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兄，转来之文有让人阅读和思考的兴趣。我仔细看了文章和后面的留言，并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看到作者的详细介绍，只有一个简单的名头：谌旭彬，男，湘西才子，历史研究者。现任职于腾讯网历史频道，为频道主编。

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感觉大多都是标新立异特意制造噱头那种，论证不太严谨，论据不太准确。读其他文章的时候，有人指出：“他是什么背景？百度上竟然没有他的词条？他是类似柏杨那种人么？还是说是个历史发明家？......腾讯制造这种噱头有没有什么风险？背后有没有谁授意？”

从专业角度看，我提几点看法供大家批评：

（1）从医学史看，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种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最早是本能医学，随后是经验医学。但是，医学不仅仅是技术，还需要解释，最早是巫医学，随后是自然哲学。因此，医学始终包括两大部分，即医疗实践活动（无论是低级、简单的，还是高级、复杂的）和医药卫生知识（无论是系统、正确的，还是零碎、不太正确的，甚至荒谬的）。可以说，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第一次将医学本能和原始宗教相结合，创造了巫术医学。随后“巫医分家”，医学经验与自然哲学相结合，产生了我们今天仍然存在的五花八门的传统医学。

（2）从发生学看，如果没有天人相应观念，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就没有中医学。这些是华夏地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自然哲学，也是“巫医分家”的坚实基础。它们既是阐述医疗经验的说理工具，又是构建中医学的骨干理论；从知识体系讲，是中医学的理论核心，与医学经验融为一体不可分离。谌旭彬最大的“无知”是：这不是一场荒唐的玩笑，而是那个时代最精明、最智慧的选择。想想看，为了承担构建医学理论的任务，华夏地区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学说可以利用？

（3）从动力学看，因为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中医学不可能形成一种现代意义上严谨的学科体系。因此与所有传统医学一样，经验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融合状态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拉郎配”关系。因为这些学说的特征是援物比类和思辨猜测，而不是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所获得的可以检验的内在机制。虽然可以解释医学现象和经验事实，但不能产生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水乳交融的互动模式，以及所带来的加速度效应。现代医学的诞生，是医学的又一次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的革命。它的基础与现代科学一样，以形式逻辑与实证研究作为前提，因此逐渐形成系列的基础医学体系。这些学科的形成，塑造了现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并极大地推动了临床医学的进步。另一方面，传统医学为什么步履艰辛，发展缓慢？关键在于经验与哲学的“拉郎配”关系，无法产生加速度效应。

（4）从医学传承看，这些学说是理解中医理论的钥匙，有纲举目张的作用。但从医学创新看，这些学说必须与经验事实进行剥离，或者回归于经验事实，才能成为实证研究的出发点。例如青蒿素、三氧化二砷等，辨病与辨证（病理生理学指导下的）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模式等。因为传统医学要升华为现代医学，只有剥离其中的解释系统，才能有效完成这一过程。

附谌旭彬：“‘阴阳五行’用于治病，是历史开了一场荒唐的玩笑”

“阴阳五行”学说的鼻祖是邹衍。孔、孟不谈阴阳五行。是邹衍首次把阴阳五行糅合上升至“哲学高度”。

不过，邹衍自己并不相信这套学说。他只是拿着“阴阳五行”作幌子，来忽悠君王，变相推销自己“仁义节俭”的政治理念。

这一点，《史记》当中讲得很清楚。

《孟子荀卿列传》里说：邹衍认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节俭”，但早于他的孔、孟，试图向君王们推销“仁政”、“王道”，全都失败了，且被讥笑迂阔不着边际。所以呢，目睹君王们奢淫无度、不讲德行、祸及黎庶，邹衍改变了推销的方式，造出一套“怪迂之变”，也就是阴阳五行。

按邹衍的说法，每个政权的建立，都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某一德对应，得到了该德的支持。等到该德衰弱，就会被“相生”的另一德取代，政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土生木，木生火，黄帝的政权属于土德；大禹的政权则是木德；……

《史记》里还说，邹衍将这套东西拼凑出了“十余万言”，体量很能唬人。他希望拿它来节制君王们的私心私意。最开始，君王们觉得邹衍懂得推演“天运”，很喜欢他；不久发现他的真实目的是要节制王权，就对他没兴趣了。

基于上述史料，学术界对邹衍及其“阴阳五行学说”的评价，多倾向于对其动机报以“理解之同情”。李山说它，“实在是孔子学问一路走下来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徐复观也说，“邹子所说的这一大套，并不是代表他的真正思想，而只作为使当时国君接受他真正思想的工具”。

不相信“阴阳五行学说”的邹衍，实在没有办法让君王们接受“仁义”，只好搞出这么一套怪力乱神的东西，来忽悠、吓唬君王。司马迁体察到了他的这番用心，遂将他的传记，放在《孟子荀卿列传》之中，将之与孟字、荀子归为一类。

邹衍的“阴阳五行”是政治产物，与科学无关。邹衍之后的“阴阳五行”，也同样是政治产物，与科学无关。

秦统一六国，为论证自身统治的“历史必然性”，曾直接将“阴阳五行”拿了来做宣传。秦政权宣布：按照“阴阳五行五德”的轮转，周是火德，秦是水德，理该取代周的天下；为强化宣传效果，黄河被命名为“德水”。

到了汉武帝时代，又有董仲舒重拾邹衍故技。

董先是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将之推上“宇宙终极真理”的高度。然后再鼓吹“天人合一”，声称人有“小节三百六十六”，正对应天每一年有366日；人有五脏，正对应天有五行；……由此“论证”出一个结论：“人身即是一小天地”。

由上述两项结论，董再进一步，推论得出：人道运作，必然也与天道运作遵循着完全相同的规律。天道有阴阳，好比人道有刑德；天道阳气繁盛阴气肃杀，故人君治国，应采儒家之“德”而非法家之“刑”；天道按“水火金木土”五行运作，相生相克；故人君治国，一举一动也都在天意的注视之下，有不合天道之处，就会降下相应的五行灾异来警告。

图：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

显然，董仲舒存有一种幻想。他希望以提升皇权的合法性（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饵，来诱使皇权接受“天意”的制约，而“天意”的解释权则握于儒生之手。

这当然只会是一场春梦。汉武帝爽快地拿走了“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同时轻松夺走了“天意”的解释权。试图垄断“天意”解释权的董仲舒，被武帝扔进了死牢，赦出之后“不敢复言灾异”。

但事情也并非全然在武帝的掌控之中。他的数十年暴政，搞得“天下户口减半”、“人相食”，反刺激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学说在民间的传播。不少人拿这套理论来攻击汉帝国，说它统治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按照“五行生克”，汉朝的“火德”天命已走到终点，为免天谴，应主动禅让给“土德”。

为应付这种舆论，汉哀帝曾举行仪式，宣布自己不再是“火德”支持下的“汉朝皇帝”，而是承受了“土德”天命的“陈圣刘太平皇帝”。再后来王莽代汉，也用“阴阳五行”之说来粉饰合法性，说自己的天命是“土德”。

进入东汉，光武帝充分吸取“历史教训”，把“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说，阉割成用儒家经典来算命卜卦的“谶纬之学”。

公元56年，光武帝下诏，由官方颁布图谶，严禁民间私造谶纬。这意味着，所有谶言只能出自官方图谶；所有谶言的解释权也全部收归官方。

如果说，“阴阳五行”还有那么一点点政治理想的话，谶纬学就完全只是怪力乱神了，在思想上对皇权不再具有任何的批判性。终东汉一朝，政府长期致力诱导知识分子学习谶纬之学。只有搞谶纬，才能得到朝廷青睐，才能有学生门客追捧。

当然，谶纬也有一个坏处，就是容易变成权臣们的工具，被他们拿来宣扬自己也有天命做皇帝（权臣们才不会在乎自己所玩的谶纬是否“超纲”，是否突破了官修谶纬的范畴）。所以，从曹魏到隋，朝廷又转而严禁谶纬。

简言之，“阴阳五行”是出于制约皇权的政治目的，而生造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它被皇权利用、排斥乃至阉割，是必然之事。

但它最后存身于“中国传统医学”，并被发扬光大，则实属历史开了一场荒唐的玩笑。

最早把邹衍、董仲舒等人的“阴阳五行”理论照搬过去的中国传统医学典籍，是著名的《黄帝内经》——该书很多词句照抄《史记》，可知其成书时间，当在西汉中后期《史记》外传之后，“黄帝”二字不过是托古，这是当时的一种潮流，《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目，有十三家十九种挂靠在“黄帝”名下。

图：《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后期之后

这种照搬，可以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场灾难。

本来，董仲舒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医学家。但是，他为了证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不惮于用“阴阳五行”大讲特讲“天人合一”。说什么人有366个关节，对应天一年有366天；人有12个大关节，对应天一年有12个月；人有五脏，对应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对应天有四季；人眼有开合，对应天有昼夜……这些东西，稍通逻辑者，即可知其纯属牵强附会，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单就关节而言，董仲舒就没有把数目数对；某些不死心的当代“国学家”，把关节替换成骨头，也还是凑不足366块。

《黄帝内经》大量照抄了这些说法，一如章启群所言，“《黄帝内经》是董仲舒思想的细化和深化”。

因其“医学理论”袭自政治理论，所以在《黄帝内经》的作者看来，最好的医生，不是职业大夫，而是“圣人”。书中一再不厌其烦地称赞“圣人之治病”，要如何如何懂得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道。

比如，被春天的东风吹伤了，那一定是“病在肝”；被夏天的南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心”；被秋天的西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肺；被冬天的北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肾”……今天，稍有逻辑常识、医学常识者，都可以看出，这些话完全是在扯淡。

可惜的是，《黄帝内经》所开启的“圣人治病”的医学传统，究竟对中国传统医学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迄今并未得到任何学术检讨。各种医疗保健广告中，《黄帝内经》仍在以权威典籍的身份，频频出镜。

参考资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书·五行志》；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收录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三联书店，2001；章启群，《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商务印书馆，2013；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中华书局，2008；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