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人的观念谈到北京人的意识
2009-7-7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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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童庆炳
2000年夏天,我和妻子应邀到新加坡工作。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与那里的两位教授合作研究研究中华古代文论问题。去新加坡之前,只知道那里华人占多数,可社会治理的井然有序。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那里的机场,看见那宽敞、明亮、舒适、讲究以及工作人员服务的速度和质量,就给人一种眼径为之一亮的感觉。随后的八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有机会细细观察新加坡的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里别的且按下不表,单说新加坡的交通和绿化。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岛国,面积不大,当然小有小的好处,那就是人少地方小,自然好管理一些;然而,小也有小的难处,就是面积小,各种社会事务施展回旋的余地很小。比如说,就那么小小一片领土,道路交通就是一大难题。三百万人拥挤在那样一片土地上,除了公共汽车、办公用车外,还有家庭和个人拥有的私车(而且是几乎家家或人人都有一辆),假如这么多车一齐涌上街头,那开车的和步行的有都像当下的北京人那么只交通规则于不顾,不论红灯绿灯,想走就走,想停就停,那会怎么样呢?我想新加坡一定是大街小巷汽车排队,谁也别想走,堵车可能成为家常便饭,那么新加坡人的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还讲什么效率呢?幸亏新加坡人都有一种人人都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和观念,人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模范。无论是行人还是开车的司机,都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遵守交通规则。百分之一百二十,此话怎讲?比如,你此刻走到了一个路口,你想横过马路,你首先不是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没有汽车开过来,而是首先看是红灯还是绿灯,要使红灯,就是根本没有汽车通过,也要等待绿灯亮了再走过去。如果你正在开着车的话,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你不但要看红灯还是绿灯,还要看行人过马路是不是过完,要是遇到老人行路比较慢,尽管绿灯亮了,你也不会立刻开动你的车,要让行人先走。起先,我以为一定是每个路口都设有交通警,管得很严,后来我上街的次数愈来愈多,始终就没有看见它们的交通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才知道并非因为管得严,而是人人自觉遵守。时间一长,我才悟出这是新加坡人有一种观念与意识,这种观念与意识,已经内化为他们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无意识,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理所当然的深层精神“法规”,所以根本不需交通警吆喝,就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由于人人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始终畅通,汽车开得很快,堵车的现象自然很少很少。
再说绿化。新加坡地处赤道线附近,终年炎热,雨水充沛,植物生长得很快,一年四季草绿花红,满眼绿色,看着那南国的那草那树那花那处处的青翠,呼吸着永远是一级的空气,让我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人羡慕不已。这自然是比北方城市优越之处。但是,问题也不这样简单。据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诉我,几十年前,由于新加坡雨水太多,植物生长过分茂盛,到处都有许多水沟、水坑和水潭,加之那时绿化意识还不够,水沟、水坑和水潭污染过;草木也没有人收拾管理,乱成一团,一到夜里,蚊子成群结队出来咬人,那痛苦不是北方人能够想象的。但是,新加坡1958年建国后,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大搞环保。绿色的环境成为“人化的自然”,植物按照人的意愿生长。我们平日可以看见许多工人在除草,他们那种辛劳的工作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一般的新加坡人,热爱他们的绿色的环境。我几乎天天看他们的《联合早报》,从未报道过那里偷砍树木之类的事情发生。有一件事情,我去了几个月一直觉得纳闷,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遭遇到蚊子的袭击,我们看到过草地上小鸟的美丽身姿,看到过变色龙的自由的跳跃,看到过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虫子愉快的爬行,……就是没有看见过蚊虫,没有挨过蚊虫叮咬。有一次,我把纳闷告诉新加坡朋友,请他为我解开谜底。他说:除草工人在除草的同时,在草地上洒下了一种特殊的药水,这种药水专杀蚊虫,却不伤害其他有益的动物。我介绍这些情况,是想说新加坡人在绿色环保上面也具有一种深层的成为日常普通的意识和观念,所以他们的报刊不必大喊大叫绿色环保,其令人羡慕的绿色始终陪伴他们的生活。
回到北京已经是2001年2月。迎接我们的就是恼人的堵车和随后的疯狂的沙尘暴。但是我们发现北京在交通的现代设施方面,并不落后于新加坡。新加坡有的,北京也有了。例如,北京马路上的十字路口也装了电子按钮,头上的红灯也有数字,并且也是在倒计数:9-8―7-6-5……,但是红灯下的行人连看也不看照样自由行走,有的人穿梭于已经开动的汽车之间,司机与行人相互对骂的现象每天都发生,就像每天太阳照样升起。司机也决不让行人一步,估计绿灯要亮了,就开动起来,不管过马路的老人还在行走……,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那么多的交通警和帮助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在吆喝,人们还是我行我素,从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我因为是刚从新加坡会来,观念上有些进步,就总是看红绿灯,按红绿灯来决定我的行动。但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绿灯开了,可汽车横在你的面前,你的从汽车中间穿梭而过,还没有过完街,红灯已经亮了,那汽车就理直气壮向你撞过来,每次过街成为一种历险。据报载,一位新加坡人在上海要过一个街口,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仍然没有过去(幸亏这是发生在上海)。我想,现在完全放开让大家买私车,又便宜又优雅又方便,如此下去,如果北京人的意识和观念又没有更新,那么到2008年开奥运会时候,整个北京的街道岂不都成为了停车场?
再说北京的沙尘暴,现在政府拨出巨款,正在全力治理,通过植树,要堵住几大风口,这诚然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愿风口真的在几年后被我们堵住,让北京的市民过上春天没有沙尘暴的幸福日子,真的能会心地齐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但我忧虑的是,我们的现在种下的树木会不会在它成材的时候,能挡风的时候,又被一颗一颗地偷砍掉呢?不能说我的忧虑是多余的,试想想,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在北京读书,每年春天虽然能够遭遇到几场大风,但风中绝无沙尘。不过几十年间,不是由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等地的众多树木被公开的或不公开的砍掉,才造成了今天的可怕的沙尘暴吗?如果绿色环保的观念和意识不能深入北京人、河北人、山西人、内蒙人的心里,不能成为一种这些地区的普通百姓的无意识,不能成为大家的自觉的行动,又有谁来担保,现在种下的树会不被重新砍掉呢?
文化是一个整体。物质的文化――制度的文化――观念的文化,三者缺一不可。物质文化的发展诚然是重要的,没有物质文化的发展,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建设也就没有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没有制度文化的建设,没有观念文化的发展,也是万万不行的。人的精神、观念、意识的建设,是带有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一个社会再富有,但如果精神、观念、意识处于贫困的境地,这是很可怕的。北京人作为首都人,更应该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应是人为的街头秧歌队一类的表面文章(当然我并不认为那些发自内心参加秧歌队的人是作表面文章,请不要误会),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炼“内功”,即在诸如遵守交通规则、树立绿色环保等观念上面,使每一个人都真心实意地体会到要从意识、观念上来一个转变,真正做一个具有现代观念和意识的北京人和首都人。(02/10)
这里别的且按下不表,单说新加坡的交通和绿化。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岛国,面积不大,当然小有小的好处,那就是人少地方小,自然好管理一些;然而,小也有小的难处,就是面积小,各种社会事务施展回旋的余地很小。比如说,就那么小小一片领土,道路交通就是一大难题。三百万人拥挤在那样一片土地上,除了公共汽车、办公用车外,还有家庭和个人拥有的私车(而且是几乎家家或人人都有一辆),假如这么多车一齐涌上街头,那开车的和步行的有都像当下的北京人那么只交通规则于不顾,不论红灯绿灯,想走就走,想停就停,那会怎么样呢?我想新加坡一定是大街小巷汽车排队,谁也别想走,堵车可能成为家常便饭,那么新加坡人的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还讲什么效率呢?幸亏新加坡人都有一种人人都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和观念,人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模范。无论是行人还是开车的司机,都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遵守交通规则。百分之一百二十,此话怎讲?比如,你此刻走到了一个路口,你想横过马路,你首先不是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没有汽车开过来,而是首先看是红灯还是绿灯,要使红灯,就是根本没有汽车通过,也要等待绿灯亮了再走过去。如果你正在开着车的话,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你不但要看红灯还是绿灯,还要看行人过马路是不是过完,要是遇到老人行路比较慢,尽管绿灯亮了,你也不会立刻开动你的车,要让行人先走。起先,我以为一定是每个路口都设有交通警,管得很严,后来我上街的次数愈来愈多,始终就没有看见它们的交通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才知道并非因为管得严,而是人人自觉遵守。时间一长,我才悟出这是新加坡人有一种观念与意识,这种观念与意识,已经内化为他们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无意识,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理所当然的深层精神“法规”,所以根本不需交通警吆喝,就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由于人人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始终畅通,汽车开得很快,堵车的现象自然很少很少。
再说绿化。新加坡地处赤道线附近,终年炎热,雨水充沛,植物生长得很快,一年四季草绿花红,满眼绿色,看着那南国的那草那树那花那处处的青翠,呼吸着永远是一级的空气,让我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人羡慕不已。这自然是比北方城市优越之处。但是,问题也不这样简单。据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诉我,几十年前,由于新加坡雨水太多,植物生长过分茂盛,到处都有许多水沟、水坑和水潭,加之那时绿化意识还不够,水沟、水坑和水潭污染过;草木也没有人收拾管理,乱成一团,一到夜里,蚊子成群结队出来咬人,那痛苦不是北方人能够想象的。但是,新加坡1958年建国后,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大搞环保。绿色的环境成为“人化的自然”,植物按照人的意愿生长。我们平日可以看见许多工人在除草,他们那种辛劳的工作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一般的新加坡人,热爱他们的绿色的环境。我几乎天天看他们的《联合早报》,从未报道过那里偷砍树木之类的事情发生。有一件事情,我去了几个月一直觉得纳闷,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遭遇到蚊子的袭击,我们看到过草地上小鸟的美丽身姿,看到过变色龙的自由的跳跃,看到过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虫子愉快的爬行,……就是没有看见过蚊虫,没有挨过蚊虫叮咬。有一次,我把纳闷告诉新加坡朋友,请他为我解开谜底。他说:除草工人在除草的同时,在草地上洒下了一种特殊的药水,这种药水专杀蚊虫,却不伤害其他有益的动物。我介绍这些情况,是想说新加坡人在绿色环保上面也具有一种深层的成为日常普通的意识和观念,所以他们的报刊不必大喊大叫绿色环保,其令人羡慕的绿色始终陪伴他们的生活。
回到北京已经是2001年2月。迎接我们的就是恼人的堵车和随后的疯狂的沙尘暴。但是我们发现北京在交通的现代设施方面,并不落后于新加坡。新加坡有的,北京也有了。例如,北京马路上的十字路口也装了电子按钮,头上的红灯也有数字,并且也是在倒计数:9-8―7-6-5……,但是红灯下的行人连看也不看照样自由行走,有的人穿梭于已经开动的汽车之间,司机与行人相互对骂的现象每天都发生,就像每天太阳照样升起。司机也决不让行人一步,估计绿灯要亮了,就开动起来,不管过马路的老人还在行走……,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那么多的交通警和帮助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在吆喝,人们还是我行我素,从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我因为是刚从新加坡会来,观念上有些进步,就总是看红绿灯,按红绿灯来决定我的行动。但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绿灯开了,可汽车横在你的面前,你的从汽车中间穿梭而过,还没有过完街,红灯已经亮了,那汽车就理直气壮向你撞过来,每次过街成为一种历险。据报载,一位新加坡人在上海要过一个街口,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仍然没有过去(幸亏这是发生在上海)。我想,现在完全放开让大家买私车,又便宜又优雅又方便,如此下去,如果北京人的意识和观念又没有更新,那么到2008年开奥运会时候,整个北京的街道岂不都成为了停车场?
再说北京的沙尘暴,现在政府拨出巨款,正在全力治理,通过植树,要堵住几大风口,这诚然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愿风口真的在几年后被我们堵住,让北京的市民过上春天没有沙尘暴的幸福日子,真的能会心地齐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但我忧虑的是,我们的现在种下的树木会不会在它成材的时候,能挡风的时候,又被一颗一颗地偷砍掉呢?不能说我的忧虑是多余的,试想想,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在北京读书,每年春天虽然能够遭遇到几场大风,但风中绝无沙尘。不过几十年间,不是由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等地的众多树木被公开的或不公开的砍掉,才造成了今天的可怕的沙尘暴吗?如果绿色环保的观念和意识不能深入北京人、河北人、山西人、内蒙人的心里,不能成为一种这些地区的普通百姓的无意识,不能成为大家的自觉的行动,又有谁来担保,现在种下的树会不被重新砍掉呢?
文化是一个整体。物质的文化――制度的文化――观念的文化,三者缺一不可。物质文化的发展诚然是重要的,没有物质文化的发展,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建设也就没有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没有制度文化的建设,没有观念文化的发展,也是万万不行的。人的精神、观念、意识的建设,是带有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一个社会再富有,但如果精神、观念、意识处于贫困的境地,这是很可怕的。北京人作为首都人,更应该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应是人为的街头秧歌队一类的表面文章(当然我并不认为那些发自内心参加秧歌队的人是作表面文章,请不要误会),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炼“内功”,即在诸如遵守交通规则、树立绿色环保等观念上面,使每一个人都真心实意地体会到要从意识、观念上来一个转变,真正做一个具有现代观念和意识的北京人和首都人。(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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