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州立北岭大学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简称CSUN)坐落在洛杉矶市区西北约30英里的圣·福兰多山谷中，这是一所拥有三万多名全日制学生、以教学见长的多科性大学。刚过不惑之年的华裔女教授苏智欣博士，就在这所大学的教育学院任教，并兼任中国所（China Institute）所长，负责该校与中国教育、文化界的交流和合作。在高校林立的加州，北岭大学的名气并不算很大，但在以苏教授为代表的两代华裔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它却成为与我国交往最早、最为活跃的美国大学之一，先后与我国的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西安外语大学等30多所高校结成姊妹学校，长期负责执行世界银行贷款培训中国教育管理人员及师范教育培训项目计划，并大量接受中国大陆访问学者。笔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有幸结识了苏教授，并对其进行了采访。

“我是80年代中期从大陆自费公派来美国留学的，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美国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当时一心想学成后回国服务，帮助祖国开展一些教育方面的研究项目和改革。1989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由于家庭和专业等方面的原因，我留在了美国这边做学问。但是，为自己的故土做贡献的初衷和抱负并没有改变。十多年来，为了兑现这一诺言并实现这一愿望，我利用自身的优势，着重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中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工作，二是中美比较教育方面的研究工作。”苏智欣，1978年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英国语言和文学专业，同年获中国政府海外学习奖学金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1981年至1984年就职于原国家教委外事司，负责国际交流及选派留学生工作；1984年后赴美国留学，毕业后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简称UCLA）、加州州立北岭大学任教。由于有了这样一段经历和背景，苏教授认为自己从事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从1990年至今，我在美国大学已经做了九年教授。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多，但在大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做到终身教授位置的却不多。美国学术界基本上是白人和男人的世界，外国人要打入并站稳脚跟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女人，在美国既是少数民族，又是女人，被称为'double-minority'（双重少数民族），受到的歧视是双重的，困难也是双重的，因此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谈到初闯美国创业的艰辛，苏智欣有着许多的感慨。

“从大陆来的学者，大都有一种使命感，这使得我们全力以赴在美国奋斗,为自己的民族争光、争气。十多年来，我在国际权威教育刊物以及重要学术会议上，总共发表了近百篇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成为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比较和国际教育学会、师范教育全国协会等学术组织的会员；多次在重大国际教育组织及教育学术会议上主持研讨或担任评审；1994年，还入选‘对美国社会作出贡献的亚裔美国名人录'。我在美国提副教授、正教授、获终身职都属破格，每次晋升都提前了四五年，等于跳了四五级；现在也是教育学院里唯一的一位华裔教授。可以说，这种情况在土生土长的美国教授里也是非常少见的。因此，美国同事对我们这些中国学者也十分钦佩和赞扬。”苏教授认为，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让美国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使他们知道中国人可以比美国人干得更好，同时也是自己在美国开展两国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必须奠定的基础。

说到这，细心的苏博士注意到了我眉宇间凝成的问号，便解释道：“如果你在美国大学没有拿到终身教授职位，没有在学术界站稳脚跟，工作也不稳定，又怎么可能为促进中美两国的交流做出贡献呢？其实，美国人是非常‘snobbish（势利眼）’的，你的业务能力如果不被美国同行认可，学术水平也不被本领域国际学术界所承认，你站出来牵头做交流工作就不会有分量，别人也就不会听你的话。”

在苏智欣看来，大多数美国人都非常狭隘，这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和国家，他们并不认为国际交流对他们有多重要；按照他们的观点，大学雇你首先是要求你为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的大学做贡献，决不会单纯为了国际交流而出资让你做某个研究项目。“但是，”苏教授话锋一转，进一步展开了刚才阐述的观点：“一旦你有了这个背景和学术地位，你就可以在这个宽厚的舞台上比较顺当地从事中美比较教育的研究，为发展两国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可以说，这些年来，我做中国所所长取得了一些成就，除了广大华裔教授的鼎立相助和共同努力外，还得益于北岭大学校长及各个院系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个人认为，得到他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我的专业成就非常欣赏，对我的业务能力也非常佩服。在这里，自身的实力是最为重要的。"

苏教授的学术专长是“美国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是在此之外发展起来的研究项目，而中美比较教育研究又是她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她看来，只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比较直接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她做的第一个比较教育研究项目是“中美科学教育比较研究”，这是以世界银行贷款的一个培训项目为基础设计并发展起来的，研究成果的两篇主要论文分别在国际一流教育刊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Education）和《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上发表，受到两国教育界学者以及中国有关部门的关注。中美教育交流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是她做的另一个比较教育研究项目。她关于美国现代教育哲学家杜威博士对中国现代教育以及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胡适、陈鹤琴等的影响的系列研究论文，被美国杜威研究学会认为是“杜威理论研究史上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令人兴奋和前所未有的”。最近几年,她与南京师范大学合作，全力开展“中美师范教育比较研究”，收集了国内二十多所师范院校的资料和数据，多次赴西藏、武汉、昆明、南京等地师范院校调研，已出版两本论文集，美国比较教育学会和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曾多次报道这一项目的研究成果。苏教授自豪地告诉我：“这项工作结束后，我将向中国教育部呈交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希望能对祖国的师范教育改革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自1983年中国所成立以来，许多老一辈华裔教授为促进中美两国教育、文化界的交流与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北岭大学成为中美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历任中国驻美大使以及驻洛杉矶总领事，都把这里作为发表施政演讲的重要场所；中国所定期举办“中国电影周”等文化活动，宣传、介绍中华古国的灿烂文明、改革开放的建设成就；1984年的奥运会，这里成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欢聚的“根据地”。但是，“198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两国的很多交流都中断了。那些年，北岭大学一直没有再和中国开展任何实质性的交往。”说到这，苏教授的语气显得格外的沉重：“1995年，我刚接任中国所所长时，整个北岭大学居然一个中国访问学者都没有。”

我是1998年5月到这所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曾多次作客苏教授家。也许是同根、同姓的缘故，我对这位大姐似的学者有着更多的好感。今年5月我期满归国时，北岭大学已经拥有大约80多名中国访问学者和近百名中国留学生，不仅恢复了与中国的交往和合作，再现了往日的辉煌，而且使这种交流与合作更为深入、宽广并具有实际意义。谈到这些成就，访问学者和华裔教授们在我面前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苏所长的努力。据我所知，近几年来，由苏教授策划、设计并主持，北岭大学开展了“中美教育管理人员的培训”课题研究的实践，已经为广东地区培训了一批中小学校长，并发展到培训上海、南京等地的中小学校长；她还为广州市政府设计了“广州市跨世纪人才培训项目”，先后两批培训了20余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企业等领域的后备干部。

访谈临近结束，当我公式化地请苏教授总结一下她做中国所所长成功的经验和体会时，她又一次强调了有关“实力”的观点：“我觉得，要真正做好中美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工作，首先必须得到所在大学校长的支持。1995年底，北岭大学新任女校长威尔森博士（Dr.Wilson）任命我为中国所所长时，当时我还在UCLA工作。威尔森校长破格晋升我为正教授，把我从UCLA‘挖’了过来。为了使她对中国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1996年年底，我专程陪同她访问了中国。这是中国所自1989年后打开新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次访问非常成功，收获也很大，北岭大学又与一批中国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与以前有协议的学校重新确定了新的合作项目，威尔森校长还特别给中国所拨出一笔经费，专门用于开展对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我想，是我的学术实力和人格力量打动了她，通过我们这样一批自强不息的华裔学者，使得她更加明白了与中国交往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人们常说，自强才能自尊。是的，在美国这块充满竞争的土地上，实力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