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替再也无法申辩的季老难过。

    季老生前坚拒“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和“国宝”三高帽，甚至几度表示出反感，可在他亲写的《病榻杂记》中得知，亦可在众多媒体的远播中了解。如果仍然还认为老人家是谦虚，那就太委曲老人家了。

    为何不用季老不曾反对、官媒正式使用的“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大多学者所用的“著名翻译家、语言学家、比较研究家、宗教学家”之类，非要用那个季老讨厌的封号？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觉得这才能表达敬重；其他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人如文怀沙等，“国学”功力还不及季老。若是，姑且倒勉强可以理解。

    最有意思的，是季老刚走，一堆人冒出来，以“回忆”为由，大沾季老的光。余秋雨回忆“曾与季老吃过饭”，曹顺庆回忆曾与季老“一道抓猫”，吕俊杰回忆季老写下“相期以茶”……甚至连四川师大那个拿弘扬国学当行为艺术的“长衫先生”，也跑出来自暴：曾学当年孔子收徒的规矩，带着十条老腊肉三闯季老家门。此君一枪虚晃过后，便迅速表扬自己：季老“夸我很有功底，能以自学达到这种程度很难得。”

    季老已去，就听他说，不知某年某月某日后否会说出“季门弟子”之类。

    倒是同在燕园的孔庆东，在接到媒体的采访要求后说，“我不大了解季羡林先生，没有资格评论他”，“我其实跟季羡林先生还是有不少接触的，但是在北大校园里，我那点接触根本不值得一提”。然后说到他当学生时，曾与同学提名季老当人大代表，以及“季羡林被捧为‘国学大师’、‘文化泰斗’，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师生基本不评价此事。关于季老在文革中究竟是个什么状态，我们没亲眼见过，也不敢随便相信任何人的回忆。但仅就我们读书思考的80年代来说，季羡林在北大的形象确实是既德高望重又平易近人的。”

    真是见得少的说得多，见得多的反倒说得少。孔庆东先生这席缅怀季老的谈话，井民以为是时下最为真实、朴实的心声。反过来，那些个连萍水相逢都谈不上的“偶遇”、人一走季老就再也不记得他的“相识”，却被当事人单方面地能整出那么多缅怀、回忆、纪念乃至评价，怎么能让人瞧上去真实真情和真格？

    季老以几乎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浓缩了时代沧桑的巨变与自身的想有为而无能为。内中的价值，说不定比季老的学问还要更有社会意义。季老1941年便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直到他离开人世，以69年的时间也最终没能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大家和思想巨匠。这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最初的国破山河亡，后来的自己人整自己人，尤其是“文革”及前后，“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还有啥功夫研究学问？进而被“批斗”、“打倒”、“关牛棚”竟至在东语系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守门、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再有才气也枉然了。

    穷折腾、折腾穷的同时，也把这位才气与天赋极高的学人，折腾成了古代中外文字、语言与宗教的“研究家”。而原本，我们民族完全可以得到一个世界级的思想大师的。

    因此更想看到真正对季老有深刻研究的人，写出点入理入情入骨的悼念与评价。而不是简单地、一窝蜂地、不管人家赞不赞成地往老人家头上大扣“大师”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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