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共同关注的区域是“空间”，但是两个学科对于“空间”位置的重要性却有不同的观点与视角，所以将景观生态学结合到保护生物学中还远没有达到完美。本文主要从4个方面考虑景观生态学对保护生物学的作用。（1）为保护而建立的各个保护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存在于更大景观镶嵌体背景之中，它们会影响物种个体在保护区中的移入和移出。（2）保护区周围的景观可能包含有保护区内物种的各种威胁，这些威胁大部分源于人类活动的后果。综合来看，保护区与周围景观的各种关系会形成一个“有效区域（effective area），使得保护区不同于我们在地图上所显示的区域。（3）行政区域或管理活动的尺度可能与种群、干扰或生态学过程的尺度不相一致，给景观生态学的和保护生物学形成了很多的挑战。（4）景观包含了人类及其活动；可持续保护需要考虑人类利用和景观生物多样性之间的权衡。本文通过北美大草原黑尾草原土拨鼠（prairie dogs, Cynomys ludovicianus）的管理案例来演示这4个主题，在北美大草原区域，C.L的保护和人类土地利用之间的张力特别高。生态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认为C.L是这些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并将其作为主要保护目标。但是私有草地者认为其是祸害，它们消费有价值的牧草并导致草地环境的衰退。功能草地的有效保护必须包括C.L，反过来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根据景观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特征。C.L很重勿庸置疑，但是根据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各种保护区本身并不能阻挡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浪潮，所以我们要把视角扩展到包括人类活动和工作的整个景观，识别景观动态的本质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子或驱动力。景观生态学家有必要同心协力的工作，才能克服学科、学术团体、保护实践和管理之间的文化差异。这能做到也必须做到，才能可持续的开展生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