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研究中，考察的变量指标存在不同情形，例如，有的指标是自评的，有的指标是他评的；有的指标是观念的，有的指标是行为的。开展研究时，合理采用不同指标，能够有效提高研究质量。Sonnentag & Wadian（2022）的前面两项研究，以自评的观念指标，为个体道德捍卫倾向量表的结构效度提供了相对有力的证据。接下来，他们的研究3通过采用新的方法，以他评的行为指标，进一步检验所编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实验室条件下的行为任务，可以评定个体反对有道德问题情境的倾向（Sonnentag & McDaniel, 2013）。具体地说，这种行为任务要求被试写一篇关于某个道德主题的反态度短文（counter-attitudinal essay）。这一任务为被试提供了捍卫道德的机会，从而，相应的行为能够反映道德捍卫倾向。

这种短文写作任务来自认知失调文献，是诱导顺从范式的一种变体（Galinsky et al., 2000）。在以前的研究中，用短文写作任务评定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结果表明，16.5%的被试拒绝按照要求写这样的反态度短文，援引道德关注作为他们拒绝的理由（Sonnentag & McDaniel, 2013）。拒绝写这样短文的个体数量相当有限，说明道德捍卫者的确比较少见，也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

由于已有研究显示，短文写作任务可以评估个体反抗有道德问题情境的倾向，Sonnentag & Wadian（2022）在研究3中，采用这种任务考察道德捍卫倾向的效标效度。他们预期，个体道德捍卫倾向量表的得分，能够预测被试在短文写作任务中的道德捍卫程度。

这项研究采用便利样本，被试为118名大学生（女生占71%，男生占29%），年龄在18~33岁之间（M=19.96，SD=1.66）。研究者要用3个连续性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推测存在中效应量（F²=0.15），设定效力=0.80，α=0.05，运用G*Power进行事前效力分析，所需的最小被试量为77人。因此，118名被试是合适的。大约77%的被试是欧洲裔美国人，8%是多种族美国人，6%是非洲裔美国人，6%是西班牙裔美国人，3%是亚洲裔美国人。

在开始研究前，所有被试均阅读一份知情同意文件。其后，给被试一个大信封，告知他们，为了确保私密，他们完成研究的每一步后，把自己的材料放进信封。被试收到信封后，按照要求作答一份问卷，内容是题项混合排布的道德捍卫倾向量表、道德指南量表、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量表。

做完问卷，将被试随机分配到短文写作的两种条件，要求他们写一篇支持公开诋毁肥胖者或食品券领取者的短文，得观点鲜明。给被试15分钟写短文，写完时，通知这个环节坐在实验室外面的研究者——如此安排，是为了确保被试的私密，降低潜在的要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研究者得到通知后，要求被试填写简单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对被试表示感谢并作解释。

短文主题选择的依据是，已有研究显示，人们经常对肥胖者和食品券领取者有强烈的污名化态度（Puhl & Heuer, 2009）。但是，遵从要求而公开诋毁这些人，就违背了“不伤害他人”的道德基础（Graham et al., 2009）。从而，拒绝遵从这项短文写作任务，并指出不遵从的道德理由，就是被试道德捍卫倾向的表现。

像前两项研究那样，Sonnentag & Wadian（2022）计算双变量相关来考察道德捍卫倾向量表的结构效度。由表1可知，结果重复了前面的研究，高的道德捍卫倾向（合成量表）与更强的道德指南、寻求自我道德认可的倾向有关。此外，构成个体道德捍卫倾向的两个成分（即，原则独立性、道德对抗性）与个体做道德决策时高的寻求自我道德认可倾向有密切关系；原则独立性而非道德对抗性，与具有强的道德指南有密切关系。

被试对短文写作任务的反应，按照它们显示道德捍卫倾向的程度进行评定。具体地说，两名不知道研究条件和研究假设的评定者，独立地评定被试基于道德解释而反对写作任务的程度。采用4点量尺进行评定，1表示“按照要求写短文；没有道德捍卫的证据”，4表示“基于道德问题而拒绝写作；道德捍卫的证据清楚”。短文评定者间的信度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Kappa=0.80），说明两名评定者之间有很高的一致性（McHugh, 2012）。随后，把评定者的分数进行平均，作为被试道德捍卫倾向的程度。以平均得分3.5及其上为标准，结果发现，14.4%的被试为道德捍卫者。

研究中涉及两个主题的写作任务，被试在不同任务中的道德捍卫倾向存在差异吗？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要求公开诋毁肥胖者的被试（M=1.89，SD=1.12），与要求公开诋毁食品券领取者的被试（M=1.71，SD=1.05），表现出的道德捍卫倾向程度没有差异，t(116)=0.88，p=.38。

前已述及，道德指南、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与道德捍卫倾向有关。为了考察被试的道德捍卫倾向得分，能否独特地预测他们出于道德理由而拒绝遵从短文写作任务的程度，研究者做了一系列的分层回归分析。具体地说，在每个回归分析中，道德指南和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得分先进入回归方程，接着，再将道德捍卫倾向得分进入回归方程。由表2可见，对于两种条件而言，除了其他变量，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得分，能够独特地预测个体拒绝遵从有道德问题短文写作任务的程度。

总之，作者在研究3采用了不同于研究1和研究2的方法，以他评的行为指标，考察了道德捍卫倾向量表的预测效度，说明道德捍卫倾向量表的得分，能够预测个体实际的道德捍卫行为。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道德捍卫者的人数较少。研究3还进一步考察了该量表的内部信度、聚合效度与发散效度。

至此，该文用3项研究较为系统地检验了道德捍卫倾向量表的心理测量学属性，表明道德捍卫倾向是一个可靠而有效的心理结构。接着，就这个量表及其心理结构，还能开展什么研究呢？特别地，该文还有一项研究，它考察的是什么内容呢？下文再述。

参考文献

Galinsky, A. D., Stone, J., & Cooper, J. (2000). The reinstatement of dissonance and psychological discomfort following failed affirm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123-147.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nd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 1029-1046.

McHugh, M. L. (2012). Interrater reliability: The kappa statistic. Biochemia Medica, 22, 276-282.

Puhl, R. M., & Heuer, C. A. (2009). The stigma of obesity: A review and update. Obesity, 17, 941-964.

Sonnentag, T. L., & McDaniel, B. L. (2013). Doing the right thing in the face of social pressure: Moral rebels and their role models have heightened levels of moral trait integration. Self and Identity, 12, 432-446.

Sonnentag, T. L., & Wadian, T. W. (2022). Moral rebels: Measuring indivduals’ tendency for principled resistance to morally compromising situ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4, 1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