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近照

聂华苓在《三生影像》写道：“爱荷华的好，你得在这黑土地上生活，才能领会到。爱荷华的人，和这黑土地一样，扎扎实实。在一个不可靠的世界中，叫人感到安稳可靠。”2019年盛夏，我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下文简称IWP）交流访学，有幸体会这片黑土地的好。爱荷华最美的风景在秋季和冬季，我自然是了错过霜叶遍布雪漫双膝，但也见识了爱荷华人如何珍惜短暂的夏天：开着敞篷车在暴雨里漫游，夏日午后在自家后院支起吊床沉在日光里，抢在日落前牵着狗推着婴儿车在公园漫步……

“Iowa”得名“爱荷华”之前，曾被译为艾奥瓦、衣阿华等名，聂华苓觉得这些名字不太雅致美观，就在自己作品里译为“爱荷华”，可以说“爱荷华”之名是通过文学圈传至大洋彼岸。

从一个小小的爱荷华就能抓住美国地广人稀的特质。车子飞驰在高速公路上，两边铺满绵延不断的绿意，偶然有一座白房子在凸起的绿坡顶上，像恬静的油画赏心悦目。爱荷华的城乡界限并不分明，有人住在乡下前后带花园的两层小楼，有人挤在城中心的公寓靠敞开的阳台寻一点乐趣。九点日落后原本宁静的小城变得更沉寂，喧闹躲进了酒吧咖啡馆。谁能想到一个满是玉米地的地方竟能孕育一座文学之城，爱荷华太适合潜心创作。 

初见聂华苓 

去年在美国北部明尼苏达大学游学一个月，这次又空降紧挨明尼苏达的爱荷华。有了去年的经验，这次来美国适应得格外快，前面几天办妥手续，熟悉了生活环境，只差这次美国之行最大的愿望——见聂华苓没有完成。几天后，聂华苓老师的女儿王晓蓝女士抵达爱荷华，她邀我去家里与华苓老师见面。

爱荷华州的城乡界限不分明，城与城的界限同样模糊。我租住在与爱荷华城相邻的科勒尔维尔（Coralville），乘坐一辆天蓝色公交二十分钟到爱荷华城中心，再坐五分钟校车就能到五月花公寓，也就是聂华苓家山脚下。第一次去，从城中心下车后，我没有坐校车，想循着作家们的足迹走到华苓老师家。从爱荷华城地标建筑金顶出发，沿爱荷华河步行十五分钟到五月花，中途会经过“作家工作坊”“国际写作计划”的办公楼“Dey House”和“Shambaugh House”。土色与枣红相间的五月花现在已是学生公寓，面朝爱荷华河，背靠一片小山，聂华苓的红楼鹿园就藏在山林里。到了五月花，王晓蓝老师开车来接我。见她开车来，想是还有一段路程。但从五月花旁的一条小路向上，不到两分钟，转过一个弯，红色木制两层小楼就在林中显出斑驳倩影。路虽不远，坡度却大，若是步行上去，需要费上一番力气，红楼门口的坡度就接近60度。房子因年代久远，已褪去不少鲜亮，如今的那份显眼是林中盛夏衬出来的。

红色木质门上挂了一个长方形铜牌，上面刻了ENGLE和安寓，取自聂华苓丈夫的姓氏安格尔。晓蓝老师带我参观了一楼后才上二楼，华苓老师听见声响，快步从房间走出来。她身着碎花黑底丝绒连衣裙，戴着金边眼镜，欠着身子带着打量的目光迎上来与我握手，我把鲜花送给她，她高兴地说：“我除了喜欢可爱的人，还喜欢可爱的花。”已94岁的聂华苓声音十分洪亮，精神也很好。王晓蓝介绍我是从武汉过来的，华苓老师马上用一口地道的武汉话问我：“那你听得懂武汉话？”我说我不是武汉人，但在湖北快十年了，听得懂武汉话，她的乡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离开武汉整整七十年了，她和妹妹聂华蓉（我随王晓蓝老师叫七姨）对话时还保留着地道乡音。后来，华苓老师不止一次询问我武汉的情况，江汉关还在吗，轮渡还能坐吗？那是渴望牵挂的语气，仿佛探寻我身上残存的武汉气息。来美前，我特意拍了一些武汉照片存在手机，她认真地翻看着那些照片，叹息道：“可惜我年纪大了，不能再回武汉看看了。”此时的聂华苓，满眼都是怅惘。

王晓蓝做饭，我与华苓老师坐在餐桌上聊天。紫檀色长方形的餐桌，曾招待过世界各地的作家，如今坐着武汉的今人与故人。之后，我每次去，华苓老师都会端上一杯酒，或一杯咖啡，或一杯橙汁与我在这里聊天，聊她与丈夫的爱情，她的创作，她在大陆、在台湾经历的风风雨雨。 

聂华苓的书房 

红楼有两层，一楼是客房、洗衣间、杂物间和一个开放式书房，二楼是聂华苓和安格尔的书房、卧室，还有餐厅、客厅、木栈阳台。

一楼杂物间有很多纸箱，里面放着聂华苓和安格尔出版的作品，开放式书房正中间是聂华苓的办公桌，桌子上放着台式电脑，聂华苓平时就在这台电脑上查看邮件。书房三面墙上都有书架，上面摆放着中外文学作品。盒子里，桌子上，散放着各类报纸、文件、书信，有聂华苓夫妇在“国际写作计划”的工作资料，於梨华、陈若曦、李欧梵、白先勇、余光中等作家的书信，聂华苓夫妇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来往信函等珍贵史料。

一楼书房墙上挂着名家赠送的字画。书桌上方两米多的莲花水墨画，是黄永玉1999年赠给聂华苓的，上面写着：“莲花说/我在水上飘荡/这是安格尔给我的诗/他不在了/而如今我仍然在水上飘荡/看起来我将按照他诗中说的活下去了/我给他的诗写过/要再为安格尔画一幅画/像古人挂剑在朋友的坟前树上。”另有一副黄永玉1980年赠的水墨花鸟画，写有“有美人兮在水之湄”字样，挂在聂华苓家二楼酒柜上；书桌对面墙上斜靠着1979年茅盾赠的书法，上面写着他1973年所作的诗《读〈稼轩集〉》：“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漫忆纵横穿敌垒，剧怜容与过江船。美芹荩谋空传世，京口壮猷仅匝年。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茅盾字左边挂着刘宾雁1982年赠的水墨画，画上是两片芭蕉叶和一丛盛放的红花；靠门边的墙上挂着著名画家杨之光为聂华苓夫妇画的人物肖像，画中的聂华苓笑容舒爽灿烂，安格尔温柔安详。

聂华苓十分喜爱吴祖光的字，挂在落地窗边，赠于1983年。左为字右为画，右边的水墨画名为“金秋”，金色菊花在一楼幽暗的书房盛开了三十多年，左边的字是行书所写：“倏忽枝头露，飘然岭上云，易销仇者冤，难招美人恩。”行云流水的书法配上金色水墨菊花，古朴雅致又得见作者潇洒不羁的个性。这首诗吴祖光也曾赠给潘耀明。1983年吴祖光与潘耀明同为“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作家，两人是邻居，合用一个厨房，潘耀明回忆说：“大抵他给新凤霞大姐宠惯了，除了插电饭煲，其他烹饪知识一无所知。相处一段时间下来，我们自然分工，他买菜，我下厨，配合得天衣无缝。那一段日子是令人怀念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结束，临别时吴老赠我一首诗，诗曰：‘倏忽枝头露，飘然岭上云；易销仇者怨，难招美人恩。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此意凭谁会，悠悠天地心。’另有附注：‘1983年秋与彦火兄有同居寄食之雅，相逢异国诚三生之幸，因以报恩之诗报之。’”想来，吴祖光用一首诗同时感谢了潘耀明的搭伙之谊和聂华苓安格尔的盛邀款待。

从一楼至二楼的楼梯间，是红楼著名的面具墙，由四十多张面具组成，另有一部分面具挂在客厅木梁上。这些面具有些是作家送的，有些是聂华苓夫妇买的。上二楼左转第一间是聂华苓的书房。这个书房里的东西，聂华苓格外宝贝，所有资料分类放好，访客只准看不准拿出书房，动过的东西她再三嘱咐要放回原位。靠窗的桌边放着一摞相册，里面记录着聂华苓的一生：有大陆时期亲友的黑白照片，台湾《自由中国》时期的珍贵影集，聂华苓夫妇旅行随拍，以及历年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作家们的合影等等。相册旁放着几个纸箱，我曾在里面看见过茅盾、卞之琳的来信，张贤亮、徐迟的手稿。桌上放着一些旧报纸和书，有一个角落放着聂华苓1980年回国的珍贵资料，连当时的行程单、看过的楚剧节目单，她都珍藏得完好无缺。书柜上收藏的是“国际写作计划”中国作家的作品集，各个角落都散放着书信、报纸、杂志以及文学作品。

聂华苓有一个习惯，她喜欢把家里墙边、书架上都放满照片，以便随时可以见到想见的人。没有相框的照片只是随手靠着，厨柜上的是家人照片，餐厅的酒柜上是与朋友的合照，书房里也放着家人和作家们的照片，卧室床头柜上是她和安格尔的合照。一不小心照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排排倒下，她会耐心地一张张再靠回原位。一排排摆放着的老照片，像电影放映机一样闪现着红楼曾经的热闹，承载着94岁老人的回忆。

如果聂华苓的家是联合国，她的书房就是联合国的博物馆。藏书量自不必说，还有珍贵的字画、书信、手稿、照片、DVD。这都得益于聂华苓夫妇随手记录，小心珍藏的习惯。如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相关的新闻报道、评论，聂华苓和安格尔都会剪贴在笔记本上；一楼客房衣柜里的五袋明信片，封存着聂华苓和安格尔的旅行记忆；客厅里已找不到合适放映机的整齐摆放着的DVD，收藏着红楼主人难以复现的往事。不知从何时起，聂华苓已整理好那些记忆，分类、打包、标记，显然，她已为红楼最后一位主人的离开做好了准备。 

写作之外的聂华苓 

我与聂老师相识，她已94岁，我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作家，还有蜕去作家外衣后可爱、倔强的老人。她有自带的光环，像天空耀眼的星，不自觉就吸引所有目光。谈创作和IWP时严肃庄重，难掩知识分子特有的傲气，作家特有的感知力和观察力依然不减，有时又像稚气未脱的孩子，一脸已经拿定主意的样子让人拿她没办法。

近年她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厨房座机旁，饭桌上，楼下书房都放着日历，这是她的备忘录，以便随时提醒重要的事和来访的人。她常常深夜一两点入睡，若无人叫醒，会睡到第二天中午。午饭煮一碗加蛋清和菠菜的麦片粥，一片全麦面包涂上花生酱加一杯鲜牛奶就是简易晚餐，每天下午喝点白兰地或咖啡，吃点水果，这是她的调味料。上午起床，煮上麦片她就下楼查看邮件，有时邮件看久了就忘记灶上煮的东西，下午我来时烧焦的锅放在水槽里。

美国的老人除了在外观上能与年轻人区别开来，心态与年轻人无异。常能看见七八十岁的老夫妻自驾游，车后拖着自行车、摩托车、船、房车，华苓老师亦然，她88岁还在开车，总是闲不下来，停不下脚步。88岁那年，两个女儿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车子从家门口那段陡坡冲了出去，好在被树的阻力挂在了坡上，逃过一劫，但也终止了她的开车生涯。无奈之下，车还是卖了，她也不大出门了。没有车，就像没有脚，限制了自由，她就有了另一个爱好：看新闻。她要足不出户就知天下事。华苓老师总对我说：“我要去看新闻了，我是一个作家，必须知道每天发生了什么事，不能成为一个瞎子、聋子、瘸子。如果你乐意，欢迎你来房间和我一起看。”不一会儿，房间响起英语播报的新闻。

华苓老师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楼下书房的电脑里查看邮件。只是，她因年事已高，停下写作的笔。每周一至周五，若无人拜访，朋友Sue会开车带她出门逛两个小时，有时回家前会去杂货店添置牛奶、面包等食物和生活用品，她们常去一家冰淇淋站吃一份杯装巧克力冰淇淋。Sue说，华苓有一颗童心，所以才会长寿。周六下午七妹聂华蓉来住一晚，开车带她去离家不远的大坝兜一圈，那是安格尔在世时，他们常去散步和划船的地方，也是聂华苓向安格尔提出“国际写作计划”设想的地方。看新闻，查邮件，兜风两小时，偶尔接待来访客人，就是94岁聂华苓的一天。

近来华苓老师又患脚疾，出门兜风她不会下车散步，只坐在车上看风景。常常不自觉地赞叹：“啊，那个花开的真可爱！”“你看，多美的绿色啊！”她常说：“可惜我现在不能开车了，我有过两辆银色的车，都开了二十多年，我想我的银色车就像想我的旧情人。”随口脱出的一句话，提醒我们坐在车上头发花白的老人是享誉世界的作家，她对生活充满热情。

华苓老师喜欢叫我豆豆，王晓蓝老师笑着说：“你以后可以很自豪的说：我的小名是聂华苓取的。”七姨纠正好多次，她依然叫我豆豆，甚至不记得豆豆是她给我取的小名。七姨无奈地说：“痖弦的女儿，小名好像叫豆豆，她可能弄混了。”她其实没有弄混，有一次Sue开车带我们逛郊野，她用英文介绍说：“她叫豆豆，是从我的家乡武汉来的，豆就是一种圆圆的豆子，重复‘豆’这个字，听起来有节奏很可爱的名字，和她的长相相符。”我坐在后座补充：“这个有节奏很可爱的名字是你取的，可惜你已经忘记了。”她笑着拍了一下脑门：“嗨，看我现在的脑筋已经不行了。”逗我们笑起来，她的笑声格外爽朗，回荡在整个车里，现在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她还是郑愁予口中“风华绝代”的聂华苓。

若没有别的客人，我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华苓老师家，每次她从二楼下来给我开门，在楼梯转弯处一看见我就开心地挥挥手，进门后华苓老师就对我说：“想吃什么自己做，想喝什么就去冰箱拿，想看什么书自己找，把这里当作自己家。”七月初，华苓老师的二弟聂华桐先生来爱荷华看望她。一周后，我去华苓老师家，一见面我说：“聂老师，好久不见，想您了。”她打趣道：“想我就对了，就是要你想我。”有时我在楼下客房看书，她在书房看邮件，就这样安静相处一下午。有时我来了直接钻进客房看书，她接着去楼上看新闻，离开时我跟她打招呼，她说：“我都不记得你还在这。”每次我在楼下客房整理资料，就听见她在二楼叫“豆豆，豆豆”，我在楼下回应她：“聂老师，我在下面！”然后赶紧跑到楼梯口，她听不见我的回应，已经从二楼下来，我们在楼梯口撞个满怀。我想，或许很多时候，她不记得我已离开，常到客房来寻我，看见的只是空荡荡的房间。

聂华苓常常得意地说：“你看，我来爱荷华都已经大半个世纪了！”安格尔过世后，她也在红楼独自生活了近三十年。偌大的房子，四周被幽深的树林包围，房子里装满了书与回忆，但我能感到她的寂寞，这与作家需要的孤独感是不同的。每次客人离开，她都会目送很久，有时站在门口，有时站在窗边，时不时挥挥手告别，直到看不见离人身影，她才上楼。她这样目送过我很多次，有时回头看见落地窗边那个孤独的身影，站在那里送走过全世界各地的作家，如今她目送着我离开，一个从故乡来的陌生女孩，她同样无条件地给予信任帮助。

对一个还未踏上社会的90后学生来说，聂华苓经历的风风雨雨，我无法想象，只是静静听她说那些遥远的故事。听到最多的自然是她与安格尔在台北相遇的那一天，她记得安格尔说过的每句话，那份思念已积淀近三十年。安格尔在世时，每天都在后院放鹿食，鹿群每天都会造访红楼，于是红楼别称鹿园。安格尔去世后，物是人非，泳池落满树叶，前后院荒草丛生，也很少看见鹿了，但安格尔的书房还保持原样。可惜我只能在照片上看见华苓老师口中幽默风趣的保罗·安格尔，王晓蓝心里崇敬的“老爹”。

华苓老师虽然生活习惯已经美国化，但骨子里还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她有中国式母亲的控制欲，也不喜欢女儿们干涉她的生活为她做决定；她有中国式长姐的担当，所以妹妹聂华蓉说：“母亲去世后，姐姐就是我精神上的母亲。”她有中国女人的外柔内刚，果敢坚毅。

华苓老师几乎不穿裤装，平时爱穿红色紫色颜色鲜艳款式雅致庄重的连衣裙。她最爱的是兰花，二楼客厅落地窗前养着十几盆蝴蝶兰，即使行动不便也不怠慢那些兰花，总能在花盆里看见未溶尽的冰块。我回国的前一天，客厅桌上那盆淡黄色兰花正开的明丽。 

告别爱荷华 

每年9月到12月，“国际写作计划”都会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来爱荷华。今年有30位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到访，其中有四位中国作家：上海剧作家喻荣军，香港剧作家陈炳钊、诗人陈丽娟，台湾诗人瓦历斯·诺干。聂华苓虽早已荣休，每年邀请大陆作家还是会征询她的意见。曾有人匿名捐了25万美金给爱荷华大学，指明由聂华苓支配。她用这笔钱的利息，每年资助一位作家来IWP，今年受资助者是喻荣军。

9月4日是“国际写作计划”2019年的开幕式和作家欢迎会，聂华苓像往年一样受邀出席。会议开始，IWP现任主持人克瑞斯托福·莫瑞尔致辞介绍来宾，接着30位不同肤色不同装扮的作家站成一排，依次用不同口音的英语自我介绍。可惜，开幕式上喻荣军因为签证问题还未抵达，瓦历斯·诺干也未现身。王晓蓝每次回爱荷华探望妈妈，都会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一聚，以前这个活动的召集者是聂华苓。今年也一样，开幕式后，王晓蓝委托七姨邀请两位香港作家中秋节来红楼共度佳节，可惜那时我已回武汉。

回国的前一天，原本打算下午三点去华苓老师家道别，因有事耽搁，五点半到山脚下，晴朗一天的爱荷华突然飘雨，手机响起，是华苓老师家的号码，说话的是七姨，问我是否到了，我说已在山脚下。挂了电话，小跑上去，我知道聂老师肯定等在门口给我开门。果不其然，她已经打开门迎接我：“哎呀，豆豆，你明天就要走了，我请你出去吃顿饭吧。”我看天快要黑了，又在下雨，就希望在家里随便吃一点大家一起聊聊天，但她一脸坚定。我知道她做决定的事，别人向来拗不过。华苓老师打电话预定了吃饭的地方，收拾出门，86岁的七姨开车带我们到餐厅。

餐厅Iowa River Power Restaurant坐落在爱荷华河边，我每天坐公交到五月花都会经过这里。华苓老师说，从这家店开业开始，以前作家们来，她都在这请客。在陈安琪的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里，毕飞宇说华苓老师旧电脑坏了舍不得换，但请作家们吃饭随便一顿几百块却给得十分爽快。餐厅特意给华苓老师留了靠窗看得见爱荷华河的位子，刚落座，一位相熟的服务员过来与华苓老师打招呼，她们寒暄了几句，我们点了菜，聂老师没吃几口，她看着我们说：“你们吃得香，我这个请客的人心里就痛快！”吃完饭，老板娘得莉丝端来了泡芙。“姐姐每次来，得莉丝都会送这个。”七姨感动地说。如今记忆力不好的华苓老师，记得这个餐厅的拿手菜，老服务员和老板娘的名字，就像她熟悉爱荷华的每条路，路边的每棵树，她对爱荷华的一切如数家珍。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七姨因为眼疾不能开夜车，没有美国驾照只办了驾照翻译件的我只好临时上阵。我说：“七姨，离开前，我终于在美国过了开车瘾。”外面还在飘雨，漆黑一片，万一被不承认翻译件的交警抓住，我就是无证驾驶，心里忐忑不安。华苓老师坐在副驾驶给我指路。她叹息：“哎！可惜我不能开车了，不然就不用你冒险。”三个月来，我在这条路上往返数回，自然知道去聂老师家的路，但我没有说话，想让她感到指路的乐趣。她称赞着：“你的车开得很好呀！”我笑说：“在中国开过车的人，到美国来都是马路高手。”

总算安全到家，也到了分别的时候。我们三个拥抱再拥抱，两位老人眼里泛着泪花，“回国后记得给我发邮件，以后来美国一定要来看我，哎，不知道你下次来，我还在不在了！”华苓老师伤感地说道。我憋了一天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她不止一次这么说。外面下雨，天气转凉了。我让她们快进去，华苓老师说：“我到窗边看着你走。”最后一次，天黑了，夜深了，雨淅淅沥沥往下落，我回头，怎么也看不清窗边站着的身影，好在她已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