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这是感染病学科在中国发展壮大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个里程碑的书写者王季午教授（1908-2005），则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铭记在心的重要人物。

上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医学院校都采用外国的传染病学教材。王季午教授决心要编写出一本适合国情的传染病学教材。50 年代中期，他自编了一本《传染病学》讲义，在浙江医学院试用，教师和学生反应均很好。1959年，在卫生部统一组织下，由他主编，并联合吴朝仁、钱悳、曹钟梁、戴自英、杨超前等传染病学教授，编写和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传染病学》（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第一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并亲自主持制定了教学大纲。

他在主编这部教材中，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文献书刊，吸收了国内外传染病研究的最新成就，并进行了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该书内容充实、精练、全面、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自1959年第一版问世以来，深受全国广大师生欢迎。这部教材自1959年至少校正修订了5次。

1979年，王季午先生又主编了中国第一部传染病学参考书《传染病学》，为中国高级医药卫生人才进修学习，提供了一部高级专著。1989年该书获浙江省科协优秀论著一等奖。1980年夏，他主编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传染病学》出版，1988年被卫生部评为优秀教材，并列为中国优秀科技图书。为了编写好传染病学教材和参考书，王季午先生几乎献出了后半生的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

王季午《传染病学》摄影（图片来自“《传染病学》：中国传染病学的奠基之作”）

王季午的《传染病学》手稿（图片来自“跨越百年 触摸求是园文字间的流金岁月”） 

附王开明：怀念我的父亲王季午

我的父亲王季午去世已经整整7周年了，每当看到家里墙上那张父亲的遗像时，总觉得父亲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清晰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父亲出生在苏州城东菉葭巷一个书香门第，我祖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旧居大厅背后的天井额上端，刻有砖雕“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八个大字，这是祖父给后辈留下的家训。记得父亲和我讲起过他还没上小学前，祖父就请家庭教师来给几兄弟上英语课，可见祖父的思想相当开放、有远见。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家中四兄弟，父亲排行最小，但是读书的天赋最好。中学以后读的都是教会学校，课本和授课都是全英文的，因此父亲的英文功底是相当扎实的，为日后的深造求学奠定了基础。记得父亲晚年时每天都还能自如地阅读英文报刊，这要归功于儿时的童子功。

天资聪颖外加踏实勤奋的学习态度使得父亲提前读完医学预科课程，顺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协和严格的淘汰制，完成了五年的医学课程。从协和毕业，获得了美国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且留校任教。由于父亲工作认真、精益求精，毕业第三年就被协和聘为第一住院医师，次年，任住院总医师。这一年他刚刚29岁，可以说是当时最年轻的住院总医师。当时的教学医院，尤其是协和医院，住院总医师是业务竞争最为激烈的职位，当上住院总医师才能继续留校工作并有出国深造的机会。记得母亲说起过父亲当住院总医师的时候24小时都在医院里，家里根本顾不上的。不过旧时的协和医院住院医师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宿舍是双人间，设有文娱室，可以打桥牌。院内有5个网球场，冬天还有滑冰场。每人发4件制服、7条裤子，包括内衣、手帕，统一由医院洗衣房浆洗。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均非常高级。夜间皮鞋放在门外，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已有专人将鞋上油打光。然而，由于工作紧张、任务繁重，住院医师丝毫不能松懈。父亲也曾表示，协和的住院医师培养制度为培养高级医务人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没有扎实的基础，便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达到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境界。在协和担任住院医师的6年里，父亲一边工作一边进行临床研究，共发表了22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父亲在事业上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离不开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父亲和母亲是自由恋爱，这在他们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是不多见的，对于母亲这个有婚约的人来说更不易。母亲毅然“大逆不道”地选择了逃婚，离开了那个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放弃了自己助产士的工作，追随父亲去了北京，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他们自1934年结婚后，母亲就一直相夫教子，承担了所有的生活琐事，使得父亲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1940年父亲去美国作访问学者一年。1941年至1946年，父亲独自一人在贵阳办学，当时的贵阳是抗战大后方，人文荟萃。父亲三十出头，英俊潇洒，一口流利的英语，蹁跹的舞姿，再加上众所周知他在医学界的名望，在社交界尤为令人瞩目，不乏追求者。然而，他始终牵挂着母亲和我们三个女儿，洁身自好，埋头于工作中，因为他深感责任之大。直到1947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来浙大办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我们全家才得以团聚。父亲和母亲风雨同舟六十载，伉俪情深，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最令我钦佩是的父亲乐天知命、荣辱不惊的生活态度。经历了“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承受了两度“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和摧残。父亲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参加教学、医疗、科研工作。一个人心中充满了对生活和事业的热爱，再大的灾难也打不垮他，父亲就是这样！无论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他都能始终保持着一颗平静、平和的心，坦然地过好每一天。恢复名誉后，从来就没有听到父亲抱怨过任何迫害过他的人或任何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公事，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自1959年起，他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85年他77岁时，经中央组织部同意入党，实现了他几十年的夙愿。

恢复职务和待遇后的父亲生活宽裕了起来，但他过惯了简朴的生活，家里的家具基本上都是从苏州老家带到杭州来的，用了都几十年了，虽然简单但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能利用的材料就绝不随便浪费，平时父亲的信件比较多，他就把旧的信封拆开翻个面重新用胶水粘好进行二次利用，现在看来父亲的举动真是响应了当今的“低碳环保”啊！虽然母亲一直都是家庭妇女，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公费医疗，但是父亲和母亲都不看重钱财。1984年父亲从医从教五十周年之际，在母亲的支持下，父亲将多年的两万元积蓄拿出来捐献给学校作为“王季午奖学金”，奖励给优秀教师。几年后又以母亲的名义捐献了一万元作为“张简青后勤奖”以奖励优秀的后勤人员。也表达了父亲对母亲多年默默付出的一种感激之情。

多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使得父亲晚年的生活作息及其规律。父亲的长寿离不开这些规律：每天凌晨三点起床，手持电筒，出门锻炼。晚上八点必定已经上床，脑袋碰到枕头5分钟内肯定睡着，睡眠质量非常好。父亲非常注意养成按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和保持轻松愉快的精神状态，每天早餐前必定已经把体内的毒素都排干净了，这样身清气爽地迎接新的一天也就应付有余。饮食也注重规律，每天一个苹果、一个梨和一个香蕉是365天雷打不动的。他常说：An Apple a Day,Keep Doctors Away。还说：喜欢吃的东西要少吃点，不喜欢吃的东西要多吃点。只要是父亲认准的事情，他就一定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父亲每天还要看很多报刊，不断阅读国内外学术期刊上新发表的论文，关心学科发展的新动向。每到此时，总有一只色彩斑斓的大花猫“喵喵“地陪伴在他的身旁。这只活到18岁高龄的老猫是父亲最好的伙伴，它陪伴父亲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妹妹王开英风趣地说：“我们家连猫都长寿。”

对于三个女儿的成长，父亲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教育方式，不多管。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要出人头地，也从不强求我们要取得多少高的成就，只要问心无愧地做人就好。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的身教重于言传。我们三姐妹在自身的努力下也都上了大学，大姐和妹妹学了农和林，我则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学了医。我们各自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独挡一面，做出了一番成绩。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对身后之事更是看得很淡。母亲去世后，在他的认可下我们参加了民政局组织的骨灰洒江仪式，隆重而庄严。因此2005年父亲去世后我们也让他和母亲一样融入江河、回归大自然。

2007年浙医一院六十周年院庆之时，医院修缮了古色古香的老楼作为院史陈列馆，为父亲定制了铜像，还设了专门的陈列室，里面有父亲生前用过的书桌、文房四宝以及温馨的家庭合影。每当走进这座怀旧小楼，父亲当年建院初期的情景历历在目。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父亲为了把全院的工作人员都凝聚在医院里，每个周末都在医院礼堂举办舞会，请来学校的乐队，连竺可桢校长都来捧场。父亲主要是考虑到一旦医院里有危重病人要处理，医务人员马上就能赶到。真是煞费苦心啊！今年在医学院百年院庆时，学院又为父亲定制了全身铜像，安放在紫金港的校园里。又多了几个可以缅怀父亲的场所，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感到万分感激、万分骄傲！

父亲为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和传染病防治研究奋斗了70余个春秋。一代又一代的医界人才在他的培育下勇攀医学高峰，他们不仅活跃在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而且传承着父亲开创的严谨求实、团结合作、刻苦钻研的优良传统。他的几代学生而今已成为医学界的著名学者、专家或业务骨干。如今，他初创的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在郑树森院士的领导下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已发展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他创办的传染病研究所在李兰娟的带领下现已跻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行列。真是可喜可贺啊！

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庆六十五周年之际，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医院现在的蓬勃发展而感到欣慰的。

父亲永远都是我心中最尊敬的那个人。

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