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逻辑与现代语言符号学——中西文化互补研究案例

周剑铭 柳渝

摘要：现代“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揭示了字母“符号”的“声响”在语言表达功能上的内在结构性，但把表意的汉字排除在外。中国传统学术理论中没有语法语言学和逻辑学，公孙龙子在“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中运用的中文古文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的内在结构性，包含有一般表意的语言学和中国传统逻辑实质的语言逻辑学上的深刻思想，通过与索绪尔的符号学核心概念“所指”“能指”的参照性研究，不仅可以补充现代语言符号学应包含的缺失内容和克服一些困难的语言问题，也为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互补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研究方向。

目录

一，洗枉历史

二，“符号”、“概念”的名称与概念的概念

三，“指非指”：“意指”与“所指”

四， “能指”：“白马”与马“形”

五，公孙龙子与现代语言文字符号学

六，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互补的中西文化和学术思想

在不确定性问题（NP）研究中，借助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案例，我们揭示了P vs. NP（“千禧年难题”）中存在的概念混淆和层次混乱的问题，从人们很容易接受对“白马非马”的集合论解释这一点看，集合论本身所包含的高于数学和逻辑学的工具本质性是应当受到理论上的充分重视的，实际上，数学理论中的哲学思想、数理逻辑的基本理论以及集合论自身存在的困难问题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但仅仅单方面沿着“工具理性”的西方学术思想或“大象无形”的中国传统逻辑都不足以胜任这种深层与复杂性交织的困难课题，我们认为，语言逻辑学可以在形式逻辑与中国传统逻辑之间建立实质性的联系。

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由于逻辑学与集合论的关系一直深藏在逻辑学和集合论二者自身的本质困难中，在西方哲学和认识论的基础上的更深发掘也一直几无进展，因此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基础上，发掘公孙龙子中更丰富的语言逻辑学上的内容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前沿。

一，洗枉历史

公孙龙（Kung-sun Lung， Kung-Sun-Lung Tzu，前320年－前250年），中国战国时期赵国人，诸子中名家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公孙龙子》虽不为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所接受，但从未被抹煞，一直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明灭不熄。

《庄子·天下篇》称公孙龙“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荀子·正名篇》称其“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邹衍（《资治通鉴》周纪·周纪三）认为公孙龙是“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现代人虽然可以从集合论的观点接受“白马非马”，但无法接受“白马非马”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大多数人仍认为公孙龙是一个诡辩家。

西方逻辑学的核心形式是重言形式（Tautology永真式），只能说“马是马”、“白马是白马”，形式逻辑的体系无法接受“马不是马”或“白马不是白马”这样的矛盾式，但公孙龙代表论点“白马非马”却不是矛盾命题。另一面，在日常语言中，“白马是马”是自然的，无法接受“白马非马”，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公孙龙的学说是诡辩，一方面不能否定公孙龙对“白马非马”的立论，只能说他“能胜人之口”，但“不能服人之心”，由于日常生活不需要严格的逻辑，人们说公孙龙是诡辩只是说他不应当把人们的日常语言变成名学（“以名乱实”）。普通人无法跟随公孙龙的严格的逻辑思想，但不得不承认他“能胜人之口”，以今天的方式说，就是从逻辑上无可辩驳，所以他的“错”在不应当以日常语言“白马是马”另说（今天才有的）超越普通语言逻辑的“白马非马”，因此是“易人之意”，就是说公孙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钻了人们的思想空子，所以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诡辩”，而不是逻辑性质上的诡辩，因此说公孙龙是“诡辩”，其实是一般人在读公孙龙子时发生了语言逻辑学上的混淆和混乱而不自觉。所以，今天与其说为公孙龙作历史洗枉，倒不如说为不理解他的人或学术思想作历史洗冤。

从现代人的知识水平上看，用集合论的观点分析“白马非马”一点也不困难，“白马”与“马”是母、子集合关系，因此“白马非马”是可以成立的，但仍然无法在常识和逻辑学上接受“白马非马”，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虽然可以被形式化的方式化解，但自然语言的直觉性、经验性却被舍弃，符号化的西方形式逻辑与基于中文自然语言的中国传统逻辑之间难以克服重洋远隔。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方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可以在语言符号学这个更基本的领域中发掘基于语言的内在性逻辑性质，以语言逻辑学这样的研究平台发展符号化的形式逻辑与大象无形的中国传统逻辑学之间的超层次关系研究。

我们一直重视中西互补的学术发展道路，本文就公孙龙子中所隐含的现代西方语言符号学理论中的“意指”、“所指”、“能指”的内在性关系与意义作一个概述性探讨，以揭示与这些案例分析相关的更深刻、更复杂、更广泛的问题。

二，“符号”、“概念”的名称与概念的概念

与“信息”这个概念一样，“符号”这个概念也是很难定义的，但这也正是其本质的基本性的表现。像“比特”这样本质性的符号，从图灵机到人工智能，无处不看到它们的身影却很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定义。

在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 – 1914）、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等现代学者的努力下，现象学背景的语言符号学（linguistic semiotics）成为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重要发展领域，语言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方向在语言学、哲学、文化符号学等领域中一度得到强烈的反响，但与基于符号的逻辑学却很隔膜。

西方语言符号学的主要对象是表音的字母语言，索绪尔就是在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这个特定意义上使用“符号”这个术语的： “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p. 102）。

由于索绪尔所揭示的语言的内在性结构的视角，索绪尔忽视符号在名称和事物之间的连接关系：“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记，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物质的’，那只是在这个意义说的，而且是跟联想的另一个要素，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p. 101）。

这样索绪尔就把语言符号作为表达事物的概念（作为概念指向概念的对象）改变为指向空洞的概念自身，比如horse 这个符号并不表达马这个概念（指向马的本质或实体），而只是“马”这个的概念的名称，作为马这个概念的名称horse（“所指”）与表达这个概念的内在“音响形象”（能指）相对应。而“符号”就被用作一个概念的名称与概念的内容的统一体：“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p. 102）就是说，索绪尔实际上以“符号”的表征性代替了通常用法中作“概念”的语法意义（指向概念的对象）和“概念”的自身（作为概念自身的名称的符号）的双重用法。（特别注意，这一点对“概念”这个书写符号和它的语义的关系也是适用的。）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建立在表音字母符号的基础上，字母符号首先是直接以声音传达的，但索绪尔并不关心符号的物理声音，“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它本身不可能属于语言。它对于语言只是次要的东西，……语言的能指更是这样；它在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p.165）表达内心“音响形象”的“能指”（signifiant, Signifier ）就是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所以他放弃以表音字母的“符号”的听觉印象：“我们是希望称整体为符号，还是听觉印象本身可被称作符号。（这是个我决断不了的问题）。”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86）这样索绪尔就把一个指向空洞概念的“所指”与“能指”相对应而成为具有现象学背景的结构语言学的“符号”理论。“所指”与“能指”就是作为一个概念的名称和这个概念表达的（内在性）内容的相对性而成为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的，这无论在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理论上都是一种深层的发掘。“能指”（signifiant, Signifier ）和所指（sigifiē, Signified）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的范式概念。

在自然情况下，符号作为一个概念的名称与这个符号发音的物理的声音是一致，但索绪尔不取物理的声音，所以符号只在字母形态上成为一个名称，但与一个具体名称和所名之实物之间的指代关系不同，在语言学的一般意义上，名称指向这个名称代表的意义——概念。比如符号horse就是马这个概念的名字，这就是索绪尔的“所指”。

作为概念的名字的声音是与物质声音相对应的，这就是内心的声音，但索绪尔却不把内心的声音与作为概念的名称（符号的声音）相对应，而是把内心的声音看作“音响形象”与符号的字母形态相对应，这种对应才是“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语言符号学上的统一物——“符号”。

索绪尔的“音响形象”其实是一个哲学现象学意义上的概念，现象学专业之外是很难把握的。索绪尔这样就以语言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的两重“形象”（作为名称的字符形象而不是名称的物理声音，与内心的“音响形象”（内心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声音）取代了通常的符号是“概念”的名称（符号形态与物理声音自然一致，符号形态与物理声音共同作为概念的名称指向概念的内容或对象），这样的大挪移办法就把“符号”作为一个语言学的特殊“概念”从作为哲学意义的“概念”的一般用法完全剥离出来。这在语言学上是一大突破，但在语言学自身的基础理论认识论和哲学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三，“指非指”：“意指”与“所指”

人们很难理解索绪尔将符号作为一个空洞概念的名称而使“所指”等同于概念，这与人们的习惯用法很难符合，皮尔士提出的 Iconicity （semblance or likeness，语言学像似性）就是指符号与其指向的对象之间所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这是语言的主要功能。

公孙龙实际上是最早揭示语言文字的符号学意义的人，指向相应对象的语言符号与其对象不同，这样的观点把自然语言的同一性与语言自身区分开来，《指物论》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就是一个充满艰难但意蕴无穷的学术公案。

索绪尔主要以字母符号语言为对象，由于字母语言有词形变化，语法表达能力很强，所以语言、语法和语义都能得到较清晰的刻画。中文是孤立语，同一意义词素的名词与动词没有语法词形上的分别，给语法、语义的表达和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给古文的阅读者、特别是以名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逻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从另一个方面在看，汉语的简洁和内含的象形性却给予了写作者的表达和读者理解上灵活、丰富的思想自由性。对公孙龙子的解读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内一直是很艰难的，但借助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成就，却可以得到非常积极的结果。

中文的名、动词往往具有同一形态，“物莫非指”里的“指”是动词，意思是天下之物莫不有被指谓的，因此这个句子结构是“物-莫非-指”，即天下之物莫不存在表达它的语言结构。所以不能将“物莫非指”解读为物-莫-非指，物不是“非指”。

“而指非指”中前一个“指”就是动词，由“而”（这个）引导与上句的“指”相呼应，下一个“指”是名词，是被“指”所指谓对象——“物”，同样与上句相呼应，但公孙龙没有用“而指非物”，不同于物实体的“物”就是“物”的名称，但这个“指”不是具体物的名称，而是作为“物”这个概念的名称的符号，因而就是索绪尔所说的“所指”。

我们以中、英文交叉这种方式说明 “指非指”，对于公孙龙：“马”（likeness）不是horse的名称，即，“马”字的象形性不作为马的名称使用。对于索绪尔：horse （非物理的内心的声音）不是“马”（概念，“所指”）的名称，也就是“’能指’非‘所指’”。这两种理解内容不同但在解释性上却是一致的。

实际上，作为动词指向性意义的“马”相当于“意指”（signification，意谓、指谓），是指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与其所指涉的现实的关系，但索绪尔的符号学并不在“意指”即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上，而是移用“意指”这种整体方式把“符号”展开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在语言符号学的专门领域中，透过语言符号的外在形态去发现语言的内在的结构，把语言学的研究放在哲学背景和方法的研究平台上。索绪尔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艺术等领域，成为现代“结构主义”的流行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 “能指”：“白马”与马“形”

索绪尔虽然揭示了语言符号作为结构主义的认知结构的系统性构成，但却不具有更广泛的语言文字符号的普遍性，他的符号理论以字母符号外在的字符形象与内心的“音响形象”（内心的符号）两个形象对应僭越了象形文字的形义一致性，如汉字的字形作为概念名称和它表达的意义的一致性。因此索绪尔理论的 “所指”和“能指”之间不具有确定性的关系（第一原理或首要真理：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这明显地不适应于中文，汉字字符的象形性和意向性是汉字的本质，如汉字“马”是具有代表性的象形符号，这个字的演变历史就体现了中文的历史性本质，这是无须另外的论据论证的。

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表现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上，实际上是概念的字母名称与概念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这在字母语言中是基本成立的，这却不适应于汉字，但公孙龙子却以类似于索绪尔这样的视角但完全不同的方法看到了汉字作为名称与所指向的意义之间的不同层次。

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马者，所以命形也”，这里的“形”不是指马的形状，而是名家的“名”、“实”之辨的“实”（实体）。在自然语言中，指向实体的名称就是具体实体的名字，但在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中，指向一般实体的名称就是这个实体的概念的名称，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 就是说，“马”是马这个实体作为概念的名称。如果用索绪尔的方式就是：Horse （这个字母符号作为“指称”）是马这概念的名字，与内心的“音响形象”（内心的符号）对应；按公孙龙的方式：“马”这个字形符号是马的概念的名字，指向这个概念的意义（马的实体），但由于汉字的象形可以直接表示马的实体形态，因此“马”这个字作为实体的名称指向实体与作为概念指向实体同一。这不像索绪尔的“所指”，被排除物理声音后，horse这个字母形态的“符号”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单词）的名称，等待“能指”来填充。索绪尔揭示了语言在心理现象上的结构性关系，这种学术上的符号纯粹与语言的自然性被完全分离，可以更深地理解语言的本质，用“能指”来比较分析汉字如公孙龙的“马”确实使我们对中文的内在层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马”这个字作为马的一般实体的概念是区别于其它非马的东西如牛等。但公孙龙却集中注意于“马”与“白马”的关系，现代人可以用集合论的眼光去理解“白马非马”的合理性，公孙龙无法具有现代人的集合论知识，他具有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本质的层次性思维，在他看来，“白马”是“马”这个实体以颜色表现的形体形象的，马的颜色与“马”这个字的关系是概念的内涵构成，颜色也是马“形”的一种构成，在索绪尔的“能指”意义上，这种构成关系的就是颜色的“内心印象”。

实际上，具体的马的颜色、形状、嘶叫、蹄声等等性状是可以直接呈现给人并成为人的内心印象的，公孙龙虽然没有作心理意义上的分析，但他充份认识到了事物的性质与事物本身之间不可分离的对应关系，“坚白论”说：“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有坚无白的“石”，是举坚、石二而为一；有白无坚，是举白、白、坚二而为一），但说二 （白、石与坚石）可以而三（坚、白与石）不可，这就是因为作为内心的白色形象与坚硬的内心形象是结构性分离的，其实这是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精髓，这二者只能构成“石”这个概念的内涵意义，在语言符号学的意义上，白石与坚石只能对应于“石”这个符号作为一个空洞概念的名称而去填充这个概念，这也正是公孙龙坚持“离坚白”的几乎相同的理由：“视不得其所坚”（视觉得不到坚硬的内心形象）；“拊不得其所白”（触觉得不到白色的内心形象）。

马的性状是由人的感觉、感知和对它们的言语过程的表达综合而成为对“马”这个实体的认知，由于汉字借助于象形而可以直接指向实体存在，在自然语言和语言学上都是正确的。虽然公孙龙不可能具有现代知识，但他却具有索绪尔现在才看到语言符号的深层内在性结构。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观点上看，“白马”作为马的一个内心形象，与汉字的象形性是一致的，“白”马与马“形”都是作为对“马”这个概念（所指）对应的“能指”意义上的认知构成要素， 因此这种现象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释就很容易理解。而索绪尔大费周章的“声响形象”（“能指”）远不是轻易能把握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不是字母符号如 white、horse所能具有，这也是索绪尔和现代语言符号学所无法论及的。

五，公孙龙子与现代语言文字符号学

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语法规则的认识到语言本身的研究，导致语言符号学的产生，索绪尔说：“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P．166)索绪尔说：“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P．323)，基于表音体系的西方语言学无法直接从字母书写形态的符号上深入，而从言语、声音的方向上发掘，是西方学术思想重视形式化的道路自然表现。

索绪尔集中于字母符号与声音的唯一性对应关系：“我们可赞美原初的希腊字母：单一的、词形不变的书写符号与每个惟一的声音（同一个声音）相对应，这是它的准则。反过来，也没有惟一的符号相当于两个连续的声音。这條准则涵盖了所有严格意义上的表音文字。”（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48）但正是这种音、形唯一关系与语言的表达功能（“意指”）没有关系，基于声音的语言符号如何指向意义的确是一个困难问题， 索绪尔不得不求助于语方学之外的哲学、文化、心理学等知识：“语言符号依据结合、联想而定，此联想由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连接起来的心智所引致，但这两种事物都具精神性，且都居于主体内：听觉印象与概念相联接。听觉印象（不是物质的声响），而是声向的精神印记。”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84）索绪尔强调“能指”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是“听觉印象（不是物质声响），而是声响的精神标记。”（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85）。

这与中文的情况完全不同。汉字可以直接表达事物的性状，汉字是“孤立语”，可以用专指的方式表达一种事物与它的属性，如具有颜色的马：骊（深黑色的马）、骢（青白马）、骠（黄毛白点马）、骓（青白杂色马）、骐（青黑格子纹马）、骝（黑鬣黑尾红马）、騧（黑咀黄马）、骝（黑鬣黑尾红马）、骃（浅黑带白杂毛马）、駹（暗色面额白马或青马）等。

中文用法现更多地由合成词替代，公孙龙的“离坚白”，实质也就是坚持属性与事物统一的汉语表达本质性。但事物的性质与事物本身不同，所以公孙龙强调颜色所表达的具体的马不同于马的本质（概念、所指），所以公孙龙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所以黄马、黑马具有马的共同本质，（这个共同本质）就是“马”的实体概念，但黄马、黑马不能对应“白马”这个概念，故“白马”与“马”层次不同，现在可以分析很清楚了。）

理解中文所具有的“语言符号学”结构没有问题，但忽视汉字字符的象形和意向性地位和价值就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作为表音的字母与表意的象形文字符号应当同时纳入语言文字符号学。

索绪尔承认汉字的表意系统与表音字母系统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在他看来是以词与声音的关系为依据的：“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就是汉字。”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p. 50）汉字“它与对词作形象表示无关，即使它是可用形象表示的：……”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47）索绪尔几乎忽视了汉字符号的象形和意象性特征。

现代语言符号学信仰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第一原理或首要真理：语言符号是任意的）无法面对自然语言给人类带来的确定性信心。在西方学术体系传统中，作为语法的语言学与逻辑学是相似的，但现代语言符号学与这两者都不同，不关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现实的存在被“悬搁”在现象学的学门之外，并以结构主义替代了现象学方法，所以，一方面，现代语言符号学具有很强的哲学、认识论背景，同时又远离逻辑学，这就造成了现代语言符号学理论上很多的内外冲突。

中文是以表意符号作为主要特征的，汉语虽然“十里不同音”，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承体发挥了超越历史和地理限制的作用，这也是中文经长时期历史演变而能保持其文化性的根本原因，中文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象形与内含的意象性表达，正是在这个本质上，汉字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是同根同质的，与儒家文化与现实精神也是一致的。

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同一词素（词根）的动、名词相同，西语（屈折语、粘着语）由于具有词形变化的功能，动、名词是较容易区分的，但作为“孤立语”的汉语没有词形变化，其词素（词根）与字、词的构成关系很复杂，如名词、动词共形成为了中文特别是古文的一种特殊风格，这也是如何理解、阐释和翻译中文典籍时一个较关键性的问题，在现代语言符号学的视野下进行这个方面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发掘中文语言内在的丰富资源，也可以把非形式化的演绎推理与汉字的象形形态和意象性本质注入现代语言文字符号学理论，使纯粹的理性思维、结构主义的方法与自然语言的现实性在学术思想和理论上相容。对公孙龙子的研究具有远不限于NP理论、中国传统逻辑和语言文字符号学更广泛和基本的示范性意义。

六，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互补的中西文化和学术思想

从公孙龙子和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的有关部份的相互借助阐释，我们得到很多前所未了解的东西，通过索绪尔和现代语言学，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发掘、了解和阐释我们的文化传承和汉字中更丰富的内涵和秘密。

索绪尔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p.102） 这对表音的字母语言是对的，但作为语言的基本功能却要求符号指向它的确定性对象，因此索绪尔不得不从字母的本身的物理声音所投射的内心印象上找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确定性。这样就陷入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缠绕难以自拔的漩涡： “符号任意性的基本原则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语言中把根本任意性，即不能论证的，同相对任意的区别开来。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别的符号中却有一种现象可以使我们看到任意性虽不能取消，却有程度的差别：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p.181）“一切都是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p.184）

实际上，作为语言的可论证性是语言学的形式化方面，作为语言的不可论证性是作为语言的历史性、现实性方面，这不过是西方学术理论中一直缠绕不休的形式与内容、语义与语法等等论争的现代版，而且今天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相对而更为深刻和普遍化。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是现代最重要的学术理论思潮，实际上深层和蕴含性地在各种基本理论中起着影响，特别是在与认识论与科学自身的价值关系上表现为难以清理的冲突性，语言作为人的基本能力和知识的基本工具，在这个问题上自相缠绕，难以自清。现代语言符号学把焦点集中在“符号”这个特殊形式上，发掘出了一些交织性的结构节点，开辟了新的认识论视野和语言学论域。但基于表音方法的字母语言体系和形式化的研究方法没有克服形式与内容的基本矛盾，无法容纳表形表意的中文体系，一方面在现代语言符号学中留下了难以克服的原理性困难，另一方面无法揭示语言与现实之间的简单一致性关系，在新的地平线上带来了更多和更困难的问题。

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西方文化、西方学术思想是异质的，但不是反对的、相互否定的，而是互补的，理解这点并不困难，但这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也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不是以形式化的道路发展的，西方的形式化的思想、方法和工具只在较具体的可对象化的问题上可以得到成功的应用，但在整体性、体系性、全局性、本质性问题上扞格难通，这已为曲折多灾的中国近代史所证明。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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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孙龙子译注，庞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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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姚小平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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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 三联书店 1988

【8】萨丕尔 语言论，陈卓元译 商务印书馆，1987 

【9】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 

【10】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