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一个时代?
辜振甫先生去世了,辜先生这一代人生活在从农耕文明走向工商文明的激烈变革之中。翻检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活跃人物,我们看到引人注目的两类典型:一类致力于“革命救国”,一类致力于“实业救国”。“汪辜会谈”的两位主角,就分属这两类。
作为“实业救国”的典型人物,辜先生成就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他对他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观感,展现了文明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在新加坡访问期间,辜先生应国际科学管理协会之邀,发表了演讲:“亚洲国家经理人员的养成”。其间辜先生讲到:
亚洲的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条件,往往有异于开发国家的特殊性,迫使经理人员在从事经营与管理的专门业务以外,耗费时间与精力于润滑企业经营的所谓“社会关系”,打通足以影响企业经营成败的“人事关系”。亚洲国家经理人员所面临的企业经营上的“非经济关系”多于、复杂于开发国家经理人员。
既然“社会关系”足以影响企业经营成败,辜氏家族就不能不着力经营之。辜振甫的外祖父是清代溥仪皇帝的老师陈宝琛;其姑父是清末大买办、大实业家盛宣怀;妻子是清末大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孙女严倬云。辜振甫二女儿嫁给台湾塑胶业巨子赵廷箴之子;三女儿嫁给台湾嘉新水泥公司创办人张敏钰之子。辜氏家族与台湾的当权者从日伪时期的日本占领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的蒋介石夫妇、李登辉夫妇、连战等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辜振甫通过亲戚认识当时的“经济部长”,再认识“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在黄少谷的安排下,辜振甫受到当时台湾“行政院长”陈诚接见,被聘为经济顾问,协助当局推行土改计划,并由此进入台湾的公营企业“台湾水泥”担任协理,筹划台泥转民营。由于协助公营转民营有功,辜振甫受到蒋介石接见,得蒋之器重。
我们无意做出“官商勾结”、“红顶商人”之类脸谱化的评价。毕竟,大学毕业之后,辜振甫东渡日本,潜心学习财政和工商管理,且要求自己实务与理论并行,半工半读,从7家公司的董事变为日本一家糖业公司的办事员。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位有志青年。1952年国民党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辜振甫率先响应这一政策,将其继承的大量土地和盐田交出来。作为征地补偿,当局将水泥、造纸、农林、工矿四家公司的股票转给辜振甫。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位眼界开阔的革新人物。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辜振甫的经历表明,在脱胎于农耕文明的环境中,行政权力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的演化正是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演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放眼亚洲各国,我们看到都在发生行政权力归位的进程,愿我们这一代人能在老一代人奋斗的基础上,完成社会形态的转变。让辜振甫先生们能够安心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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