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观察渗透理论
研究一切自然科学的方法，都不外乎观察和推理。但结论常常不是观察之后作出的推理，尤其在科学精神和观察手段粗疏的古代。那时的自然哲学和各种流行观念，常常导致观察结论首先满足它们的需要。这也是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由于观察与理论无法截然两分，使得“科学始于观察”相当于“科学始于理论”。
总之，观察和推理不是完全互不相干的两种方法。如宏观的人体解剖（又称大体解剖或系统解剖），似乎应该是最客观的观察。但是，《圣经》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的。于是，西方人长时期认为，男人比女人少一条肋骨。受宗教影响很深的人，自己不会去通过解剖证实男人和女人的肋骨数目相同。即使别人提供了充分的解剖依据，也还会反对。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维萨里，就因此受到教会的严厉惩处（李建会. 男人的肋骨比女人少一根?——记科学先驱维萨里. 科技潮，1995年第06期）。
从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女人，并不能必然推出女人比男人多一根肋骨。但是，这一观念却是解剖观察之前的“推理”。按说，观察一下男人和女人到底各有多少根肋骨，不是难事。然而，在古代条件下，一般人不大想去做这种观察。
中国古人长时期认为，人体的骨头是365块，就是受《内经》影响。其实，《内经》中没有明文说人体的骨头是365块。不过，由于其中多次出现人有“三百六十五节”之说，后人就对人体的骨头应该是三百六十五块坚信无疑。
人体到底有多少块骨头，在古代条件下也不难证实。但是，西方解剖学传入之前，从来没有人认真证实过。因而，人体有三百六十五块骨头的观念，一直没有打破，说明“天人相应”在我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所以，要想做到观察尽量客观，首先是对此前的观念、成说等——假如有的话——持怀疑态度。即首先看旧说是不是错误的，而不是一心想维护它。
由上述举例可知，完全错误的旧观念常常非常顽固。完全没有观察经验的人，99％以上想维护旧观念。更有的人，即便旧观念完全被证伪，他还是会死抱住不放。
所以，一切科学研究，首先需要清醒的或理性的怀疑精神。只有随时保持这种怀疑，才能做到尽可能客观的观察。
当人们以理性的怀疑精神认真进行宏观观察时，实验科学就来到眼前。换言之，实验科学不是有了微观认识手段才出现的。近代生命科学奠基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宏观地解剖机体向自然要真理。
维萨里的解剖学《人体之构造》，是近代实验医学奠基的第一步；近代医学对血液循环的认识过程，也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哈维之前的西方，没有血液循环概念——连类似《内经》的血气循环思想也没有。
那时最流行的是潮汐说。此说认为，血液在肝脏内制造，而后像潮水一样漫向全身，最后在末端被消耗。
哈维通过实验观察，发现此说不确。他的实验之一是切断狗大腿的大动脉，看血液流出速度。大动脉出血的速度显然是惊人的。短时间内流出那么多血，不能用每次潮汐的血液都在肝脏制造来解释。
于是，他假设血液在血管内是循环的。这一假说，被他的弟子马尔丕基证实。
马尔丕基通过观察青蛙趾蹼上的小血管等，证实动静脉之间是相通的。换言之，动物的血管基本上是一套封闭的管道系统。至此，近代血液循环学说才最后确立。
以上所举，都是很简单的例子，大多也是常识。我想，这对于理解为什么《内经》时代的中国医学只能形成《内经》体系，实验医学与自然哲学医学有何不同，已经足够了。
2. 比类取象、人副天数和推理
《内经》体系类似演绎体系，即它是从既往的自然哲学推演出来的，但仍然不能把它看作标准的演绎体系。
首先因为它的推演结论，常常超出它的大前提（即逻辑起点）。其次是《内经》在重大问题上，几乎完全依靠比类取象的方法来推理。
我们承认，天人相应在很多方面是正确的。比如，人确实以天地之气生——构成人体的物质来自自然。人类作息最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一年这个周期当中，人的养生也最好遵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规律。
但是，“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内有五藏，以应五音……外有六府，以应六律”等推演则超出了天人相应的大前提。
即便承认天人相应包括天人同构，也不能说四时和十二月这种时间概念和四经、十二经脉这种空间概念应该同构。因为二者根本不是同类事物，不能据以进行类比推理。同理，也不能由一年有365日，推演出人体有365个穴位。况且，汉代之前的历法就规定，每19年约有7年是13个月。12个月的1年约354天。13个月的1年约384天。即一年不是恰好12个月，更不是恰好365天。于是，上述推演就更加不能成立。
那么，为什么古人毫不犹豫地这样推演呢？
主要是古人相信比类取象的推理方法是有效的。特别是董仲舒进一步把比类取象发展为人副天数，上述推演就有了根据。他说：“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无形者，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以此言之，道亦宜以类相应也，犹其形以数相中也。”[苏舆撰，钟哲点校. 春秋繁露义证·人副天数. 北京：中华书局，1992：357]
总之，勉强地“副数”和“副类”——特别是前者——是《内经》体系违背形式逻辑的根源。
比类取象是一种什么方法呢？至此，需要联系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
形式逻辑有三种推理方法，即演绎、归纳和类比。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属于必然性推理。即只要前提真，推出的结果必然真。归纳是从特殊到一般，是或然性推理。即前提真，推论不一定真。类比是从特殊到特殊，更是或然性推理。总之，对类比推理结论的可靠性要时常保持警惕。
从字面上看，比类取象——特别是比类，就是类比。实则不完全如此。
浅见以为，比类取象是联想思维，应该看作类比推理的初级形态。联想推理很不严密，却非常活跃，至今还很有用。网上搜索和电脑中文输入高级软件，就充分运用联想。很多当代中国人都体验过，联想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方便。
再详细一点，应该说：比类和取象不完全是一种思维方法。比类接近于类比。取象就是观察表象。联想众多的表象，是为了寻找事物的共同点，即看看能否归类或比类。
《内经》论治，也首推比类。《素问·示从容论》说：“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
“比类取象”连写，不见于《内经》。“比类”在《内经》中约9见。“取象”也不见于《内经》。但是，《内经》中无疑有很多取象推理。说见下文。
追溯比类和取象的出处，最好先看董仲舒怎么说。
《春秋繁露》中，也没有“比类取象”连写。但是，其中2见比类，3见取象。审其意，就是《内经》中比类和取象的意思。不再引用原文。
不过，比类和取象思维起源很早。古人也很重视比类取象。
《易·系辞上》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易传》讨论“象”的文字相当多。其成文时代相当晚，但应该反映了文字出现之前的古人的思维特点。占卜就是灼龟观“象”。
《易传》中最典型的比类取象是八卦取象天地、山泽、水火、风雷。最牵强的是所谓“观象制器”。易学专家早已对此讨论透彻，本文从略。
关于比类取象，《内经》中也有相当明确的表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篇名就是此意。其中说：
“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汇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裂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
不要认为“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就是通过解剖观察人形、脏腑和经络。上一个标题中的引文已经说明，它们首先要满足天人相应等逻辑起点的框架。至于五脏等如何取象于天地，同篇如下说：
“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
《素问·五藏别论》说：“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为奇恒之府。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可见，藏府之分——藏而不泻和泻而不藏——就是和天地比类取象来的。
总之，只有明白了古人的天人相应思想和比类取象的方法，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内经》讲的人体构造是五藏六府、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个穴位。为什么藏藏而不泻，府泻而不藏。
因此，《内经》的体系是天人相应体系，《内经》的方法是比类取象方法。
3. 关于阴阳学说的价值
旧版《内经时代》中，有这样一段话：“就中医论中医——本质上是就《内经》论中医，只能说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核心。稍微修正一下，也只能说阴阳五行统帅下的以五脏为主的脏腑学说是核心。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30页）
这是我那时的看法。即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内经》体系的逻辑起点。现在看来，《内经》逻辑起点要再加上天人相应以及气和气化学说，而且，天人相应更重要。
那么，综看《内经》之后的中医发展，哪个逻辑起点更重要呢？我的看法是：阴阳学说更重要。
我想，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自明代就基本确立了八纲辨证。八纲是四对概念，只能是受阴阳学说统帅。其中完全没有五行学说的影子。天人相应对她也几乎没有影响。
在阴阳思想的指导下，后世中医还形成了很实用的气血辨证理论。这一理论和五行、天人相应学说关系也很小。当然，它和气化学说关系比较密切。
五行学说不能指导临床实践，古人就做过相当透彻的说明。有关论述，请参看《中西医结合二十讲》的第三讲。
实际上，早在《伤寒杂病论》中，五行学说和勉强的天人相应，已经基本上被清除。
请天天按中医理论治病的朋友，认真想一想，您是否主要遵循八纲、气血理论辨证论治。五行学说和天人相应思想是否实际上对您没有多少指导意义。
当然，这不是说天人相应和五行学说完全是糟粕。顺应自然，永远是正确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原则也永远是正确的。
五行学说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了说明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和内脏器官之间的关系，《内经》时代的古人，只能再借助五行学说构建五行化的体系。它给古人一种理论上的满足感，因而对中医体系满怀信心——尽管后来渐渐淡化了五行学说。
或问：那么，《内经》之后的古代医家，是怎样认识人体生理的呢？
答案是：《内经》之后的有关认识，越来越接近近现代西医的解剖生理——尽管自当代看来，有关知识大多属于常识而且也有明显错误。对此有疑问的朋友，请参看张介宾《内经图翼》中的“内景赋”。
4. 再谈比类取象
为了照顾中文习惯，比类最好改作“援物比类”这个《内经》中有的词语。在我看来，《内经》中确实有类比推理。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是《内经》中最典型的类比推理体系。该篇拿人体类比当时的封建国家（官吏设置和职能），得出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傅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胆为中正之官等。于是心主神明，肺主治节，肝主谋虑，胆主决断等。
这样的类比在逻辑上不能说完全不允许，这对认识人体的整体性也有意义。但是，人体这一最复杂的生物体系统和封建国家这种社会组织系统之间，可类比性确实太少。然而，那时的封建国家组织无疑是人们最熟悉的系统，也是当时知道的最复杂的系统。古人便通过这样的类比认识人体。
问题是，这样类比来的脏腑功能被认为完全真实。心主神明虽然不对，却有很深远的历史认识根源，且不说，况且复杂的自组织系统一般总有一个中枢。肺（相傅）主治节、肝（将军）主谋虑按封建国家的官吏职能也不是完全说得过去。可是，这样类比来的功能至今还见于教科书。至于胆主决断之说，更是深入传统文化。如胆大包天、胆大妄为、侠肝义胆、肝胆相照、披肝沥胆都是很常用的成语，足见中医对国人的传统观念影响之大。
比较成熟的取象，确实有为了比类的意思。但是，主要是为了归类。《内经》中的五行归类占了很大篇幅，就是从五行取象来的——尽管现代人大都觉得很难接受那样的归类。
应该指出，人类永远离不开取象思维，她至今还很重要。
这不仅是因为认识事物的第一步是形成表象，更因为认识事物时首先是靠头脑中已有的众多表象模式（或框框、图案，英文为pattern ）去认识。假如，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某种事物的pattern，该事物就完全是陌生的。电脑搜索和高级中文输入软件，之所以很有用，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北京奥运会会徽更能说明这一点。
不过，只认识表象毕竟很不够，所以，我不赞成把脏腑学说称为脏象学说。《内经》中，“脏象”一词共出现2次，仅见于《素问·六节脏象论》，而且一次在篇目中。相比之下，“藏府”一词共出现约21次，故最好统一使用“藏府”。否则，“五藏六府”之说（《内经》中约51见）至少字面上有些说不通，即为什么更基本的概念“藏象”一语中没有“府”字。
最后，我想提一下，有的人把取象思维所得说成是唯象理论。他们认为，一切中医理论都是唯象的，而且认为这是西方科学（其实就是近现代科学）不可能理解的。这样的说法很可笑，因为唯象理论不但和取象思维根本不相干，而且正是对理论物理学发展过程的一种看法。大概因为唯象理论之说受到杨振宁的重视，一些人立即拿来和中医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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