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校长Marc Tessier-Lavigne被曝有“图片误用”式的论文造假，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媒体曝光后，斯坦福大学校董事会出面成立了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相信不久会得出相对信服的处理结果。由科学共同体自行处理相关事务，是大家的共识。哪怕“贵为”校长（欧美的大学校长并无特权，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大学筹款），也得接受调查。

目前，各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是，科学领域的内部事务由科学共同体自行处理，政治干预科学的现象并不常见。那么，当存在重大利益冲突或影响较大的事件如学术不端时，政治势力要介入吗？从一系列历史事件-苏联李森科事件、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智运动、巴尔的摩事件来看，政治介入往往适得其反，并不能得到公正的结果，反而适得其反。本文以巴尔的摩事件为例，来回顾那段政治干预科学的曲折历史，有助于了解美国的科技体制，及其众多人士对科学自治和学术独立的维护。

巴尔的摩事件简史

巴尔的摩事件，因诺奖得主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挺身而出维护合作者卡莉（Theresa Imanishi-Kari）而得名，又叫Imanishi-Kari事件。这是欧美学术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事件的案情并不复杂，但迁延十年（1986-1996），牵涉到大学、联邦政府、媒体、NIH、CRI等多方机构，经媒体报道而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两本专题图书[1, 2]和数以千计的论文讨论过这一事件。

引起争议的《Cell》论文首页截图

1986年4月，卡莉实验室的论文在《Cell》上发表，题为“转入Mu重链基因的小鼠其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改变”[3],作者中有巴尔的摩。此前巴尔的摩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分享了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他因发现逆转录酶而获奖。卡莉及巴尔的摩从未想到这篇论文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反复被人提起、讨论，甚至被人扣上“欺诈”的帽子。这篇论文也先后经历了撤稿、恢复的命运，目前是一篇正常的论文。它的引用次数有65次， 巴尔的摩2019年的一篇综述中还引用了这篇论文。

1996年6月，卡莉被免除指控前两天与巴尔的摩的合影

《Cell》论文发表后，卡莉松了一口气，来年的基金申请有了工作基础。她的实验室由麻省理工学院搬到同在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暗潮涌动，实验室的博士后欧图尔（Margot O'Toole）一直未能重复其中的血清学实验结果，其能力受到了卡莉的质疑，同时被指责每天在实验室的工作时间太少，两人关系剑拔弩张。欧图尔的工作合同共计一年（1985.6-1986.6），两人闹翻时还有3个月到期，卡莉打发欧图尔到动物房养小鼠。在动物房中，欧图尔发现了别人留下的血清学实验记录，正是卡莉要求她做的实验，但记录中的结果也是负的，“原来别人也做不出来啊”。 

欧图尔找到塔夫茨大学一名教授反映《Cell》论文中实验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在塔夫茨大学，欧图尔、卡莉和另外两位教授，先后就此事讨论了两次，结论是大家只是对论文数据有不同意见，没必要联系《Cell》做修正。欧图尔并不满意这个结果，找到系主任反映问题，系主任告诉她这事儿该找麻省理工学院解决，毕竟《Cell》论文的署名单位是即麻省理工学院。

1980年代的欧图尔

欧图尔到麻省理工学院找到巴尔的摩，后者认为论文没有问题，她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欧图尔继续向上反映，麻省理工学院随后召集当事进行了一场小范围的座谈会，同样认为论文不存在大的问题。欧图尔对此不不满意，一直私下抱怨。欧图尔与同实验室的博士后马普里索普（Charles Maplethorpe）交流，得知NIH有两位研究人员在关注学术造假。

马普里索普与这两位研究人员取得联系，他们随后联系了卡莉和巴尔的摩，希望能够去卡莉实验室查阅实验记录，但被拒绝。NIH这两位研究人员并未善罢甘休，借助媒体公开发声，指出那篇《Cell》论文造假。整个事情引起了众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的注意。代表联邦政府的丁格尔的介入，使得一场学术争议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由此开启了9年的诉讼拉锯战。法律能决断科学（学术）争议吗，现在看来结局不过是两败俱伤：既伤害了学术独立，也滥用了法律。

巴尔的摩事件的内在逻辑

一个案情并不复杂的学术争议事件，之所以拉扯了这么久才结束，主要还是因为当政府介入后争端升级，变成了学术自主权与政治干预之争。无论最终判决如何，学术与政治，科学自治与政府问责，变成了其中的核心议题。巴尔的摩打算凭一己之力，去维护学术自治和科学创新体制不受政治干涉，颇有唐吉坷德大战风车之意。而联邦议员觉得自己在维护纳税人的知情权和利益，毕竟大学科研经费中有很大比例来自纳税人。

也就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才开始加强对生物医学研究的监管。借着巴尔的摩事件，NIH成立了科学诚信办公室（OSI, 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几年之后改组成地位更加独立的研究诚信办公室 (ORI，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专门处理争议较大希望学术不端事件。

在整个事件当中，巴尔的摩未被指控有学术不端或造假，他受到的指责主要是：未能第一时间以科学的方式（做实验验证结果可否重复）解决争议，过分袒护合作者，在数个调查委员会中安插熟人（每次都被纠正）等。

巴尔的摩当年挺身而出的动机，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也许是源于对同事的信任不认为卡莉有造假，也许是想快刀斩乱麻把时间留给科研。但联邦议员和媒体群起而攻之时，巴尔的摩并未退缩，而是勇敢应对；包括事件前期给400位教授写信要求支持，后期充满斗志地与议员论战等等。

吹哨人欧图尔本来是为了维护学术诚信，但没想到事情在联邦介入后已不可控制，雪球越滚越大。这场事件中断了她的学术生涯，委身于波士顿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一直干到退休。

卡莉一直面对造假的嫌疑之声，但1996年6月NIH的上诉小组最终判定并免除了对她的所有指控。1997年塔夫茨大学恢复了她的助理教授职位，后她升任副教授至今。

科学共同体自洁何以可能

提到科学自治和学术独立，不得不提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就没有科学自治。同时，大学的独立性，往往由多个配套机制完成：独立的校董会、教授终身制与教授治校、学术委员会等。这样即使出现学术不端，学术共同体往往能够进行自我修正或自洁。

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威廉·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洪堡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办学原则，认为知识生产和科研功能是现代大学的标志。在漫长的中世纪当中，虽然也有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历史悠久的大学依次建立，但一方面这些大学受神权约束，另一方面主要以传授知识为主旨。

柏林大学成立后，这种转变也影响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风气之先成为美国第一所研究性大学。之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跟进。这些大学的发展重心都转到学术研究和创新上来。

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共同推动。这套仿效欧美的学术体制，具体构成包括学术团体、基金会、学术期刊、图书馆、现代出版社、各种评议会等[4]。

各学科的学术规范和研究范式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建立。大到分科设系的原则，小到论文的撰写体例，在19世纪就有了相应的规范。19世纪中物理、化学是明星学科。进入20世纪，生物医学厚积薄发，从人员招聘到设施配置，往往占据综合性大学的半数资源。

事件的启示

巴尔的摩事件是双赢（多赢）还是双输（多输）？就维护科学自治和学术独立来说，这个案子没有失败。几位主要当事人做事固然有瑕疵，但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媒体报道普罗大众也借此受到了一次学术诚信教育。事件无损美国科研体制的有效性和科技伦理教育的行之有效。

在美国一旦存在学术造假，学术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大家之所以认可学术诚信，这与各个大学学术诚信教育密不可分。各个层次大学或学院，在学生进校伊始，就会开展科研诚信、科研伦理教育；若违规要受哪种处分，大学都会明确告知，“有法必依”。因为学分制的环境下，学生如何合规地拿到学分、修完学业，是需要知道哪些可以为那些不可以为。所以，即使一个美国大专生，其受到诚信教育，也能够有能力分辨各类学术不端及如何规避。

对巴尔的摩来说，通过这一事件建立了自己学术斗士的形象。事件中的巴尔的摩未被指控有学术造假。所以1997年加州理工大学董事会并不在意这一事件，同意聘任他作为校长。有人会质疑，正是巴尔的摩有诺奖这个铁帽子，说以才“研途”顺利，可以在名校间来回“切换”工作。其实在美国，诺奖得主因基金申请书不够好而被得不到基金很常见。

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不端总是以一定的概率在社会中发生，那么抓不到就没事儿？相互比烂只会恶化科研环境，造成大家都没有出路。借此类事件否定科学、否定科学共同体，或者无条件信任都不足取。科学研究的真假判定乃至科学品味的提升，需要综合判断多种科学事实，加上批判性思考（critic thinking），才能够去伪存真发现真知。

就像小说《罗生门》的故事，巴尔的摩事件虽然有非常多的事实细节，但“真相”已不可查，最后的判决也只是基于眼前证据做到相对公正而已。面对这一事件，不同立场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认识和启发，这也是大家对其津津乐道、不断关注的原因。（成文于2022.12.11）

参考文献：

1. Daniel J. Kevles. <The Baltimore Case: A Trial of Politics, Science, and Character>. 1998. WW Norton Press

2. Judy Sarasohn. <Science on Trial: The Whistle Blower, the Accused, and the Nobel Laureate>. 1993. St Martins Press

3. Weaver D, Reis MH., Albanese C., Constantini F., Baltimore D., Imanishi-Kari T. Altered repertoire of endogenous immunoglobulin gene expression in transgenic mice containing a rearranged mu heavy chain gene. Cell 1986, 45, 247–259.

4. 左玉河. 中国科学社与民国学术体制之创建. 社会科学辑刊, 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