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之后，还能记得李秋兰的人恐怕不多了。李秋兰是山东文登作家王润滋（1948—2002）小说里的人物(详见附录）。小说首发于1981年第3期《人民文学》，获得该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

     我是先见到作者，后读到小说。见到作者时，我在山东省东营市。

      1985年5月，参加生产实习的我住在华东石油学院招待所里。当时，有两个班参加了这次实习，我们班住在大学里；另一个班住在外面，好像是在一家乡政府里。晚上是可以在学院内自由活动的，外出需要请假。

      有一天，我看到海报上说某日晚上有报告，请的报告人是作家王润滋和左建明。我比较好奇，就按时去阶梯教室听了报告。目测，听报告的大学生，超过一百多人。

      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这篇小说，只是有所耳闻。而且，

      王润滋的报告，谈到了他创作《内当家》和《卖蟹》（写卖螃蟹的小姑娘的，和“过滤嘴”这个人物对照鲜明）的缘起和体会。

      感兴趣的，可以搜索这两篇小说的原文，也可以浏览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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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http://www.whwd.com/wdrw/contents/29/298.html  摘录

       王润滋的小说作品，多是在民族性上开掘，描写具有传统美德的人物形象。改革初期，农民一方面切实体会到了改革开放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无时不面临着旧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念所造成的阻碍，这种阻碍所带来的心灵冲突也就表现得尤为剧烈。王润滋以作家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有了他的代表作小说《内当家》。小说写的是"内当家"李秋兰和丈夫锁成正准备在家中打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就是在解放前欺压他们的地主--刘金贵。他来的目的是寻访现在由李秋兰居住的自己的故居。这不禁引起了"内当家"对过去生活的痛苦回忆。县里一位官僚作风严重的干部为了争取现在已是华侨的刘金贵的投资，不仅强令李秋兰停止打井，而且还弄虚作假，让李秋兰摆出一副富裕农民的样子。心性刚强的李秋兰不卑不亢，将刚刚打出的第一瓢水端给了刘金贵，从容地化解了各种矛盾。王润滋在谈及创作体会时说，他写"内当家"是为了"写民族之魂"。作者在李秋兰身上灌注了深沉的感情和崇高的理想。李秋兰没有忘记当年刘金贵对自己这个使唤丫头的欺侮，没有忘记他的水烟袋在自己额头上留下的伤疤，但是她又能够深明大义，充分理解党在新时期的政策，以美好的心灵化解了旧社会的仇隙，以新的眼光对待刘金贵，顾大局，识大体，以应有的方式接待了他，从而超越了昔日阶级观念的藩篱，在乡情这一层面上找到了共识。王润滋在不动声色中为"内当家"的美好心灵唱出了深情赞歌，完美地达到了塑造民族之魂的目的。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随即轰动了文坛，当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奠定了他在全国文学界的地位。

        王润滋对传统美德深厚的依恋，来自他对传统美德的主要载体--中国农民深挚热爱的情感。王润滋出身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童年丧父，母亲改嫁，他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去世后，他与奶奶相依为命，母亲又将他和奶奶接到家中与继父一同生活。王润滋在自传中曾经深情地写道："母亲的恩德，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他还说到，"假如童年少年不是这样度过，我敢断定，自己不会成为作家。是祖母与母亲给予我作家的情感与良知。祖母是一个旧农民的典型，狭隘、落后，性格也古怪。可她有一颗爱我的善良的心。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她拉着我熬过了20多年。临终前半小时，还不肯让我端出她的便盆。我流着不尽的眼泪埋葬了她。我能忘记她的恩德吗？"这是发自王润滋肺腑的声音，他还说："对于这些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不应该关注他们的命运么？不应该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么？不应该替他们发几句心中的呼声么？即使９９％的农民都富了，还有百分之一在受苦，我们的文学也应该关注他们，我的同情永远都在生活底层的受苦人。" 王润滋所以那样崇拜、爱戴负载着几千年传统文明的老一代农民，是因为他深深感叹于中国农民"经过几千年的长途跋涉才走到今天"十分不易，他们"那么久远，那么贫穷，那么悲怆，却奇迹般地没有堕落，没有潦倒，没有毁灭，而是迈着沉重不屈的脚步，走过昨天，来到今天，还要赶到明天去"。王润滋由衷地钦佩中国农民的这种坚韧和执着，常常拿自己与他们相比，为自己不如他们而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