的一所著名学府,又称阿加德米学园(Academy),因纪念当地一名战斗英雄阿加德米而得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惨败,使得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由盛而衰,社会内忧外患,道德普遍沦丧。学园创建者柏拉图(Plato)亲身经历了社会的混乱与多变,探求一个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成为他一生追求的宏愿,在结束 12 年的海外旅行生活后,于公元前 387年建立此园,公元529年因战乱而关,历时约900年[3]。
2.学府性质不同。稷下学宫是古代中国最早将官学与私学结合在一起的学校,是一个特殊形态的高等学府。官学属性体现在学宫深深打着齐国统治者的政治烙印,招贤纳士是统治者的明确意识,齐宣王曾说:“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修建校舍,优待师生,统治者为学宫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私学属性体现在学宫的主体是来去自由的各家学派,学宫领袖为公选而出,如博采众家之长的荀况,“三为祭酒”;统治者充分允许各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4](P2346)由此可见,稷下学宫是一所官私合营的自由联合体。柏拉图学园是由柏拉图个人创办,是一所典型的私人高等学府。古代西方学园的建立和发展与办学者个人密切相关,“选继人选”成为学园创办的直接目的,并对学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合适继承人的选定不仅是对办学者个人治学管理能力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对其学园思想文化的继承[5]。柏拉图学园就是柏拉图创建的反映自己学术思想的心灵家园,他以私人学者的身份主持工作,传授思想,从而寻找继承人。由此可见,柏拉图学园与同时期其他学园类似,属于教派团体性质的典型私学。
(二)相同之处
1.学府功能的相同之处。(1)咨政议政与人才培养方面。稷下学宫体现了古代中国教育政教结合的特征,具有咨政议政的功能。齐国统治者让稷下学者“不治而议论”,即不担任管理具体政治事务的官职,专门对国家政治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6]。他们通过参政、进谏等方式,辅佐齐君及时发现和纠正政务中的偏差与失误,并对齐国实现统一霸业做出理论上的探讨与说明,齐君认为有理则采纳,议论不合也不加罪,即齐国通过稷下学宫聘请了一批高级学术和政治顾问。稷下学宫还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圣地,浓厚的学术氛围,严格的规章管理,以及优越的物质条件成为培养时代所需人才的巨大优势。在战国中后期的政治学术活动中,稷下人才的身影处处可见,如善于排难解忧的鲁仲连,被人称为“天口骈”的雄辩之才田骈等。提供政治咨询也是柏拉图学园的一个特殊功能。周边许多国家与城邦在建国、立法遇到问题时,都会向学园求助,柏拉图通常会在道德评价的前提下,派学员前去。比如他曾派亚里士多德和欧多克苏前去为他们的母邦斯塔基拉制定法律。学园按照柏拉图“学以致用”的政治哲学理念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除了亚里士多德之外,立体几何的创始人泰阿泰德、圆锥曲线的发现者美涅克漠也都出自柏拉图学园。(2)传业授徒与著书立说方面。稷下学宫罗致了当时绝大多数的学派,各学派大师通过讲学活动来传业授徒。师者自由择徒,随处讲学;学生学无常师,广泛求学。学宫还实行一种“期会”制,刘向《别录》有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即一种定期举行的演讲、讨论之类的学术交流会,这种专门化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学宫讲学水平的提高。稷下学宫还是学者们著书立说的好地方,他们留下的著作堪称宏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孙卿子》、《公孙固》、《邹子》、《宋子》等,共计300多篇,分属儒、道、阴阳等各家。除此之外,还留下一些集体劳动的学术成果,如《管子》实则“就是稷下学术的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7](P197-198),古人称“稷下丛书”。稷下学者的著书立说与讲学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柏拉图在创办学园的40余年中,一边讲学授徒,传授他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哲学精神,一边著书立说。柏拉图的著作大都在学园时期完成,包括被誉为教育史上三大里程碑之一的《理想国》,以及《克利底亚》、《法律篇》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 学府特点的相同之处。(1)学术自由与尊师重道方面。学术自由是稷下学宫的基本特点。首先表现在学者游学的来去自由,师生以“言行合则留,不合则去”为原则,其中孟子和荀子等都几度来去,这种开放流动的人事政策使得学宫内部派别之间、内部与外部各国学派之间,处于一种不断交流融合的状态,富于发展的活力。再者表现在各家各派的地位平等,即使在因政治所需选用人才时有侧重的情况下,统治者也不会以己之好恶横加抑扬造成各家尊卑之分,像孟轲、荀况、邹衍等都曾在稷下擅一时之风流。最后还表现在诸子百家的自由辩论,各学派要想使自家学说主张得到认同与采纳,只能通过公开的辩论以理服人,因此学宫涌现出一批雄辩之才,如淳于髡、邹衍、田骈等,故有“谈天衍,雕龙,炙毂过髡”[4](P2348)。稷下学宫发扬礼贤下士的风格,使得尊师重道成为它的又一特点,稷下学者的思想与人格被充分尊重,享受着士大夫的待遇,成为社会中唯一能与统治阶级平起平坐的被奉为上宾的群体。柏拉图在学园中采用比较开明的学术政策,他反对用强制性手段灌输知识,沿用苏格拉底问答法,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学园期间,包括在伦理学、道德实践等方面与老师柏拉图存在分歧,但这并没影响师生之间的情谊,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作为私人学府,尊师重道这一特点就显得更为突出,学生选择进入柏拉图学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主办者柏拉图的才识的肯定与威望的敬重,在学习期间更是如此。(2)教研结合与大学自治方面。稷下学者突破传统“六经”的教学框框,破旧论立新说,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开展丰富的科研活动,在哲学、教育、军事、逻辑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丰厚财富。稷下学者的教研活动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肩负起培养人才、服务政治的重任。田齐政府没有直接管理学宫,而是赋予其极大的自主权,学术思想不受官方意识左右,教研活动不被行政权力干预,学宫领袖不由官府任命,严格的学生管理制度——《弟子规》,中国学衔制的开创——博士制,这些都是稷下学宫“大学自治”的积极体现。
柏拉图学园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所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学府。教研结合体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方面。在柏拉图的认识论中,数学有很高的地位,“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学园里面产生了好几位有影响的数学家。此外,学园在动物学、植物学和地理学方面进行了初步系统的分类研究。再者,学园把哲学所关注的领域推广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像共和国、妇女解放、计划生育等问题在柏拉图的著作中都有涉及[3]。“大学自治”是私人办学的固有特征,政府对学园没有干涉,创办人柏拉图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以苦行主义要求学生的生活与学习。
二、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纵向比较
在轴心时代,东西方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形态[1](P14)。通过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的纵向比较旨在总结二者在对东西方文明的渗透性影响方面的异同。
(一) 相同之处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东西方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稷下学宫以“来者不拒”与“包容百家”作为办学方针,“九流十家”各派精英云集于此,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家争鸣之学术中心。司马迁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稷下学宫的创办之早、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柏拉图学园开创了西方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古希腊教育活动的中心,学园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欧洲第一所综合性学校,“Academy”被作为学术研究团体的名称沿用至今。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出现,对东西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不同之处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教学内容、目的方面的具体差异导致其对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侧重、脉络和历程的影响的不同。
1. 传统重文与追求科学。重文是古代中国教育内容的传统,稷下学宫偏重于思想政治领域,虽然在经济、军事、天文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并未达到系统划分的科学高度。所以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正是由于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划分,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科学的难产,造成近代中国的落后。相比而言,柏拉图学园在对社会结构和自然现象方面有所实验的基础上,对部分科学学科进行了初步系统的分类研究,这表明西方自然科学的起源在柏拉图学园就已孕育,近代西方人对科学的追求与柏拉图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传统重文与追求科学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东西方文明发展侧重的不同。
2. 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稷下学宫对齐国政府有较强的依赖,它始终贯彻着“实用主义”的主张。稷下师生本着一种务实的态度,崇尚“经世致用”,政治思想能够为君主所采纳是其治学目的。这种“实用主义”的主张渗透性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做官取仕”、“学校附庸”是其演变的消极结果,即文化在一定时期成为政治附属品而不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相比而言,在不受政府控制的柏拉图学园里,“道德”以及呼吁全体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是思想家们所追求的,这是人本主义的最初体现。这种“人本主义”的主张渗透性地影响着古代西方的文明进程,“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是其发展的深刻结果,即摆脱只关注自然现象的局限继而转向对社会、道德和人类自身的研究。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东西方文明发展脉络的不同。
3. 文明的延绵与文明的中断。中国古人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根深蒂固,而稷下学宫又是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所以即使是经过“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异流,和谐、中庸的学宫主题还是在无形间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所以中国没有发生古典文明的中断。相比而言,柏拉图学园对西方的影响虽远不如稷下学宫的延绵,但要比其剧烈。学园精神在被漫长黑暗的中世纪禁锢长达千年之久,后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一面大旗,再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人类文明由此翻向新的篇章。就如余秋雨在《天下学宫》中所说:“中国的古典文明没有发生中断,当然也就不会有欧洲式的发现、惊喜和激动,这便由长处变成了短处。”[8]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文明影响的延绵与中断的差异中体现了东西方文明发展历程的不同。
三、小结与启示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发现,作为众多大师学术活动场所的稷下学宫和一代大师柏拉图孤独舞台的柏拉图学园,二者各有千秋。两所学府虽已消逝,但其在高等教育特点、规律等方面进行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宝贵探索,对于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在办学方针层面上,应开放办学,以兼容并包、合作交流为宗旨,追求学术、思想和管理资源的流动与共享;以人为本,以尊师厚师、爱生育生为出发点,深化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与执行;崇尚科学,以教研并重、科学务实为己任,实现教学科研化与科研过程教学化的双丰收,完善人才约束与决策科学论证的双机制。在治学方式层面上,大学自治,以专家治校、学者治校为方式,摆脱官本位性质,由此注入活力,增强动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在提供良好待遇与科研环境的同时,注重师资培训与交流,增强教师专业实力与人格魅力;构建学生管理机制,以科学管理为目标,将时代需求、学校理念和学生个性作为三条准则来衡量学生生活与学习规章制度的科学度。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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