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务生涯》是陈存仁先生的自传，2007-10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内容简介

陈存仁，早年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五位赴南京请愿代表之一，陆小曼，杜月笙、张学良、袁雪芬、戴笠等都曾求治于他，香港《星岛晚报》为其开设专栏十七年，他的诊所在满仓开业时，费穆、白沉、王人美、鲍方、王丹凤等众多电影界名人前去道贺……

这是作者继《银元时代生活史》以及《抗战时代生活史》之后的又一本札记类作品。书稿展示了作者行医几十年所见所闻社会各阶层人士鲜活的生存状态，并由此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

书里附录的《叶天士事迹考》则是一篇考证文字，引用了诸多古籍，但作者运用幽默的文笔，使许多文言文字读来也充满趣味。

《我的医务生涯》在描述社会众生相的同时，笔墨也放在了对作者个人从医经历的叙述。从这一点来说，本书又可以作为作者的一个小传来读。

（二）作者简介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了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高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三）试读：名师指导 金玉良言

我从民立中学毕业之后，入南洋医科大学攻读西医。这是个德日派西医组织，实际上留德的教师只有一位，留日的教师倒有六七个，最看不上眼的是一个日本人藤下教师，因为那时正在“五四”风潮之后，大家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购买日本货已算是不爱国，更何况这个日本人还在学校中担任主任，颐指气使。我早想离开这间学校。在校两年，我患了伤寒病，他们只叫我常饮开水，静卧床上四星期，打一些葡萄糖钙针剂，痛得要命，热度却越来越高。供给我学费的伯父，主张一定要看中医。于是，我便就诊于名医丁甘仁先生，服了三帖药后，热度就退，因此我学西医的信心就动摇了。

病愈之后，我听了伯父的劝告，改进丁公甘仁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是全国创办中医学校的第一家。毕业四年后，就随从丁公开方，这等于是实习。因为我听得懂他的常州话，所以落笔很快，同学们戏称我为“飞快手”。丁公对我亦青睐有加。他原有烟霞之好，那时我因兼从常州举人姚师公鹤习国文，姚师与丁公有同好，我就学到一套装鸦片烟的技术，而且会装“雌斗”。丁公每晨起身之前，我往往先替他装好三支烟枪的烟泡，又黄、又长、又松（按：有此癖者，对装得好的烟泡有三字好评即黄、长、松），唯有这种烟泡，吸的时候才可以一气呵成，大过其瘾。丁公知道是我装的烟，从此对我更加亲切，在烟榻上教导我几句话，说是“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所谓道，即指医道而言；所谓术，是指医术而言，术不能走歧途”。我听了他这两句话，认为真是做医生的金玉良言。可惜丁公不久仙逝，我又拜在其哲嗣仲英先生门下，从游甚久，才敢开业。

谢公利恒当时是中医学校的校长，亲授课本，毕业后我邀集同学与谢师每月宴聚，谈笑甚欢。可惜在我离沪不久后，谢公即因郁郁寡欢而逝世了。

丁仲英老师，教我最多，不但医术，即心理卫生也是丁师教导的。四月三日适为其九十生辰，敬以此文，为丁师寿。

（四）

试读：开业初期 病家寥寥

我从丁仲英老师开方约两年，学到不少诊治的经验。丁老师在他家天井里有一间小室，专门作为施诊给药之用，由我处理其事，从早晨七时坐诊到九时。这两个小时之间，来的都是贫苦病人。我初时担当这个任务，病者几乎个个都不先讲病况，一定要等我诊脉之后，说出他的病情，才肯开口。揣测他们的心意，好像因为我年轻，要考考我的本领。可是诊脉之道，是四诊（望、闻、问、切）的末一诊。

老实说，那时我初始诊脉，对脉理还没有把握，对他们的病情，有的说得就不对。我就觉得虽说学以致用，等到用时就发觉自己的本领还是不够。丁老师就教我一个秘诀，说：“病者坐定之后，你该先问他一声，起病有多久？凡是日子不多的，多数是外感症；日子久的，一定是内伤和虚弱症。”这真是一个由经验得来的秘诀。病人即使想考验我，他也不能不回答这第一句问话。从此，我于诊脉之后，就有了头绪，凡是起病只有两三天的，我就说：“你有头痛、咳嗽、流涕及泄泻。”一路说下去，他们总是点头称是。

旧时上海，大人患的多是伤寒病，小孩子多数是吃坏的病和出痧子（即麻疹）及喉痛，女性无非是头晕、白带、月经不调等，只要鉴貌辨色，已经能够知道。十个人之中，七八个人给我说对了。

我在丁家学到医伤寒症的一套处方用药的程序，到这时便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 当时来看病的贫苦患者，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只是叫我“小郎中”，每天由十号八号增加到二十多号，我自己兼写药方，居然能应付裕如。其中有不少是人家的车夫、门房以及商店的小伙计，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传到他们的东家耳中，那些东家竟然也常常指定要“小郎中”来看。这时我用自己印的“丁仲英门生陈存仁”方笺，病人临走总是给我一个“红封袋”，里面放着小洋二角或四角，也有放入一元的。每天这种付钱的病人，也有三号五号，后来增加到八九号。丁老师大度得很，毫不介意，还认为孺子可教；但是挂号先生和老师的家人则认为我是“饭店门前摆粥摊”，期期以为不可。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在南京路望平街（今山东路——编注，以下地名括注均为编注）转角柏林花纸行楼上设诊所，自己开业，同时又办了一份《康健报》。

望平街是上海报馆的集中地，也是报贩发报的聚集地。当时我的诊所，月租是五十银元，不但占了花纸行楼上整个一层，而且还连着“心心”照相馆的二楼，所以地方很大，除了挂号处，其余就是我的诊症室。我的座位之后，就是一行很大的书橱，诊病的桌子亦很考究，在对面就是一排候诊者坐的沙发。可是开诊伊始，第一天只来了一个病人。连续一个月，每天从未超过五人。因此，我感觉到我的诊症室太大，来看病的人，总是见不到其他病人。病人越多，业务越忙；病人接不上，便觉得冷清清的。病人少，是做医生最犯忌的事。

（五）余向东：民国名医陈存仁的医务生涯

欲了解一位名医的医术，莫过于读他的自传。

陈存仁（1908年-1990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中医，师从著名的孟河医派四大家之一的丁家（丁甘仁、丁仲英父子）。

1929年3月17日，他被中医界推选为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的五个代表之一。能被公推为中医代言人，可以想见他的学术地位。

他最大的成就是主编了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整理了日本汉医书籍四百多种而撰成《皇汉医学丛书》数十册。

他交游广阔，出入上流社会；他文笔潇洒，美誉“医界才子”。

这样的人物，自然有无数的传言，不加分辨的话，极易以讹传讹。我就曾经对他产生过一点小小的误会。网上一篇文章说他大学时曾患“伤寒”，吃维生素C和葡萄糖无效，后看丁甘仁服中药才治愈。因为丁甘仁死于1926年，而那时维生素C只存在于国外个别化学家的实验室里，他不可能吃得到（有中医粉为他辩解，说他是土豪，吃得到）。我因此说他编造自传。

但是我错了。他的自传《我的医务生涯》开篇《名师指导，金玉良言》第一段就讲的这个故事，当时西医的处方是常饮开水、静卧四周、打葡糖糖钙针，并没有维生素C在内。他的学生时代靠伯父赞助度日，自然也还不称不上土豪。

我轻信网络第二手文章，导致误解了名中医陈存仁，深感愧疚，愿借此文表达歉意。

得到的教训是，一定要看原始资料。

评价陈存仁的医术，一定要看原始资料，最好看他自己怎么说；自己总不会污蔑自己吧。以下事迹全来自陈存仁大师自述《我的医务生涯》。

陈存仁中学毕业后，本来入南洋医科大学攻读西医，后来改读丁甘仁办的私学“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当时政府不准办公立中医学校）。这个重大的转变就是因为那次伤寒病，使他觉得西医比不上中医，所以他要良禽择木而栖。

陈存仁拜师后不久，丁甘仁就去世了，接着拜其子丁仲英为师。学了两年多，渐渐单独开方看病。但是，看他的病人几乎都不讲病情，都要他先诊脉，直接说出诊断，象考他一样。实习医生陈存仁一筹莫展，因为他没有老中医单凭切脉就诊断的本事。这时，孟河名家丁老师教他一个秘诀：病人不讲病情，问一下他病了多久总是可以的。如果日子不久，多半是外感病；日子久的，一定是内伤或虚弱。陈学了这一招，发现真是无比效验，凡是起病三天的，就说人家有头痛、咳嗽、流涕、泄泻；女性无非是头晕、白带、月经不调。十中八九，名声就这样出去了。

应该说，这个“经验”到今天也还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大多数中医虽经大学五年的学习，毕业后很少能凭望闻问切而诊断疾病的，更不要说单凭切脉了。你也许会说，这不是蒙吗？确实就是蒙，但你要知道，常见病如咳嗽、腹泻之类，本来就是自限性居多，不管怎么用药，大多会好，蒙一下诊断并不影响结果。你如果能说会道舌吐莲花，名医的名声就出来了。

其时，上海滩的中医之间，竞争极为激烈。陈存仁为人善于沟通，又善于利用西医设备，比如他说，他是最先用寒暑表（温度计）的，所以，他很快就跻身于名医之列。

他毫不避讳地披露了恽铁樵的两个故事。说恽铁樵本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身，属于半路出家，拘泥于书上药方，不会变通，而且极喜欢说同行的坏话。有一位病家的女儿看名医殷受田，恽铁樵看了处方后当面说：“这种药方，一吃之后，送终有份”。殷恨死他了。后来恽铁樵自己给一位富商的女儿看病，一帖药就把人吃死。富商亲写一篇《杀女记》发表在报纸上，恽一声也不敢做。书中披露，小说家周瘦瓯的女儿也是被恽误治而死。作为现代中医第一功臣的恽铁樵，在同时代名中医眼中竟然是这样的形象，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陈存仁医术逐渐提高，对于一切热病自信能掌握疗效。但是，他绝不盲目自信，碰到肺炎，他绝对不会抓住不放，会立刻指示病人转诊西医。那时的西医还没有盘尼西林（青霉素），用的是“消治龙”（磺胺类）等药，陈认为，能挽救十之五六的病人。病人不但不说他没有本领，反而感谢他。

他为一位粤籍富豪看病，是颈部淋巴结结核，他建议看西医。后来上海西医设备不足，又转到日本、德国，最后做了手术。切口却难得愈合，陈介绍一位铃医，用鼻涕虫和甘草末混合的偏方给收口了。富商无比感激。

可见陈的判断和医患沟通能力，真的功力深厚。

不过这与他学中医的初衷似乎有点矛盾，他是因为认为西医不如中医才改西学中的。难道说，他其实只是认为西医治疗慢性病不如中医？

陈在书中实名披露大量名人隐私，这些名人都是他的病人，似乎有违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比如他披露，陆小曼在徐志摩死后和翁瑞午同居，后翁又勾搭年轻女学生成孕，被判入狱。陆小曼不得不放弃翁，时人称之为“陆放翁”。

比如他又披露，上海第一富婆哈同夫人，因为丈夫不能人道，和看门人通奸。

他为张学良开方，开的都是名贵药材，如吉林人参、关东鹿茸。而张学良居然随身有从北方带来的人参鹿茸两箱。

班禅七世活佛到上海时，晕船晕车加上水土不服泄泻。陈存仁给“治好了”。由于这个功劳，竟然被活佛团队封为“国师”。书中还详细记录，随活佛的一个尊者和他一起吃肉喝酒，酒后画女人和他交流；其他尊者也送他六七张欢喜佛的图画，并和他眉飞色舞地交流。陈存仁真大胆，不怕人说他亵渎藏传佛教吗？

陈存仁更与一帮公子哥儿和流氓艺术家过从甚密，且有拉皮条之嫌。近代著名藏书家、医学翻译家丁福保的二公子是著名的西医流氓博士，不仅喜欢女人，而且变态，喜欢拍女人阴部特写，编辑成册，要陈给取名题名。陈虽然坚持不题名，却给取了几个中医内涵丰富的名字“经穴图”“百穴图”“人生之道”等以供选择。丁公子每周举行一次派对，与会名流都要带美女明星以显示身份。而陈居然利用医生的人脉，代他们约女明星与之配对，诸如杨耐梅、张织云、谈瑛以及有“骚在骨子里”之称的韩云诊等。

程门雪（1902—1972）是陈存仁好友，也是著名老中医。百度介绍他是“知名中医学术思想家、中医临床家、中医教育家”，“师从名医丁甘仁。1956～1966年，任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陈存仁在书中揭露他看病非常迷信。“不过他迷信得很，认为重病之家必定有鬼，所以他每次出诊之前，用的钢笔必定要灌满墨水，要是写到一半，字写不出来，就认为是鬼在作祟。他的这种行径，我是看惯的。”这样的迷信郎中被誉为“中医学术思想家”，要不是陈存仁说出来，有谁肯信？

陈存仁医务生涯的自述大篇幅讲的都是如此这般的所诊治病人的名人轶事，丝毫不顾及病人隐私，对同行也老实不客气地揭老底。

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是编了一部《中国药学大典》，凡经三十年，自云是“根据五十年来发现的世纪药效整理出来的，不尚空谈，不像古书上那样互相抄袭、陈词滥调，令读书的人无所适从。本书只讲实际效用，五行六气一概摒弃。”关于古代药典的弊端，他一不小心，又说了实话。

之前的误信人言，现在我相信陈存仁的自述是客观可信的，而且可以说妙趣横生。它全方位展示了一位可以名垂医学史的老中医的医务生涯、医学观、学术成就以及当时中医界的概观，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我的医务生涯》是陈存仁为自己画的一幅素描。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