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的高论？
近来屡屡听到政协委员发表令多数社会成员感到不安的高论。
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了《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
今年河南“两会”期间，河南教育界的不少政协委员们提出，高校收费标准太低是造成当今高校债台高筑的原因之一，建议提高收费标准。
海南省政协委员柯向渔、张德安、陈嘉新、游长江等4人提交了《关于海南适度开放博彩业的建议》，建议有关部门在海南有益有利有节地开展博彩业。
北京市人口与城市资源矛盾的根源在于：行政权力和行政垄断性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北京，这种全国独一无二的双重中心地位对经济资源和人口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张惟英委员提出的人口准入制度不但涉嫌违宪，也根本解决不了原拟解决的问题。
高校债台高筑的根本原因是办学的贵族化趋势，资源不用于提升教学科研水平，而用于圈地盖楼摆排场。在多数人口已感到学费难于承受的时候，建议提高收费标准，不能不让人质疑委员们的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
所谓博彩业就是赌博业，历朝政府都明白其社会危害。建国后，人民共和国的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就是清除了赌博这一社会毒瘤。在赌博之风卷土重来，愈演愈烈，政府不得已决心对其严厉整治之机，将开放赌业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方略堂而皇之地提出来，不知是脑子进水还是有恃无恐？
细细品味这三个案例，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损害多数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为少数财富与权力精英集团牟利。北京的人口准入制度维护的是皇城根下“天子门生”的特权；提高学费争取的是“教育产业”大小业主的利益；开放赌博则是赤裸裸地为赌场老板（没准还带着顶戴花翎）开拓市场。
在北京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一些广告在堂而皇之地张扬“资本话语权”。由这三个案例看，“资本话语权”的张扬已经不是广告噱头，而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正规、公开的议政机构沦为精英集团的讲坛和影响政策的工具，平民就只能另找发言的渠道了，于是网络上出现了对这三个提案的一片抗议声浪。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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