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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公盘铭文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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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公盘由吴镇烽先生[1]于2014年介绍，传山西出土而流失海外，后通过特殊途径得以回归，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盘底有大量浮雕及绕轴转动的圆雕，且“内壁铭文183字传递了春秋中前期极为珍贵的历史信息”，其范铸以及铭文得到广泛关注[3-7]。文[6]称
邓佩玲[5] 指出铭文中19个字异于金文常见字形；管文韜[6]则认为“總之這些字的形態都是有理據可説的，符合古文字構形發展的一般規律，概言之，盤銘文字從字形上看找不到爲僞的確證，反宜當作難得的春秋時期三晋文字典例進行研究”。笔者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予以澄清。
[1] 吳鎮烽. 晉公盤與晉公銘文對讀.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網站，2014.6.22.
[2] 吴镇烽.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2016).
(文[1]似已删除，但网上仍可搜到文本；已收入[2]之续编)
[3] 王恩田. 晋公盘辨伪. 2015.3.3 http://fdgwz.org.cn/Web/Show/2457
[4] 張崇禮. 晉公盤銘文補釋. 2014.7.3. http://fdgwz.org.cn/Web/Show/2301
[5] 鄧佩玲. 《晉公盤》銘文的文字及韻讀問題. 青铜器与金文, 2018,(0):299-314
[6] 管文韜. 試論晋公盤銘文及相關問題. 青铜器与金文, 2019,(0): 94-122
[7] 苏荣誉. 匠心与贪心——以晋公盘为代表的古代中原青铜盘.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讲座, 2021.11.13.
https://weibo.com/l/wblive/p/show/1022:2321324703047451541571 讲演从1小时30分钟开始
[8] 李学勤. 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9] 黄益飞. 西周金文礼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0] 故宫青铜器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
[11] 中原文化大典·青铜器(上/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12] 中原文化大典·古文字(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13] 张昌平.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 文物, 2010,(8):61-70
[14] 李峰.西周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释疑. 考古, 2015,(9):78-91
[15] 石安瑞著,王翔宇译.铸铭之前的书写:论西周青铜器铭文制作使用的写本.出土文献, 2021,(3):125-153
[16] 董亚巍. 商至西周圆形簋及方座簋的范铸模拟实验研究(中).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3,(10):62-69
[17] 杜廼松. 青铜器所见伪器伪铭之略说. 艺术市场. 2012,(7):66-69
[18] 程长新, 王文昶, 程瑞秀. 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
文物, 1989,(8/11/12): 36-43; 28-38; 40-47. 皆另有图版多页
[19] 黄锦前. 近刊铜器铭文辨伪举隅. 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 2018,(0):54-67
[20] 丁孟. 中国青铜器真伪识别.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
2 铭文在盘内侧七处各三行，上图高清可放大观看。将铭文照片拼合如下，其中第四片重复给出。部分图片的左侧可见盘口沿边，三行文字的宽度约4 cm。铭文中有26个字重复出现，“王、公、邦”均五见，而词组“今小子、左右、唐公”两见；仅提取几例略作比较，字后添加行号以示区别。
以下铭文字体大小保持同样的比例。“晋”三见：左侧晋1或错；晋10结体略欠干净，字形也不准确；右侧晋20虽不清晰却是常见字形。另从晋公盆拓片复制及摹写各一字作为参考。“曰”两见，左侧曰10在文[8-15] 商周青铜器尚未见到，至少春秋之前“曰”字上方都是不封口的，如右侧曰2。
“乍”三见：左侧乍6结体稍欠清晰；中间乍14 在文[8-15]见四例；右侧乍16为常见字形。文[6] 似未注意其间区别，摹本三处都写为乍14即中间一竖到底。故宫博物院藏西周晚期“叔上匜”铭文用乍14；其余三例为信阳市平桥春秋墓的三件器物(M1:5/10/13，王与刚. 文物, 1981,(1): 9-14)，其中盆 (M1:10)器盖皆为反字“樊君夔用其吉金自作宝盆”，左侧盖铭所用为乍14，而右侧盆铭则为常见之乍16。又，晋公盆拓片可见两处皆为乍16。
邓佩玲[5] 指出铭文“皇”中间缺漏短划，春秋中期以前下方短横尚未以圆点替代；“宝”右下之“杲”有误——“玉、贝和缶”的字形和位置多有变化，但铭文字体笔者尚未见他例。铭文制作疏漏也是常见[15]；上述五例重现率总是低于 0.1*0.1*0.1*0.1*0.01 即百万分之一。请注意，几率极低并不意味着“绝不可能”。铭文中可说之处颇多，如“邦”之右下和“百”之内部的笔画，三字写法不同。
“左右”3和14上方以及“莫”4和12 左下的笔顺不同；“唐”2和5 右上结构有异，“我”2和6右下笔画不同——且不说字形正误。如果仅是“余、命”这样的结体变化，当然不必在意；不过，若不能对上述“晋宝曰”等字体作出解释，我等外行似难以信服“晋公盘不伪”。
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式已有许多研究[13-16]。晋公盘铭文的制作过程想来是：先制作内芯，然后翻制“假外范”；在其内壁刻写正字铭文，再翻制为反字阳文的泥片；将泥片嵌入内芯合适的位置，范铸之后成就为正字阴文。笔者猜测，只是并无实据的猜测，铭文参考多处材料编撰，手写文本可能稍欠工整；制作者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部分古文字的结构”，只是对照文本描摹练习而将线条移植至泥版——请比较“邦、左右、莫”等字的笔画。在晋公嫁女至楚的器物上真能如此随意书写？
3 前文已说明晋公盘适用米制尺度，故而范铸于春秋时期的可能性极小——且不说嫁女至楚的媵器不会如所传“山西出土”；管文韜[6]称“從各種情况來看，該器絶非僞器”似不能成立，铭文字体更不宜“當作春秋時期三晋文字典例進行研究”。
晋公盆(或称奠/皿)为钱塘瞿世瑛(约1820～1890年)旧藏，原物不存，铭文与上述晋公盘大致相同但不够清晰完整，曾有众多学者研究；不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令，左右武王，……”可用于周公旦或者召公奭而不宜用于唐叔虞：武王过世之时成王尚幼而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十年将唐分封给幼弟叔虞，其子燮继位始称晋侯(请参阅冯老师博文：杂说"晋")。笔者仅知晋公盆高12、口径27 cm 而尚未见到图片，对其制作年代没有主张。
子仲姜盘和晋公盘的适用尺长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5648-1317717.html
关于“五千年尺度演变图”的补充说明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5648-1317513.html
4 三代青铜的仿造或伪造可称源远流长：从文献看早至战国，从实物考察早到六朝至唐代；宋明两代是立基和发展阶段，清代和民国是发展精进阶段，山东、上海、苏州、陕西等地可称人才荟萃[17]。文[18]更说“乾隆以后至民国时期，古玩业兴起，外国人纷纷来华抢购古物，青铜器价格日益昂贵，部分古董商争相仿古作伪以牟取暴利，作伪之风愈演愈烈。有的伪器作得相当精巧、华美、逼真，而古玩商和收藏家因辨不出真伪，受骗上当者大有人在，有的甚至还倾家荡产。如…………”。
现在海外青铜器回流国内，其中或有“潍县造”之类，如黄锦前[19] 指出文[2]中“文物市场和私人藏家的青铜器”七件非真。目前青铜器辨伪的主要手段是，与类似器物比对，分析形制、纹饰、铭文以及锈迹的差异，且通常认为仿造或伪造器物的品质偏低[17-20]；不过，专家对铜器判断也偶有分歧——以假为真或将真作假的情形皆有[17]。
范铸青铜总要使用尺件，器物的几何参数一定保存了长度单位的信息——正如书法作品保存了用笔为狼毫或羊毫的信息；笔者已据此确定夏尺15.8 cm、商尺19.7 cm 和周尺21.5 cm 等。因三代尺长唐代之后不为世间知晓，或可用于判断2021年前问世的青铜器真伪。不过，技术进步和资料传播使得“人为掌控器物的品质以应对已知的检测手段”成为可能。容我直言，未来青铜器辨伪之前景不容乐观。
附录：2020年山西垣曲北白鹅的春秋早期墓M3 出土4件铜簋，4件内底及3件盖内有相同铭文，簋盖与簋身出土时分置各处。铜簋制作年代早于墓葬，其原主人“夺”可能也非墓主。
夺簋 (M3:21) https://www.sohu.com/a/456997319_526303
从簋盖照片和簋内底铭文拓片可见：曰、乍、皇、宝 等的字体，均属常见；王、成周、内、令、子、用、事、女、夺，重复出现而无明显差异。不过，簋盖左下两个“宝”字中“缶”位置不同，想来是疏忽而非有意为之。
补注: 子仲姜盘铭文“唯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仲姜沐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中，“作为某人某器”和“永用为宝”尚未见于文献[8-15]中器物，且前者似语义欠通。不过，下图铜簋(M5:12)底内有反书铭文“匽大(太)子作为行簋用”，“为行簋”的字迹不甚清晰，但语义仍是通顺。该器品质似逊于上述同地出土的夺簋 (M3:21)。
杨及耘, 张跃红, 杨永信, 刘吉庆, 周昊, 曹俊, 解宙鹏, 史春明, 杨梅.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5出土有铭铜器. 考古与文物, 2021,(3):123-129
*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不做商业运用。致谢拍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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