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繁华
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我国农耕文明的历史上，宋朝无疑是一座繁华的高峰。
那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宋神宗发布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是中国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由于工商业长足发展，公元1077年，朝廷的财政收入中工商税已十居其七。
宋朝经济高度对外开放，泉洲、明洲都是当时最大海上贸易港口，海上贸易的税收占到了一半的财政收入。
经济发展导致了“金融深化”，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年32万贯的15.8倍，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中央银行”--益州交子务。
工商业发展导致城市扩张，10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46个，北宋首都汴梁、南宋首都临安人口均超过百万，而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10万人口。
我国“四大发明”有三个出自宋代，可见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何等发达。
有人估算，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今天，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GDP也只占全球的30%。可见那时的宋朝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自有它的繁华气象。宋词当之无愧地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颠峰。以茶坊、酒市、勾栏、瓦肆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更彰显着一代风华：“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然而，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却经不起北方游牧民族的打击，轰然坍塌了。从国家规模、经济基础、军事实力的对比看，这都是不可思议的。
金朝发动攻宋战争之初，估计不过100多万户，而宋徽宗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近20倍于金。
金处于渔猎游牧阶段，没有固定的财税制度。而北宋“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且主要用于军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 （陈襄.古灵集）。
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兵临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八万人”（宋史.邓肃传），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
至于装备，宋朝极为重视科技强军，“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沈括.梦溪笔谈），而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进。
于是，论者将金灭北宋归之于金的“野蛮”。恰如一部老电影里，国军将领将自己的失败归之于共军的“狡猾”。
细读史料，发现亡宋者非“野蛮”之金也，宋之特权阶层也。
有宋一代最为后世文人赞叹的就是“仁政”。宋太祖赵匡胤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还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以致一位当今颇有名气的文人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然而这惠及“士大夫”的仁政却造就了一个肆无忌弹的特权阶层。
在那个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于朝廷“不抑兼并”，宋代的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贵者占田往往不择手段，大诗人陆游之子陆子通为了占田以贿赂高官，动用专政机关，对农民烧房、拘押、灌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土地兼并使社会资产高度集中于拥有特权的“形势户”手中，而这些人有能力要求“政策优惠”以逃避税赋，造成全国耕地“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治平会计录》）。连宋真宗都感叹：“然人言：天下税赋不均。豪富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
宋代工商业最显著的特点是榷法，即国家垄断经营。诸如盐、酒、茶、舶来品等，在大部分时间都属于禁榷专卖物品，不许私造私贩。而特权阶层却能利用专卖制度大发横财：“榷酤立法甚严，犯者籍其家财充赏。大官势臣，连营列障，公行酤卖，则不敢问，是行法只及孤弱也。”部、省、地级首长横行不法，私造私贩的案例简直不胜枚举。
连军队也成了特权阶层谋私的工具，最高军事首长童贯、高俅“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靖康要录》）。结果北宋“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洪迈.容斋随笔）。
由此我们看到，宋朝的特权阶层在追求“赢家通吃”的游戏中如何掏空了自身生存的基础。还是让宋徽宗来作总结报告吧，他在罪已诏中说：
“言路塞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
“赋致，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
“众庶怨怼而朕不知”。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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