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李剑. 建国初期枯痔疗法的传布与枯痔散的流变.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39（2）：138-152

摘 要  作为建国初期具有良好临床疗效的中医外治法典型之一，枯痔疗法是较早进入卫生管理者视野的。自重庆而北京，进而传布到全国各地，枯痔疗法承载了20世纪50年代“祖国医学遗产”的各种标签化的意蕴，因而得到政治力量的眷顾。此后的传布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力量的加入，枯痔疗法的内涵和形式迅速发生变化，从源自传统烧炼的含砒有毒散剂到用化学品配制的无砒注射剂，枯痔疗法的演化史反映了新中国中医医疗史的一个侧面，值得认真梳理，总结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两年里，中医行业颇不景气，致有业者令后辈改行者[1]。但各地情形并不一致。如果要找一个中医治疗技术“翻身”的例证，没有比枯痔疗法更具代表意义的了。爬梳枯痔疗法从重庆走向全国的历程及此后 20 余年的流变，不难看出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从技术角度而言，正是在受到越来越多重视的过程中，这一治疗技术得到不断完善，并最终蜕去中医的外壳，成为融合中西医药的治疗技术。

1 备受质疑的开端与政治力量的推动

1.1 枯痔疗法的简史

痔疮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在《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即有“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的明确记载。《神农本草经》有 21 种药物用以疗痔核，当时已据病状细分为“五痔”。此后病名代有累增，至清已有 62 种之多[2]。在治疗方面，自汉以降，逐渐形成以“清热凉血，散瘀祛毒”为主的治疗原则，以及形形色色的治疗方法。

据《中国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内痔的治法有 559 种之多。其中枯痔疗法以楼英《医学纲目》记载较详[3]。其法以枯痔散涂于痔核表面，使其坏死脱落，达到治疗目的。至其方药，则各家互异。据张觉人考证，1947 年时流传的枯痔散有 14 种之多，要皆不离砒、矾二物，其共同源头乃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三品一条枪”，治疗肛瘘的药线疗法亦源于此[4]。

痔科在中医行业中的地位较低，旧时重庆称之为“下大夫”。其方药技术，业者视之为枕中鸿宝，师传徒授，私相传抄，错简百出，更有故意改窜，以布疑阵者。到 1949 年前后，“中医治疗内痔的方法，与文献所记载大同小异，凡百年来无多大改进，反有湮没失传的现象”[3]。另一方面，铃医虽知方不多而用功颇专，用枯痔疗法每有显效，更增加了许多神秘色彩。

其实，当时各地均有操此术者，一些中医外科世家也掌握枯痔疗法，如苏、沪之丁、顾等世家。唯此方含有毒中药，制法中又需煅烧，不易把握，故采用此法极为慎重。

1.2 枯痔疗法在重庆异军突起

枯痔疗法最初受到重视，与鲁之俊的推动有莫大的关系。鲁之俊自延安时期成为第一批西医学习中医的模范后，一直致力于受到毛泽东关注的针灸疗法推广工作[5]。建国初期，鲁之俊历任西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重庆市军管会卫生部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卫生局局长等职。正是在鲁之俊任职西南期间，枯痔疗法成为与针灸疗法并列，得以全国推广的中医疗法。此时，针灸疗法已得到中共军政领导的一致推崇，加之鲁之俊和朱琏有关针灸学的著作先后出版，得以在更大范围推广。

1952 年 8 月，中华医学会重庆分会召开第二次外科学会，讨论“痔核”的病因、诊断、治疗等问题。主办者函邀中医业者参加，并征求中医疗法。重庆市中医业者在会前做了积极准备，并在会上公开了内治法、外治法、针灸疗法各若干。外治法中，袁树滋、蒋厚甫、周济民的献方中均有枯痔散或同名异方者（主药均为砒、矾）。这就是此后枯痔疗法研究、推广的基础。在会议总结时，主办者专门提到：“枯痔法：中医同志一致认为是治疗痔核的优良疗法，有一定的疗效，若能加以实验和临床试用，对人民的健康定有所裨益。”[6]

从目前资料看，鲁之俊所为或许只是延续延安时期的政策，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他的做法为何与当时政治地位更为显要的东北区、华北区的做法大相径庭。

中华医学会重庆分会的讨论会后不久，西南区召开了卫生厅长会议，决定参照北京中医学会的“先进经验”，在西南各省成立中医学会。9 月底至 10 月底的短短 40天里，重庆市中医业者先后 6 次举行座谈会和 20 余次筹备会，开展筹备工作。1952 年 11 月1日，重庆市中医学会正式成立。而此时，除北京中医学会外，市级中医学会几乎没有。鲁之俊到会讲话，他要求中医学会“加强政治和技术的学习，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中医药学术，提高其水平，实现中医科学化，而泯灭中医西医的区分。”中医业者们的感受则是，“领导上的重视和坚决掌握，是学会得以成立并成立得很好的主要原因”。由于筹备过程中，“经常得到西南卫生部、市卫生局上级的指示”，该学会方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筹备工作[7]。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事件的报道均刊发在 1953 年初的《北京中医》上，此时该刊上北京之外的信息并不多见。

重庆市中医学会成立伊始，便将整理研究枯痔疗法纳入“近期三项重点工作”中。学会成立时，由蒋厚甫、周济民等 4 人组成的“痔核组”已受命“直接参加新渝医院工作，完全使用中药和固有的技术，治愈了痔核患者 12 人，瘘管 1 人。治疗经过极短，并无痛苦”[7]。自 1952 年 11 月至 1953 年 4 月底，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由新渝医院改名而来）收治痔核住院患者 64 人，门诊治疗瘘管 76 人。“初步获得经验，认为中药治疗方法是有效的，操作简单，费用低廉，是值得更进一步研究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中，“所用的药物，究竟能被吸收多少，对组织内起何种改变，现在尚不得知。”[8]

按照延安时期确定的原则，西医是负责指导研究并加以总结的。起初此事并不顺利。“当政府决定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外科重点试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就遭遇到了许多抵触和障碍。”（[9]，页 370）被选中的李开泰等西医师起初也不情愿。随着收治患者及治愈患者的增多，尤其是 1953 年底该院用枯痔疗法治好了苏联专家希里索夫久治不愈的痔疮后[10]，西医们才终于改换了看法，并帮助中医制定临床规范，指导中医使用外科器具及观察病情。

1.3 枯痔疗法被推上更大的舞台

鲁之俊的非常举措随后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北京中医》在1953 年第1、7、9、11 期连续发表有关中医治疗痔瘘的文字，引起高层和各地读者的注意。

1953 年是中医政策转换的关键一年。6月10日，中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召开第一届中医代表会议，这是全国首次大区级中医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和全国各大行政区卫生局的代表”。会议透露的信息耐人寻味，因为中医代表们“对中南区的中医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中南区卫生局局长齐仲桓也“在总结报告中批判了某些干部对中医的错误认识，要求各卫生干部正确贯彻中医政策”，而此前从未有人这样做[11]。

1953 年底，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举行，前此 3 年多卫生部对待中医的做法开始受到清算。《人民日报》说：“这次会议是在今春以来卫生部门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基础上召开的，是一次思想、政策的大检查，对改进今后工作将起重要的作用。”[12]

1954 年国庆节前，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痔漏科一行 5人（中医业者 3 人，西医业者 2人）作为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典范于 9 月 28 日到京，并被安排参加了国庆五周年游行。10月 10 日下午，北京中医学会召开欢迎座谈会[13]。这样的礼遇与当年高层发生的变故不无关联。这年晚些时候，鲁之俊奉调入京，着手筹备毛泽东提出设立的中医研究院。

重庆痔瘘小组随后被安排在中央直属机关第六医院，并专门为他们开设了痔漏科。除收治患者外，“中央人民医院、中央直属机关第一、二、三、四医院都先后派了外科医师向该小组实地学习。学习的医师们经过一个半月至二个月的临床实践，都能掌握这个治疗方法，而且大都回到本院推行了这个疗法”。“中央人民医院、中央直属机关第一、二、三、四医院的外科医师在这确切的疗效面前，认识到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性。”[14]中央直属机关医院服务对象自非一般市民，此举的震撼效果可想而知。

1. 4 第一个十年里枯痔疗法受到的褒奖

1955 年12 月19 日，重庆痔瘘医疗小组作为 3 个集体项目之一，受到卫生部的隆重表彰和奖励。颁奖词说：“重庆痔瘘医疗小组是由中医师蒋厚甫、周济民、张荣辉、西医师李开泰、陈之寒五人组成，他们在重庆市第一中医院（原为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和卫生部中央直属机关第六医院运用中医的枯痔散治疗内痔，用挂线法治疗肛直肠瘘管，获得了显著的疗效。北京市已经有十多个医院的外科医师向这个小组学习并推行了这种疗法。”[15]

同一天，中医研究院在京成立。该院的“外科研究所是以正在北京传播经验的重庆痔瘘小组为基础建立的。……重庆痔瘘医疗小组，半年中挂号求诊的一千四百多患者，三分之二以上已经他们治愈。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欢迎和重视”[16]。1954 年11 月就负责筹备工作的鲁之俊则出任该院首任院长。

12 月 20 日，与中医研究院成立的消息见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17]，要求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同一天，该报点名批判贺诚[18]。自 1955 年 2 月 4 日《健康报》开始的对王斌“错误思想”的批判，至此陡然升级。

1956 年，卫生部已将“中西医合作共同研究用中药枯痔散治疗痔核”列为“西医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中西医共同研究和治疗疾病”的成功案例。傅连暲在动员中华医学会会员学习中医时也援引该案例[19]。也是在这一年，“痔瘘疾病和防治工作”列入国家十二年远景规划。在同年开始的西医学习中医热潮中，枯痔疗法成了重点学习研究的对象[20]。

到建国十周年时，“内痔的枯痔疗法”被列为“发掘和整理研究”中医学的 8 项重点成果之一[21]。同年，枯痔疗法和挂线疗法作为两项研究中医的成果，入选“新中国外科学的成就”[22]。

中医研究院成立十周年时，卫生部长钱信忠的讲话中，谈到枯痔疗法过去被忽视和否定了，“现在经过发掘和提高，它既便宜，效果又好，作用越来越大。”[23]

1.5 福建推出枯痔丁疗法

枯痔丁疗法又称插药法，是将枯痔散制成药钉，直接插入痔核内，使其逐渐坏死、脱落的疗法。宋代《太平圣惠方》便有“以砒霜、黄蜡搅拌和匀，捻成条子治痔”的记载。枯痔丁则源自明代《外科正宗》的“三品一条枪”，其主药亦是砒、矾，唯剂型及用法不同。

1954 年，福建省福清县中医李笑风及仙游县郭亦贤献出各自掌握的枯痔丁治疗内痔方法，引起业界关注。福建省中医研究所随即组织临床观察并监制枯痔丁，福建省人民医院痔漏科则受命从疗效和毒性等方面开展比较研究。一年后，福建省人民医院痔漏科的研究结果证实：枯痔丁疗法优于枯痔散疗法，而李笑风配方（ 红砒四两，白矾八两，雄黄二两，乳香粉一两，朱砂五钱，生糯米磨粉，熟糯米磨粉，普通米磨粉）又优于郭亦贤配方（白降丹三分，红升丹二分，黄仙丹三分，雄黄三分，制硫磺三分，冰片二分，甘草粉五钱）[24]。此后，该院所用的一直是李笑风配方，据称临床效果理想[25]。

1956 年，卫生部函示福建省卫生厅抓紧研究学习，在全国推广该疗法，该省随即开办了多期学习班[26]。献方者李笑风“在福建省中医研究所负责枯痔丁生产的监制和科研工作。还到呼和浩特、上海等地讲学，办枯痔丁学习班，并为协作单位培训了痔疮科医生。”[27]到 1963 年，福建的中医业者仍在各地推广枯痔丁疗法[28]。

1958 年，福建省卫生厅举办的卫生展览会上，枯痔丁列入 20 项中医中药跃进成果。“现在，本省的枯痔丁不但供应国内各地，而且远销至南洋各地，博得一致称赞。”当时福州市人民医院用该疗法治疗 14，000 多人，龙岩医院治疗 3，000 人，据称均全部治愈[29]。

福建中医研究所当年对枯痔丁疗法进行了系列研究，包括理论探讨、临床观察、剂型改进，并与福建医学院、福建省药品检验所、福建省人民医院等单位合作，开展了动物实验和抑菌试验[30]。此后，各地在药物组成等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和改进，天津市立工人医院还与留京的重庆中医周济民及天津医疗器械厂合作研制成枯痔丁投药枪，更有利于给药和推广[31]。

1.6 灰皂散枯痔疗法

含砒枯痔散的毒性引起重视后，福建省人民医院李白克提出改用其祖传的灰皂散枯痔疗法，试用后认为效果理想，尽管方中仍含铅，毒性已大大降低[32]。其法以新出窑石灰、楠皂自然水（又名石碱或土丙药）、黄丹（又名京丹）制成糊状涂于痔核表面。此后，该院收治了更多患者，据称中毒问题已基本解决[33]。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中医实验院 1956 年采用上法治疗，证实疗效而外，并将灰皂散原料制成液体，用以注射枯痔，手续更加简便[34]。1963—1966 年，江西省中医院用石灰饱和溶液加入烧碱制成的枯痔液已用于各期内痔、各种外痔及混合痔。“对痔核合并部分粘膜脱垂或单纯性部分直肠粘膜脱垂，其疗效亦较理想。”[35]770 例患者中，痔核以 7—8天脱落居多，2 例术后 7 天大出血。

该疗法启发了重庆李开泰等，后来的“新 6 号液”也最大程度地吸收了灰皂散的方意。

2 枯痔疗法推广全国

2.1 卫生部决定推广枯痔疗法

1955 年，“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在全国范围得到全面贯彻执行。1 月 14 日，中华医学会吸收第一批中医业者萧龙友等 10 人入会[36]。7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国务院二办主任林枫批评了卫生部此前的做法，要求做好团结中西医工作[37]。9 月，卫生部决定推行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38]。10 月 7 日，《健康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推广中医治疗经验，必须扫除思想障碍”[39]。

从 1955 年 1 月起，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范维铭医师学习了该疗法后，不到半年治愈痔瘘 70 多例，“获得了患者的一致拥护”[40]。到 9 月，北京市已有 13 家医院派了外科医师去中央直属机关第六医院学习枯痔疗法[41]。

中央直属机关第三医院组成外科小组对内痔的中医疗法与西医手术疗法进行比较后，证实枯痔疗法“操作方法简便，的确是减少了病人的痛苦，缩短了住院的时间，加速了床位的周转，节约了一定的资金，减免了手术后的并发症，使病人乐于接受，免去对手术抱有不必要的顾虑，多年的病痛能很好地治愈； 此方法实有推广之必要”[42]。中央直属机关第六医院吴静波也认为：“枯痔疗法方法和设备都很简单，技术易于掌握，各地医院和医生都可以使用。”并说：“有某些不适宜用手术疗法的病症的患者，也可以用枯痔疗法治疗，并且不会有手术疗法所引起的大出血、肛门狭窄及感染等合并症。”[43]至 1955 年 9 月9日，重庆痔瘘医疗小组在京治疗的 1，748 名病人中，已有 923 人痊愈。在此期间，该小组“还收到了近七百封全国各地和苏联等国家的来信，其中很多信表示希望学习他们治疗痔瘘的经验。”进京快一年时，卫生部“协助重庆痔瘘医疗小组总结出他们用中医方法治疗内痔和肛直肠瘘管的经验，并决定广泛推行”[44]。

2.2 传布途径及效果

1955 年卫生部举办了全国痔瘘学习班，面向基层，培养师资和人才[45]。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46]和福建[47]都举办培训班，推广枯痔疗法。此后，南京中医学院附院[48]和北京中医医院[49]等一些具备条件的医院也成为所在地区开展枯痔疗法技术推广中心。军队医院也举办了枯痔疗法训练班[50]。

实际上，《北京中医》刊发重庆第七人民医院枯痔疗法的文字后，一些地方已开始推广。柳州市 1953和1955 年，先后派尹耀明、黄永清医师到重庆进修枯痔疗法，随即在该市推广[51]。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自 1954 年 6 月开设痔科，1 年里用该疗法门诊治疗痔核 223 例，痊愈 206 例[52]。

除有关论文成为各地的学习范本之外，举办学术报告会加以推介是常用的方式[53]。1958 年，江苏省卫生厅组织召开了为期 8 天的痔科专业会议，特邀福建省人民医院李白克介绍枯痔丁疗法。会上交流了 31 种痔瘘疗法，61 张处方。会后编成一册经验交流集[54]。

当年痔瘘科如此红火，以致江苏省中医院向卫生厅提交的跃进决心书中，将“痔科手术费降低 20% ”列为跃进指标之一[55]。显然，政府策动的枯痔疗法推广，效果非常显著。

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后，各地中医业者为表达感激之情，出现献方热潮，其中不乏北京杜家模[56]、福清李笑风和成都黄济川公开枯痔散（丁）之类的案例（[9]，页370—371）。“大跃进”时期第二次献方高潮时，各地汇编的献方集中几乎都有痔瘘专科的部分甚至专册。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的组织者，在外科专册之外，还专门汇编了痔瘘专册。

有关枯痔疗法图书的大量出版，也促进了该疗法的推广。1955年四川名医黄济川出版了《痔瘘治疗法》后，此类书籍渐增，1958年后更是遍地开花。

表 1 1955—1962 年有关枯痔疗法的出版物

注：上表引自裘沛然主编. 中国医籍大词典（下），2002. 1036—1039； 齐伯静，程兆里编. 北京中医学院中医图书目录（1956. 9—1986. 7），1986. 128.

2.3 运动模式下的推广及带来的问题

江苏省大丰县中医院 1960 年派人赴南京中医学院附院痔漏科学习后，随即开展治疗。对于晚期大型脱肛痔和嵌顿型内痔，该院所用枯痔散系南京丁福华处方，还多加了两道保险：一是先以丝线结扎痔根再敷药，减少砒的吸收；一是从使用枯痔散的第2天起，每日给患者肌肉注射硫辛酸钠（砷化物解毒剂）20 毫克，至停止敷药后的2天止。该院也同时采用枯痔丁疗法，患者数占经治患者的半数以上，在并发症预防方面颇有心得。显然，这样的推广，疗效和患者防护才有保障[48]。

在当时环境下，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盲目跟风，而忽视了本应注意的安全问题。湖北省孝感专署人民医院采用枯痔疗法、药线结扎及白矾溶液注射压痔3种疗法，证实这些疗法“设备和操作简单，易学，而且省钱（如配制枯痔散一料，价值不超过 1 角，可治 10 余名痔疮患者），适合于广大农村推广应用”[57]。显然，其着眼点在该疗法的经济性而非安全性，这样的报道容易误导基层医疗机构。四川省丰都县城关区联合诊所就发生一例因忽视全面体检，未住院治疗，中毒情况观察不严密造成的枯痔疗法所致死亡病例[58]。

此期，成都中医学院附院做了枯痔散、枯痔钉和复方明矾液注射的对照研究，证实三种治法疗效确切，但具体操作中均出现问题。其中，枯痔散造成 2 例中毒，1 例死亡；枯痔钉造成肛门脓肿5例； 复方明矾液注射便后滴血有 50 例，大出血 2 例[59]。南京中医学院附院采用枯痔丁疗法，也发现掌握得当诚非易事[60]。而山东某院因为“没有充分的了解和缺乏正确熟练的操作技术”，收治 650 例内痔患者中，发生痔或肛管溃烂坏死者50例，插丁后即时脱垂嵌顿而致坏死者15例，插丁诱发肛周脓肿者3例，肛管大片坏死而致肛门缩窄者 5 例。原因是枯痔丁用量过多、药丁排列不匀、插丁过深损及肛管肌层、插丁后固定不稳或脱出[61]。省级医院尚且如此，基层医院更无论焉!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由于主管部门的推动，医疗机构采用该疗法，并不需要资质审核及论证；各地采用的枯痔散处方不统一，也未见到主管部门给以指导的记录。

并非所有业者都失去了理智。武汉某院陈济民在《中华外科杂志》（1956，6（12）：1323—1324）发表“治疗痔核无痛的研究初步总结”，并于1958年被收入《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后，受到另一位西医业者易新的质疑。诚如易氏所说，陈氏实际上并不了解“祖传枯痔散”中各药的化学成分，更不了解原方“减去白砒、硫磺、月石后，加入花蕊石、胆矾、雌黄……等”仍有砷化物的存在，经过煅烧仍能生成三氧化二砷。而误以为“这种枯痔散因为不含砷，故渗透力不如含砒枯痔散强，但它没有中毒危险，而对治疗内痔效果良好，如果治疗较大的内痔（ 粘膜较坚硬） 用量宜多涂之……”[62]。

可惜这篇 1958 年收稿的易氏论文，直到 1961 年《中华外科杂志》才予发表。

2.4 中医外科世家的回应

早在 1956 年 10 月，南京市中医院痔科主任丁泽民已使用无砷枯痔液加结扎痔根的方法治疗内痔40余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操作诸节描述之详细，各环节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的防备措施以及各期使用的外用方之完备。世家与铃医对待痔瘘的态度和入手处确乎有别。为免讹传和误解，丁泽民配以 10 幅照片，分步说明；统计数据与病例号一并附上，方便查验。他指出，“中医外科文献上枯痔散的药物组合虽各有不同，但各方均以砒矾为主，其他药物为辅。砒矾两味，如缺少一味，对内痔作用是不大的。枯痔散疗效肯定，同时也有缺点； 枯痔疗法是有一定适应范围的，尚不能治疗各种类型的痔疮。在临床上常有局部疼痛及全身反应的症状，也不能完全免除砒毒。为了减少反应及免除砒毒，故将枯痔散砒剂加以摒除，以结扎的办法来将痔核的营养割断。”[63]其世家本色，还反映在丁泽民详查治疗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亲自执笔撰文，详列枯痔疗法护理要项及砷中毒的观察要点[64]。

丁泽民来自江都县嘶马镇的中医痔科世家。1956 年吸收进南京市中医院后，丁氏“开始也觉得采用老方法方便，研究新疗法要看书刊，请教别人，都很麻烦，”该院迫于形势采用枯痔疗法后，则“创造性地结合结扎方法，注射枯痔液，治疗痔疮。……此外，采用枯痔钉治疗中期痔疮；把古老的结扎疗法改为单线贯串结扎，或结合部分切开治疗混合痔，……减少了病人的疼痛，缩短了疗程，消灭了细菌感染”[65]。

上海的顾伯华、顾伯康则留意到，各种枯痔疗法发生出血的情况较普遍，有少量出血，也有一千多毫升的大量出血。他们归纳出创面损伤、局部感染、纤维型内痔等 10 类原因，总结发生出血的天数规律、临床表现，提出处理办法[66]。这些研究非常重要。一般诊所甚至医院，专科力量薄弱，盲目跟风引进枯痔疗法，遇到问题势必无力解决。顾氏此文，对于基层痔瘘科人员，无疑雪中送炭。

2.5 从治疗痔疮到治疗子宫脱垂

枯痔疗法的推广和改进，军队医院一直积极参与。1960 年代初，北京军区 291 医院肛肠科收集了枯痔疗法 50 种单、验方，从中选取疗效高、反应轻的药物，制成 291-3 枯痔液（雄黄4.5克，赤石脂 9 克，轻粉 0.3 克，红粉 0.3克，冰片 3 克，朱砂 3 克，枯矾 19.5克，盐酸普鲁卡因 5.25 克）及 291-4 号枯痔液（枯矾 60克，雄黄 26.8克，赤石脂 26.8克，血竭 26.8克，黄连 31.3 克，朱砂 8.9 克，盐酸普鲁卡因 5.25 克），从 1962 年开始用以治疗内痔、混合痔，20 年间治疗 16，129 例，治愈率高达 94.4%。并做了远期疗效观察[67]。

1970 年代，解放军第 38 野战医院借鉴 291 医院的疗法，用做宫旁注射，治疗子宫脱垂，并在该院驻地邻近的广东、福建、广西、江西等省推广此法。Ⅰ、Ⅱ度子宫脱垂患者近期疗效较好。因方中有砷、汞化合物，该院还做过毒性实验及远期随访，据称“毒性不大”[68]。盖因该院注意到枯痔散有治疗直肠脱垂的功效，于是移植用于子宫脱垂[59]。

采用第 38 医院配方的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等单位观察发现，使用该疗法，病情轻者疗效高，Ⅰ度有效率 86.27%；Ⅱ、Ⅲ度有效率逐渐下降，病情重的疗效低。病程越长，疗效越差。同时，“出现药物治疗反应者较多，不少患者反应较大，致使部分患者对再次注射思想负担重，甚至拒绝检查和治疗。”[69]

该疗法当年风行各地，配方亦不断变化。河北省卫生局于 1976 年在南皮县推广291-3 注射液治疗子宫脱垂经验，所用的 291-3 注射液已去掉朱砂、雄黄、红粉、轻粉，其他成分不变，制成由血竭、赤石脂、黄连、冰片、枯矾、普鲁卡因组成的新处方。经临床实验及动物实验后方用于临床。据南皮、隆化两县试用，有效率均在99% 以上，没有较大的副作用。并强调，“需在医师指导下，经过训练方可使用，用前做普鲁卡因过敏试验”[70]。

当年枯痔液的生产厂家颇为芜杂。以广西省沿河县为例，该县使用的既有广西省平果县人民医院制剂室生产的枯痔液，也有铜仁卫校药厂生产的枯痔液[71]。更严重的问题是因此带来女性尿瘘患者的增多[72]。该疗法1978年后停用。

3 枯痔疗法的毒性与配方的改进

3.1 重庆小组的观察与改进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开展临床观察之初，就已注意到砷中毒问题。“在治疗过程中，轻重不等的砒中毒现象是比较普遍的。”（[73]，页12） 经过研究，该院采用定量用药，制订停药指征等办法，降低了砷中毒的风险。他们认为，“如能用科学和精确的方法制药，使枯痔散中的游离砒减少或完全消失，中毒的问题是可能完全彻底的解决”（[73]，页24）。

制剂不稳定问题，也在西南中药研究所和第七军医大学帮助下加深了认识。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和西南中药研究所各自烧制的 9 批枯痔散中，三氧化二砷含量均不稳定。

该所认为杠炭火温度不可控是主因，并提出：“其主要成分已经明确，从化学观点上看，可以根据分析结果，用纯品药进行直接配制，用以代替烧制品。”后经第七军医大学试验，“从药理的观点上证明了烧制品和配制品的作用是相同的。”[74]

枯痔疗法成为典型后，枯痔散的毒性和副作用成为影响推广的关键。1955 年，李开泰等开展了氯化钙注射液的动物实验和病理检查，欲以钙化痔核法取代枯痔疗法；“同年12 月底试用于人体，在严密的观察下，结果甚为满意。”用新方案治疗时，还设置了对照组，以了解氯化钙注射后枯痔散使用与否及何时使用问题。证实注射氯化钙 48 小时后涂枯痔散，中毒的可能性大大降低[75]。

此后，该院再将氯化钙注射液改为氯化钙、纯石炭酸和奴佛卡因混合液，“不再有枯痔疗法与枯痔丁疗法的缺陷”[76]。后来，该院还曾先后试验了电烙法，企图将内痔从外枯脱；以石炭酸甘油、酒精、明矾溶液、石炭酸精制食盐混合液和氯化钙混合液，注射于内痔粘膜下层，意图将内痔从内枯脱。上述方法虽能达到痔核坏死脱落的目的，但或因疗效不够理想，或因副作用过大，后均停用[77]。

最重要的改进出现在 1965 年。该院采用纯品硇砂（主要含氯化铵）与精制石灰（主要含氢氧化钠）配成 15% 的溶液（即“新六号枯痔液”），注射于痔核粘膜下层，将内痔从内枯脱，名为“注射枯痔疗法”。通过动物实验，证明无毒性反应，应用于临床。到 1972年，该院已用此法治疗 4千余例。研究表明，该药液不仅能使痔核达到渐进性直接坏死，与枯痔疗法的效果一样满意，而无砷化物毒性反应，且疗程一般由 3 周缩短为 2 周[77]。

此后，该院围绕“新六号枯痔液”开展了更为系统的研究工作[78，79]，并在更大的范围推广。1977 年 7 月，该注射液通过鉴定[80]。

至此，枯痔疗法所用药物已从使用有毒中药构成的外用散剂——枯痔散——改换成与枯痔散药物组成完全不同的化学药物组成的注射剂，保留的仅仅是枯痔散的方意。

实际上，欧洲采用局部注射药物治疗痔疮仅有百余年历史。1869 年爱尔兰人摩根（Morgan）首先介绍将硫酸亚铁溶液注入痔核的疗法。此后，米切尔（Mitchell）报告用 1∶2的石炭酸、橄榄油混合液注射治疗内痔；安德鲁（Andrew）收集和分析近万名注射治疗病例，认为此疗法对内痔出血和早期内痔疗效满意，并推荐低浓度、小剂量注射的方法以避免发生严重并发症；爱德华兹（S. Edwards）用甘油、石炭酸加肾上腺素注射痔核，后用硫酸镁、氯化钙等溶液作内痔注射，均取得较好效果。但也出现一些感染坏死、大出血、直肠狭窄等并发症。因而有人认为内痔的坏死疗法是危险疗法[81]。

内痔的枯痔散疗法演变为药物注射疗法后，主要有“硬化”和“坏死”两种取向，前者以“消痔灵”为代表，后者以“新 6号注射液”为代表。论者以为，治疗上的一些混乱现象，主要是对痔本质的认识不够深入所致。“硬化”和“坏死”并非绝对，临床效果可以互相转化，但权衡利弊，以“硬化”剂为首选[81]。

3.2 对枯痔疗法的持续改进

1956 年，南京市中医院制成无砒枯痔散，“只有明矾（15克）、胆矾（2克）两药，注射痔核内，则发生立即性坏死，同样可使痔核坏死脱落，达到治愈目的。”此法结合痔核根部结扎，药物作用局限于痔核内，避免伤及健康组织，便于早期脱落，且创面整齐[82]。后该法入选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逐渐流传开来。

天津市立第一医院采用含砒枯痔散粉剂、含砒枯痔散药棒及无砒枯痔散，先粉后棒及与无砒枯痔散交替使用，减少砷中毒机会，提高了疗效。其砒粉临床有效量中含三氧化二砷10% 左右，药棒更少。无砒枯痔散由明矾 120克、胆矾30克、皂矾 15克，分别锻制，研细混合而成[83]。与此类似，湖南省立中医院痔瘘科也尝试从单次上药量、单日上药次数、上药操作及制剂操作的调整和改进入手，结合拆方试验，做了大量研究。后该院总结出各种配方和剂型的特点和适应症，分别选取，收效颇佳[84]。

为减轻患者局部疼痛，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医院用 2% 普鲁卡因 1-2 毫升调制枯痔散，再敷于患处，据称达到百分之百无痛[85]。同样目的，许志鹏用硫潘妥钠静脉麻醉，用于痔瘘的治疗 14 例，证实此法确有效果[86]。枯痔液的溶剂也曾改用液体石蜡[87]，或改枯痔散为膏体[88]，以图减缓砷化物吸收。但因砷更易溶于油剂，反而增加了砷中毒的风险；膏剂也未能广泛流行。

1960 年代，解毒剂二巯基丙醇（B.A.L.）已应用于临床，该药可与砷化合为无毒物质排出[89]。肌注二巯基丙醇或二巯丙磺钠注射液已成为当时的常规用药，从而使基层使用枯痔疗法多了一层保障[90]。有的医院还留意到中药防风及复方排砷的功效[91]。

3.3 枯痔散的中毒情况及时人的认识

试用之初，李开泰即报告有轻重不同的中毒情况[92]。李开泰等报告的 450 例病例中也有中毒死亡案例；该院在涂枯痔散于实验用兔皮肤的实验中，发生中毒死亡者，亦不鲜见[75]。江苏省中医院曾遇到“各种类似中毒反应”，其中有 2 例白血球轻微下降的病例，更有1例降至每立方毫米 550 只的病例[93]。苏州则报告有多发性脓性肌炎病例[94]。

闻德华曾对枯痔钉的配制和检验开展了细致的研究。指出：（1）经典方中的砒矾煅烧环节，因三氧化二砷（As2O3）在高温中升华逸失量随温度、时间不同而不同，每个批次药物中砷含量均难一致；他试验 20 余次，每次均不同。“中医中药界过去均凭经验煅烧配制，未经化学检验，每批制品砷含量自难一致。”（2） 用于临床的枯痔钉中，As2O3含量较高的产生发烧、疼痛等副作用； 而含量过低的副作用虽少，效果亦差。遂选择疗效较好而副作用小的作为暂定规格。（3） 推广过程必定增加风险因素。配药方面“如换了新手配制，没掌握锻制矾砒的要领，又无分析方法可供配制依据时，制成品的含砷量就不一定适合临床应用”。（4） 当时对于含有砷化物的中药制剂，尚无法定的含量测定方法。一般仅测定其总砷量。考虑到有的处方中兼用雄黄，因此只测定全药中 As2O3 与As2O5之和，即酸溶性总砷。As2O5 是明矾与红砒锻制后的产物，毒性较三价砷为小，但在体内可逐渐还原为三价砷。（5）确定了枯痔钉中 As2O3 及酸溶性总砷含量的测定方法和公式[95]。

尽管推广枯痔疗法而引起急性砷中毒死亡病例已不少见，但 1958 年前，国内未见有关报告。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王宝玺报告的 6 例均为其所亲见，中有重庆市第一中医院经治者。药量无定、行枯痔疗法者资质不均是造成中毒的主要原因，其中第 5 例竟由一木匠施行。谈及砷中毒的预防，王氏指出：“首先应防止随意滥用枯痔疗法。”建议涂药前应详尽询问病史，进行全面系统的体格检查，掌握其适应症及禁忌症，适当地选择病例。用药期间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每次用枯痔散量，因人不同，痔的大小不同而异。”文中第1-5 例治疗期中“中毒症状已很明显，但医者仍不自觉，尚继续上枯痔散，已到晚期，急救已来不及”。王氏谈及，他所在的医院当时也在推行枯痔疗法。为预防砷中毒，该院初步规定了 5 项停药指征。此外，该院也采用了李开泰 1957 年提出的新枯痔疗法：先钙化痔核，再上枯痔散。并指出： “枯痔期中及枯痔脱落前，忌用油膏，因油有助于砷吸收，易致中毒。”[96]

实际上，随着枯痔疗法的推广，相关死亡案例所在皆有。宁波 2 例曾使用枯痔疗法的死亡病例中，使用枯痔散的 1 例（1955-12），系门诊治疗；使用枯痔钉的 1 例（1957-03），使用了黄、褐色两种药钉，其单支单重及含砒量比例均有记载。但宁波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法医认为，第一例或死于急腹症，第二例则可能死于脓血症并发肺炎（[73]，页 128—135）。

20 世纪 60 年代，尽管无砷枯痔疗法已推广使用，一些地方仍在沿用含砷量较大的枯痔散，枯痔疗法中毒的情况仍时有所闻[97]。

4 结语： 政策环境与传统医疗技术的互动

除了痔疮患者众多，该疗法疗效确切等因素外，能够历经20余年，推广全国，并成就廖家桢、陈民藩、李雨农等人的研究成果，枯痔疗法在建国初期的传布过程中起作用的显然不只是医学因素。从最初的中医传统疗法和方药，一变再变，在中西医业者的共谋下，逐渐蜕变为保留中医原创法则，融合西式医药技术的疗法，枯痔疗法在1949年后的演进具有中医疗法当代命运的诸多共同特点。

自1952年底受到重视并最终成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典型，枯痔疗法的显扬无疑得益于像鲁之俊这样的卫生管理者的重视和此后更有力的政策背景的支持；而鲁之俊此举与高层正在急切搜寻足以证明中医存在价值的典型传统疗法的意图正相吻合。这也使得后来枯痔疗法应用、研究和推广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在这一政策环境的庇佑下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而能够争取时间，逐渐克服与该疗法优点共生的缺陷。中毒案例的报道未能及时刊出，盖源于此。

在发掘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号召下，现代医学力量的加入大大缩短了枯痔疗法改进的进程，含毒配方和剂型的改进、各种副作用的预防，二巯基丙醇等解毒药物的应用，从各个侧面推动着这一进程，使枯痔疗法在十年内完成了蜕变。这一进程中，参与者已不止最初的重庆、福州等地。

枯痔疗法整理发掘的套路同样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座谈会中医献方→西医协助开展临床观察并负责总结→初步推广→进一步总结→全国推广。最终，确切的临床疗效使得医学界重新调整看待这类治疗技术和方药的观点，其临床价值得以重估，药物构成一再变换，安全性得以提高，该疗法进而推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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