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于先秦战国、西汉初时期。殊不知，实非如此！

看来，必须对《内经》“成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怎样才算“成书”。也就是今本《内经》体系的天人相应学说、气化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实际上，成书年代与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出于什么年代不是一回事！观今本《内经》的具体内容，确实辑录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又吸取了当时的医学成就（包括解剖学）整理成书，故其中既有语言古朴、合于上古音韵、带有先秦习俗的成分或内容，又有明显的两汉时代烙印，即五行学说。所以有些篇章可能出自或反映先秦时期的内容，而西汉初这些“医学论文汇编”尚未纂辑成书。如果今本《内经》在西汉初已经纂集成书的话，司马迁编著《史记》时，其《扁鹊仓公列传》为何没有《内经》的些许痕迹呢？

《扁仓传》，是司马迁为战国时期名医扁鹊（秦越人）和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所立的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的先例。

扁鹊约生当战国时期，《扁鹊传》中的医学理论已有阴阳说、早期经络说及刺法、脉诊等，和今本《内经》体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最关键的缺陷是，五行学说未引进医学。这样便不可设想，先秦战国时期有大体与《内经》相同的理论体系，即《内经》不可能成书于先秦战国。

仓公生当西汉初期，据其传记所述，与今本《内经》理论体系相较，仓公之学比今本《内经》面窄，不很系统，即《内经》亦不可能成书于西汉初。

要之，司马迁不可能见到今本《内经》。所以说，今本《内经》的成书时间不是先秦战国时期及西汉初。

再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帛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经专家考证认为，马王堆医书下葬于西汉早期，即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人的随葬品应是他生前研读、使用的东西。马王堆医书应是西汉初年流传并且在使用的医书。其成书时代亦应断自汉初为妥。马王堆医书最有考证意义的是，其中的经脉学说是十一经脉，还没有今本《内经》中成熟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之说。今可断言，马王堆医书时代，今《内经》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学说远未完成。这不但为《内经》成书时代，提供了可靠地上限，也足资证明，经脉学说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演变。据此推断，今本《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中期之前，怎么会是先秦战国时期呢？

又如，《灵兰秘典论》中的“中正”、“州都”之官，乃曹魏（三国）以后才有的官名，所以其成书下限或止于此！否则能谓之编纂“成书”吗？这怎么能说成书于先秦战国西汉初呢？

说《内经》成书于西汉初，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缘故。实际上，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非《汉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当是东汉（汉末三国）时期成书。

所以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廖氏之说很有道理！

赵洪钧说：“应该承认《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就是今《内经》的祖本。否则 《素问》《灵枢》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点廖育群说得比较好，即刘歆的《七略》不可能漏掉这两部大书。班固写《艺文志》的时候，很可能有了略同今《素问》和《灵枢》的著作，但他不能把东汉时代的《内经》载入《汉书.艺文志》。对看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以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即东汉时期！因此，《灵兰秘典论》篇中“中正”“州都”之官称，则将《内经》编纂成书下限推延至曹魏（三国）时期。

《正说内经》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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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秦汉医学图像》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