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广
不同的视角:关于现代科学的起源问题(1)
2021-6-14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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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试图解答李约瑟难题

20049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实际上就是解答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杨振宁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口诛笔伐者气势汹汹。当然,一小部分支持他观点的人士也显示出较大的力量。

争论的高潮出现在20041023日。这一天,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方正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杨振宁把原因归结为五点: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认为,其中第四点和第五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时激起易学追崇者的激烈反弹,口诛笔伐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宣称,《易经》是下一个世纪建立一个新的科学方法论的基础。

其实,杨振宁在《自传》写道:他在中学阶段念书时,父母要求他背诵孟子。当时的他没有选择说不的权利与勇气,只好勉为其难,把整本孟子装进记忆中。他上大学后,学习自然科学,一路走来极为顺利,并获得国际的肯定。但是,他幼年时所背的孟子,在成年之后,居然成为他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孟子的话在他心中形成一套价值系统,每当他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都会提供明确的答案。

他在科学研究中重大思路的形成,也得力于中国古代文化理念:我之所以怀疑O.Laporte的奇偶不灭定律,这和我在西南联大读《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似的道理,同时却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则阴衰,阴盛则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 可以看出,在科学创新过程中,联想只能与已有知识发生关联。能够在科学创新中发挥借鉴作用,进一步说明经典的潜在力量。

陈方正: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

在这个论坛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但是,他以史学家的敏锐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与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陈方正研究员不谋而合。

5年之后(2009年),陈方正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划时代的科学史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不能说与2004年的论坛毫无关系。在这本著作中,他巧妙地将“李约瑟难题”转换为另一个真正的历史学问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是,最重要观点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不在近代,而远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甚或更早,譬如说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在世的‘轴心时代’。”

他认为,自然科学的起源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这是很早就由各自文化基因的不同所决定的。西方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自然现象发生了一种很根本的、很理论性的、很神秘的兴趣,而中国人对此始终就只有一种实用的兴趣,没有理论性,没有学术传统,所以后来的发展就不一样。

陈方正参考了四五百部西方科学史和有关著作,思考及写作历时十年以上,分析严谨,很多数据和观点是中文世界第一次出现。可以说,陈方正的研究以真正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使这一贯穿于20世纪的“李约瑟问题”,到21世纪终于有所消解。

“李约瑟问题”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在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回响。200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和王扬宗在《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一书中,收集了有关李约瑟问题研究各种观点的文章,力图对该问题的20世纪思考作一个总结。直到2009年,60万字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个起源于20世纪初的大问题似乎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金观涛. “自然哲学”和科学的观念——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谈起. 科学文化评论,63):]

 当然,陈方正的观点并没有获得学界的一致认同,金观涛的质疑就很有代表性。他在上文中说:作为现代思想的科学和古希腊罗马科学思想究竟有何本质不同?是可以用数学物理思想传承中的革命来说明的,这一点《继承与叛逆》作出了相当充分的论述。但除了科学理论本身外,作为整体性精神层面的思想革命又是什么呢?该著作却很少论及。

接着,金观涛对现代科学思想之所以是现代的,它与古希腊罗马科学、伊斯兰科学以及中国程朱理学的格致具有本质的不同,做了长篇累牍地阐述。这里不继续引证。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科学史家都把古希腊文明看成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而又把文艺复兴时期看成是科学诞生的年代?既然科学在轴心时代已经生根萌芽,却为何要借助“上帝之手”搬来一块中世纪的大石头死死地压住,让它诞生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如果科学的种子已经在轴心时代着床孕育,为什么会在“黑暗的中世纪”倒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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