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份，笔者有幸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双流县等地开展调研，学习当地城乡统筹和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成都市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2003年以来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逆转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正在形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2010）将成都的改革概括为：增加现存征地制度的弹性，探索在非征地模式下配置土地，以确权为基础，为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全面改革征地制度准备条件。但是，这只是成都经验的“冰山一角”。除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外，成都市在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农村治理等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实践。这些在当地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做法，究其根本，就是“还权于民”，把本属于农民的经济自主权交还给农民，让他们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成都市通过宣传发动、实测摸底、确权颁证等措施，向村组颁发集体土地所有证，向农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创新耕地保护机制，建立耕地保护基金，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耕地保护合同。进而，确保证、地、账、合同、图、耕保基金六方面一致。在此基础上推动农村产权流转。

        在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成都重点抓了文体、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农业生产服务、社会管理七个方面。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村级专项资金的使用由村（居）民（代表）大会或议事会决定，不能用于生产经营、还债，不能变相进行分配。

        在农村治理方面，成都市提出了“三分离、两完善、一加强”（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的原则，构建了“党组织领导下，村民（代表）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其它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这样，农民通过议事会，能参与和影响村级决策。

        还权于民的影响无疑是积极而深远的，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最好的例证。用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学说来诠释，制度创新扩大了农民的“可行能力”空间，农户获得了更大的“实质自由”，必然能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我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个体农民拥有较为完整的经济权之后，中国农村会怎么走？兴许，农民组织化是最终归宿。但是，组织化这条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被证明是成功的道路，在我国政治体制约束下，到底能走多远，实在难以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