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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黄帝内经》“黄老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它的中医学说和养生治身之法,都以道家崇尚的“道”为终极根据。在这里,“同”指的是万物相通的 “道”,而“异”则是万物差别的表象。有智慧的人善于发现万事万物的“同”,抓住相通的根本,就会“有余”;而愚昧的人则总把注意力放在万事万物的差别上,从而被表象所困扰,舍本逐末,导致“不足”。“有余”者“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能够“寿命无穷”,所以“察同”是“圣人”“治身”之道。
该句原文出自道家经典,讲的不仅是养生,也是治天下之理。道家学说本“出于史官”,总结“祸福古今之道”,目的在于实现致治之世。《吕氏春秋·执一》说道家思想:“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表明身、家、国、天下四者“异位同本”,表象虽异,本质则同,从最切近、最简约的“身”做起,推之于天下,便可以使万物各行自然,并行不悖,达到天下大治。所以《老子》言:“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治身与治世相同,每个人“为无为之事”,各当其位,天下大治。其中,“无为”是道家的核心理念,它并非通常所理解的什么都不去做,而是不刻意去做。顺应其“同”,不逆人情物理,“秉要执本”,以简驭繁,即不刻意。所谓差异总是相对的,因此不必把注意力放在纠正、抹杀万物的差别上,就会陷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境地;把一切差异化、复杂化,就会离根本之同越来越远,就是刻意为之,注定徒劳无功,甚至以末害本,属于愚者之行。
儒家也有类似思想。《论语》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对具体差别的包容,而相同追求却往往导致不和。放大到世界来看,正是由各种人、各种思想、各种信仰、各种民族和国家的差异性存在而彰显出意义和活力。表面看,此话似乎讲“和”而排斥“同”,实际上排斥的是抹杀差异性的小同,追求“和”的“大同”。其实践策略也与道家相似:“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而已。”从最切身处感受自己的需求,推己及人,懂得尊重他人的需求,具体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然,有时己所欲又未必为人所欲,所以孔子又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补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求大同舍小同、“和而不同”。
儒道两家同源异流,都出于王官之学,虽然在具体学说上“各引一端”,却体现出了“求同存异”的智慧和现实方法论意义。在当今世界,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过度凸显差异、放大分歧、加剧对立,其结果只能制造无谓的误解和冲突,割裂本能携手共进、互相促生的可能,从而失去更大的、更根本的共同利益。更多地把着眼点放在“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一“同”上,不但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聪明者不但能观察到这一“同”,而且还能化被动为主动,去寻求、追求“同”。
从思维的路径看,对于“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这句话的理解,要点不在于“求同存异”“察异存同”的“智”还是“愚”,而在于:(1)对于事物的探析,该“求同”时就“求同”,该“察异”时就“察异”,一切根据研究的需要,不存在“智”与“愚”的情况;(2)在“察异”的过程中,关键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能够反映事物之间的根本差异;(3)在“求同”的过程中,能够发现不同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上的相通之处;(4)例如中西医结合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研究,强调从病与证、宏观与微观、局部与整体的差异性切入,就是在需要“求同”的时候“察异”,不免有点愚蠢。
例如,东西方医学虽然有不同的特点,但都是对人体和疾病现象的探索、认识和把握:都要观察人体结构、生命现象、疾病表现、治疗措施的基本事实和现象;都要探索和说明上述事实和现象的内在机理。对于前者,尽管存在着各自的侧重,认识的深浅,发现的事实和现象略有不同,但相同者更多。对于后者,由于各民族的文化(主要是自然哲学)不同,往往差异较大,但对主要经验事实的捕捉上也可能一致,只存在描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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