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高月求，祝峻峰，刘华宝，等．青灯常明话中医——王灵台教授中医传承工作室师生对话录［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22，32（5）：385-390.

１ 学术观点

徒问：您从事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肝病工作五十多年，始终坚持“以肝为机、以肾为本”的肝病治疗原则，请您谈谈中医治疗肝病的经验和体会。徒弟：赵钢（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肝科副主任）

师说：肝病种类繁多，病因也较多，病机复杂，病情多变，故最为难治。从肝之藏象理论剖析，人体诸多病证均可累及肝脏，内伤杂病，肝则首当其冲。肝病的发生发展与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的关系十分密切，涉及面广，肝为诸多病证之“机”。《素问·病机十九条》中所言“机”是“发动，关键”之意。从这点出发，重视和维持肝的生理功能，纠正其病理状态，就是治疗肝病的关键所在。常用的清肝、泻肝、疏肝、补肝等治法都是治疗肝病的重要方法。

在临床中，以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等慢性肝病为例，我们发现，单纯治肝效果往往欠佳，通过补肾治法有益于提高临床疗效的现象，逐渐使我们认识到“肾”的作用。不论是考虑疾病的传变规律（即肝病传脾、脾病传肾），还是肝肾之间“乙癸同源”的密切关系，重视治肾应是治疗肝病的重要环节。中医之肾与机体的免疫调控关系密切，通过补肾能够调整某些免疫指标，还能提高西药抗病毒治疗的效果，这与现代医学有些观点不谋而合。

“以肝为机、以肾为本”“肝病从肾论治”的经验，不断延伸，贯穿防治慢性肝病的整个过程，在运用补肾法为主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补肾法为主治疗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在治疗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脂肪性肝病、免疫性肝炎（PBC、AIH）、肝硬化、肝癌、难治性肝硬化腹水及其他肝脏相关疾病中都加入了补肾之法，经过临床研究与试验，拟定多种慢性肝病治疗的经验方，如治疗慢性丙型肝炎的清肝方、脂肪性肝病的抗脂方、免疫性肝病的调免方、肝纤维化的灵甲胶囊、肝硬化的柔肝方、肝癌的抑癌方、难治性肝硬化腹水水膨贴等等，诸方治则相似，但药味不同，均寓以补肾之意，不违原宗。

当然以肝为“机”、以肾为“本”的治法在临证时还需根据不同病情、不同病性、不同证型采取不同的方法调整处方、用药，才能取得良效。迄今，遗留的困惑和不足是对补肾与治肝之间的关系和机理仍不够明晰，将是今后工作的“突破点”。

徒问：黄疸是众多患者关注和难治的问题，王老师您在黄疸的病因病机方面首次提出“介黄”的概念，为黄疸的临床辨证论治提供了有益的依据。请问王老师，如何应用经典理论和方药辨证论治黄疸呢？徒弟：王见义（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

师说：黄疸是慢性肝病比较常见的临床症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肝病的严重程度。对黄疸的认识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明确的论述，《素问·平人气象论》云：“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曰黄疸”。《金匮要略·黄疸病》把黄疸分为黄疸、谷疸、酒疸、黑疸和女劳疸，称为五疸。《景岳全书》提出“疸黄”的病名。罗天益的《卫生宝鉴》首次把黄疸分为阳黄和阴黄，为临床辨证论治提供了依据。但从临床实践出发，对于黄疸证的辨证论治，是不够全面的。我在早期就提出了“介黄”的概念，是指介于阳黄阴黄之间并具有特殊病机和治法的一类黄疸，其也要有不同的方法治疗。

黄疸的病机，遵从《金匮要略·黄疸病》云：“黄家所得，从湿得之”，由于湿阻中焦，脾胃升降功能失常，影响肝胆的疏泄，以致胆液不循常道，渗入血液，溢于肌肤而发生黄疸。以祛湿为大法，根据寒热虚实，夹杂病邪随证治之。治疗黄疸的经典方很多，《伤寒杂病论》针对黄疸设立的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剂沿用至今：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桂枝加黄芪汤、大黄硝石汤、硝石矾石散、小建中汤等。后世医家根据黄疸患者的不同病机和表现，创立多个有效方剂：如《丹溪心法》中提出有茵陈五苓散、茵陈四逆汤，清代吴瑭《温病条辨》创立二金汤、杏仁石膏汤等。

重度黄疸的治疗是十分棘手的，临床上一定要小心谨慎。我的经验是黄疸之治要循“一止，二降，三稳”的准则，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撤之过速，应遵循循序渐进，稳定长效的原则。其次，扶阳温肾法是治疗某些重度黄疸的有效方法，大家需要引起重视，但也不要“草木皆兵”，不要“动辄重剂”，尤其是对于危重症的肝病患者，诊治一定要做到恰如其分。

２ 中医临证

徒问：肝病临证时往往会有先入为主的临床思维，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定式，应用中医思维方式，从而充分体现中医肝病临证的特色呢？徒弟：张斌（上海曙光医院肝科原副主任）

师说：这实际是中医和西医不同认知观在临床诊疗中的碰撞形成的。中医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西医是局部、分析、具体的病，在肝病诊疗中各取所长，并发挥中医临证特色，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就称为中医肝病辨病辨证观。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核心思想和根本手段，辨病施治是中医辨证的必要和有益补充。首先要坚持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慢性肝病往往证型交错，病机复杂，因此辨证处方首先要分清主次，多法并用。对于慢性乙型肝炎辨病辨证的同时必须要考虑 “病”“期”“证”的动态变化。辨肝之病，参以病因、病期、程度、理化检查等；辨肝之证，参以中医四诊，病与证合参，仍不失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和基石。例如慢性乙型肝炎的发生和演变复杂，作为病的概念，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往往会经历免疫耐受期、免疫清除期、活动进 展期，再结合传统中医“证”的理念，辨病与辨证结合，常见病证规律：初多湿热内蕴、脾虚肝郁，治以健脾化湿、清热解毒、兼以疏肝活血；随着病情迁延，肝脾肾渐伤、气滞血瘀，当以补肾实脾，兼柔肝活血；病至后期邪毒久聚、耗气伤阴，终致肝肾亏虚，固以养肝补肾健脾、兼祛余邪。

慢性肝病之治还当着眼于“变”，病变、证变、症变， 除扶正祛邪之大法不变外，辨证处方用药，包括主次剂量等也必须随证而变。要“变”出更佳的疗效，同时在不断的变化中摸索和总结其规律，这就是我常常提到的 “理、变、简、验”的学术风格。

徒问：临床实践中，在遵循现代医学治疗原则的同时，如何发挥中医优势，中西医两种思维如何分辨，中西医如何优势互补，从而避免造成“不中不西”的临床乱象？徒弟：聂红明（上海市中医医院肝科主任）

师说：这确实是目前中医临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概念混淆问题，即中医肝病学与现代肝病的中医治疗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必须厘清。中、西医学的差异导致对“肝”的定义完全不同，对肝病的认知也就产生很大的差异。而临床上，若不厘清两者的区别，临床医生极容易造成思维混乱，形成不中不西的“中西医结合肝病”。若是基于中医概念的肝， 以研究肝气血阴阳的异常和肝与其他脏腑之间生理病理关系，治疗上以恢复中医“肝”的生理功能为目标，则属于“中医肝病学”的范畴；若是基于西医“肝”的概念，以研究西医肝病为主要目标，但在治疗方式上采用中医的思维方法，辨病与辨证结合，则属于“现代肝病的中医治疗学”。

凡是临床上出现与中医“肝”有关的疾病，需要从肝论治的疾病，均属于“中医肝病学”的研究范畴，如高血压的肝阳上亢、慢性胃炎的肝脾不和或肝气犯胃、妇科病的寒凝肝脉、慢性乙型肝炎的肝胆湿热等；而以研究西医解剖上肝的结构和功能异常的疾病，如病毒性肝病、免疫性肝病、先天性肝病、肝肿瘤等，属于现代肝病学，这些肝病也可以采用中医的辨证论治进行中医治疗，如补肾法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化瘀通络法治疗肝硬化、解毒散结法治疗肝肿瘤等，均属于“现代肝病的中医治疗学”。因此，中医肝病学与现代肝病的中医治疗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临床诊疗过程中容易混淆，造成诊疗思路上的混乱。厘清两种思维，有助于更好发挥中西医学的各自优势，实现真正的“1＋1＞2”。

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理的方法治疗肝病，如中医与抗病毒药、中医与抗肿瘤药，以及抗炎保肝药的联用，对于缩短病程，提高疗效肯定优于单用西药或中药。这并不有违中医的基本原则，也不违背现代医学的理念，不必要也不应该加以武断和片面的指责或否定。当然，这不但在肝病，在整个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体系中还没有达成共识，我想把这些争论留给后人去解决可能更加实际。

３ 中医科研与对外交流

徒问：中医肝病科研重点应做什么，如何走出国门进行交流？徒弟：高月求（上海市名中医、上海曙光医院副院长）

师说：中医肝病的科研，应着眼于肝病治疗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以突出中医药诊疗的优势，明确中医药作用成份、作用机制和提高疗效为主要目标。譬如，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率低、难以逆转肝纤维进程和阻断肝硬化进展为肝癌、肝癌复发率和病死率高等诸多临床治疗难点。我们在倡用“从肾论治慢性乙型肝炎”学术观点的基础上，通过连续承担“六五”至“十三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近3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发现，以“补肾法”为基础的系列方药可通过控制炎症、调控免疫、保护脏器等环节，提高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治愈率、肝纤维化/肝硬化逆转率，降低原发性肝癌的发生率、术后复发率和病死率，并建立以补肾法为基础的中医药分阶段论治慢性肝病，阻断“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肝硬 化-肝癌”的疾病链，初步探索出疗效明确、部分机制清楚、可推广应用的临床干预方案。

中医肝病的国际交流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所谓“引进来”，要善于引进国外先进的观念、技术和人才，依托上海国际化的平台，与国外一流院校、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邀请国外同行业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如何用现代生物学技术阐示中医药临床疗效的机理，突破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瓶颈。所谓“走出去”，一是围绕肝病研究难点和热点，派遣临床医生和专职科研人员外出学习，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防治肝病的骨干队伍；二是要善于运用现代医学的科研逻辑和科研技术的语言，描绘中医肝病的蓝图，讲好中医防治肝病的故事。将中医药防治肝病的科研成果通过学术期刊、国际会议展示于国家平台，提升国际认知和影响力。

４ 经典学习与人才培养

徒问：有的医生只看方书，有的老师建议研读中医经典，您还建议我们多读传统文化典籍，传统文化与中医有什么关系吗？徒弟：范兴良（上海市中医医院感染办主任）

师说：首先要知道的是医学的历史不仅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主观），也是不断认识自然（客观）的历史。几千年来的中医不是孤立的，但它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的根，也是中医的灵魂。正因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中医才有坚实的基础，历经千年不衰，成为独立的医学体系，若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就没有中医理念的源头。中医学的很多观点和基础理论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如天人相应，阴阳之道，五行生克等，学习传统文化既能提升人文素养，又可加深对中医学的理解。其次，传统文化思想可启发治疗思路。儒学经典《礼记·中庸》中的“和”对临床就有很好的启发。原意是讲喜、怒、哀、乐的情绪表达符合 节度叫做“和”，虽说是情绪上的“和”，表达的却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平衡状态，这也是中医学治病所追求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境界。另外，“和”法也是临床应用最广的一种治法，戴北山说“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在治疗肝病方面，我喜欢用当归，其具有活血养血的作用，我称其为“和血”功效。现在的人喜欢熬夜，喜欢看手机，耗伤肝血，肝病易瘀，一味“和血”的当归可解决肝病常见的两个病理现象，另外还有调经止痛的作用，女性肝病患者更为合适。

纵观历代名家，无论在中医学或传统文化领域，二者都有较高的造诣，如付青山、徐灵胎、梁启超、章太炎等。有的医家喜读方书，这是中医的“术”，很多老师推荐的四大经典是中医的“道”，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道”，历代中医文献中论述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器”或“术”，二者不可偏废，光学术而不明道，不可能学好中医。只有道术兼攻，以术悟道，以道养术，才能提升中医素养，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中医的疑、歧历史弥久，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原因，中医药经典中，有的内容对后世医者也带来一些疑问和困惑，漏、伪、讹等弊病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对中医药基本理论也提出了挑战， 虽然是学术之争，但事关人命，必须引起重视。读经典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但是也要实事求是。我对经典的态度；（一）找到出处，避免谬误；（二）认真推敲，力求甚解；（三）效为准绳，明辨曲直。

徒问：老师老师您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中医专家，如何培养出守正创新的新一代中医人才，迫在眉睫，老师谈谈您的体会？徒弟：刘华宝（全国名老中医、重庆市中医院肝科主任）

师说：在培养中医肝病人才的过程中，我的核心理念是因人、因时制宜，在培养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传承与创新接轨，临床与科研并重。此外，不仅培养出能用中医药治好病的中青年中医师，还要向普通老百姓推广与普及中医肝病知识，提升群众对中医学的认知度。

首先“因人制宜”是指根据不同层次的人才，指导制定适宜的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如对于基层医生和骨干中医师，其承担的职责和社会任务并不完全一致。需要根据自身需求和学科发展制定计划，以期为中医肝病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因时制宜”的“时”指的并非时间，而指时代。如何与时俱进，改进传统跟师，甚至大专本科教育培养的方法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是需要探究的，如：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大数据的发展，中医信息技术人才尚存在较大的缺口，培养新一代的信息人才， 以提前部署未来中医的创新或改革是当下中医药界需考虑的重点。其次，中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临床疗效被千百年证实，中医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科学的一部分，但中医的发展不能依靠高喊口号，而需在科学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中医的有效性、经济性、进步性。中医是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继承与创新的概念需要深化到人才培养中。而中医不仅需要培养临床应用型人才，也需要重视培养科研型人才。临床是救命治病的基石，而基础科研则决定了未来的发展。

培养中医学人才是中医人共同的历史任务。为师者尽我所能，诲人不倦，要有不怕学生会只怕学生不会的胸怀；为学子者勤学为思，虚怀若谷，不断汲取知识，积累经验，提高水平，要有“今日甘作学子，他日当为人师”的抱负，力求早日成才。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或纸上谈兵之事，古人曰“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关键是继承与创新。展望未来，中医不会是后继无人，而是青出于蓝。

５ 中医肝病流派和区域中心建设

徒问：您认为如何加强中医肝病流派的建设？徒弟：祝峻峰（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肝科主任）

师说：从古至今，中医学的发展以流派纷呈的特殊表现形式存在、衍变和精进。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沉淀，临床及学术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医各流派在争鸣与渗透中不断完善，临床疗效得到提高，代表性的流派传承人才不断涌现，形成了较完善的中医流派传承各家体系。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医流派的定义来看，目前国家局设置的60多个流派工作室主要集中在内科、伤科、妇科、儿科等流派，到目前为止，尚无专门的肝病流派。仅有很小部分肝病分属于内科流派的分支。但百余年来还是涌现了如关幼波、康良石、徐经世等有代表性的人物，同时随着中医肝病发展及影响力的增大，已经设置了独立的肝病专科，在这种背景下，趁着还有一批中医肝病老专家健在，为挖掘发扬独立的中医肝病流派，由国医大师徐经世教授和我本人于2014年联合倡议发起，10多个省份有中医肝病流派特色的省市级三甲医院自发组织成立了全国中医肝病流派联盟这个非官方民间组织，形成了中医肝病流派的基本架构。

近年来，依据不同区域的特色学术和临证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力求团结全国各中医肝病学术流派传承研究的优势力量，以中医肝病流派研究联盟为依托，系统整理了全国大部分省市地区中医肝病的流派，以各区域代表性流派传承人物为核心建立流派传承团队，围绕流派建设进行了持久的临床实践和深入的基础研究、 整理名医、名方、名药的流派学术思想及转化创新。同时，每年定期举行全国中医肝病流派联盟会议，本着“一路一带”精神，坚持多种流派包容兼蓄，相互交流，不断 优化，将能反映学术特色的中医肝病流派精华总结整理，已编写成《黄疸》《积聚》《胁痛》《臌胀》的全国中医肝病流派研究联盟系列专辑丛书。与此同时，联盟积极促进各流派的人才培养及交流，增进流派间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探索解决中医肝病领域的普遍性和重大临床问题，已经得到中医肝病界的认可。

中医肝病流派的建设需要我们中医肝病工作者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态度，主动承担中医肝病流派工作，更需要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传承培养。各流派和港澳台及国外有特色的中医肝病流派保持互派互访、交流学习，开展流派名医名方现代化和创新性的研究和积极的国内外交流，是颇为重要的道路。

徒问：如何提升中医肝病区域中心建设，打造特色名片？徒弟：孙学华（上海曙光医院肝科主任）

师说：一是以传承创新为基础。在继承“扶正祛邪、中西结合、防治兼顾”和“补肾为主、清化为辅”治疗慢性乙型肝炎、黄疸辨治、内外治结合等重要学术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课题，进一步形成补肾健脾为主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等系列临床方案及方药，解决慢性肝病治疗难点问题。推动建立系 统评价中医药治疗慢性肝病远期疗效的创新体系。

二是以临床疗效为抓手。围绕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脂肪肝、自身免疫性肝病、药物性肝损害等优势病种，设立亚专科，建立肝病亚专科诊疗团队，积极开展相关临床研究，证实中医药疗效，阻断慢性肝病“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的演变进程，制定可推广应用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力争“面上推进，多点开花”。

三是以人才、技术为支撑。建立全方位、立体式、差异化的人才队伍培养体系，着重开展高端学术引领人才、临床技能人才、临床传承人才、交叉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通过建立涵盖慢性肝病常见疑难、急危重病种诊断和治疗所需的现代技术，提高肝病科疑难危重病例收治比例和抢救成功率。

四是以临床转化为突破。目前已形成巴菟补肾颗粒、石军颗粒等8种曙光医院院内制剂，拥有8项肝病治疗相关专利和3项中药复方转化。应进一步依托相关课题，加快临床有效中药制剂的研制和开发，通过与高校、企业合作，为中药临床新药的申报奠定基础。

五是以惠及区域为目的。诊疗模式方面，建立和完善以慢性肝病优势病种及疑难危重病例的三级联动、双向转诊医疗新模式。曙光医院肝病科牵头制定了多种慢性肝病的中医诊疗方案、临床路径、专家共识、诊疗指南，建立了中医医疗技术规范（肝病特色诊疗技术），可通过区域中心联动、举办学术会议、进修、培训等手段加以推广，提升区域肝病诊疗水平，惠及更多患者。

６ 中医药疫情防控体系建设

徒问：疫情防控体系建设，中医药如何作为？徒弟：扈晓宇（四川省名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

师说：当前，传染性疾病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还是近年来的甲流、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鼠疫以及2019年底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无不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破坏性和影响力。

近年来，国家对中医药疫情防控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视：2021年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切实提高中医药应急和救治能力特别是疫病防治能力，做好中医药深度介入疫情防控救治准备。”《北京市中医药条例》和《上海市中医药条例》均要求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并要求政府举办的二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标准建立感染疾病科。

中医药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抗疫史。据史料记载，汉代以来共经历300多场抗击瘟疫流行的斗争，几乎都是靠中医中药赢得了胜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在阻断疫情蔓延、降低重症转化率、降低重症死亡率、出院后早期康复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绩是显著的。未来应当以我国大力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契机，强化中医传染病学科建设为抓手，以助推优质中医药服务供给、中医药科技创新为目标，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不断推进我国中医传染病防治事业。

首先，建立“平战结合”的中医传染病医疗基地刻不容缓。在重大疫情来临时，如果没有专业的、规范的中医传染病医院，就不能及时、有效地开展中医防治传染性疾病的诊疗工作。具体方面，一是建立中医传染病医院，或依托有条件的三甲中医院，在院内建立独立的感染病/传染病楼；二是中医传染病医院要参与日常的传染病诊疗和重症传染病的收治，其设计与建设按“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进行；三是人员编制由各省/市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要突出“平战结合”，规范化建设和 物资贮备纳入政府经常性预算。

其次，建立省级中医传染病研究基地。没有传染病研究基地，就没办法进行长期、系统和高水平传染病防治的研究，也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作用。

以上海为例，在医疗救治方面，中医传染病研究大多集中在乙型肝炎、艾滋病方向，对结核病的医疗及科研，甚少介入。目前上海缺乏拥有P3实验室的中医机构，这成为制约学术科研的一大瓶颈。所以要适时建立供中医药研究的P2、P3实验室，进行传染病中医药防治药物的评价及新药研发。在研究对象方面，中医传染病研究并不限于中医治疗肝病、艾滋病、流感、结核病等疾病。对于突发、新发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从临床、科研和药物研发方面都要有全面的规划和布局。

最后，加快高水平的中医传染病学科人才培养，建设有实践能力的专业队伍。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传染科人才严重缺乏，全国肝病科人员成为传染病一线抗疫人员，或者由其他学科“客串”，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临床疗效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培养专科人才是振兴中医传染病事业的关键，建议加强中医传染病重点学科建设，进行中医传染病学科临床人才的实战化培养；同时开设中医传染病学等相关课程，使学生们系统掌握传染病防控的专业知识，为未来中医药抗疫做好人才和技术储备。

７ 结语

徒问：您从医半个多世纪，请对您自己的主要工作作一个简明的评估。徒弟：祝峻峰（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肝科主任）

师说：回顾数十年的医学生涯，读了不少书，诊治了很多患者，做了好多的科学研究，也培养了一支素质水平都不错的学术梯队，但是总体来看还远未实现自己的夙愿，从开始作为中西医结合防治肝病专业的医师起，我的目标是想在提高肝病的疗效和水平方面搞出某些 特色和创新，培养出超过自己的中青年医师，为中医药防治肝病领域赢得更多话语权，但现在看来，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分析这里面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但无论如何，自己尽力去做了，也取得了一点成 绩。应该可以足慰平生。

我特别期待后来的年青人，包括参与这次对话的优秀弟子，只要条件许可，发愤图强，离上述目标就会越来越近。孟子云“达不离道”，意思就是砥砺前行，必能登顶，希望你们努力。

徒问：这次师生对话我等受益匪浅，请老师谈谈中医肝病的发展与方向。徒弟：高月求（上海市名中医、上海曙光医院副院长）

师说：自发现乙型肝炎以来，中医药与之斗争了半个多世纪，说实话在这长期的历程中，我们有成功与经验，但也有失败与教训！就个人认为攻克慢性乙型肝炎和其他慢性肝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2030年治愈乙型肝炎还是会产生疑虑，事实上，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内，这是不能达到的目标。

对于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个人认为今后的重点， 首先要放在中医肝病发生机制方面来研究，就像近3年来防控新冠病毒一样，不搞清楚这点，短期内难以达到防控的要求；其次，是开展大规模符合科学原则和方法的临床研究，包括治则、治法、用药、诊治指南或临床途径等。可以回顾这几十年的经历，进行一次较彻底的梳理分析，肯定经验，纠正弊病，理顺这条未来成功的通道；其三，加强培养中西医结合的肝病人才，只有通过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才能实现攻克慢性肝病 的目标。最近十几年的时间，在治疗乙型肝炎方面还没有更加有效和治愈的西药，即使有了新药，还有许多不可预测或解释的问题，所以中医药必需要挑起这副重担。我相信中医药和民族药是值得开发的领地，虽然难度极大，就像研发青蒿素那样，一旦成功，即可填补新的空白；其四，加强现有中西医防治肝病队伍的团结协作，虽然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未解决两张皮的现状，除了专业人员队伍本身需要努力外，也要借助外力，包括行政措施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难题，不要再争论中药或 西药孰优孰劣，孰重孰轻，只要能取得疗效，就应该不分中西，一律尊重。如果中医和西医真正协同起来，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相信可以缩短我们攻克肝病的时间。

总之，攻克慢性肝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能失望悲观，躺平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有所作为，坚韧不拔，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