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广仁，苏  青，吴晓丽，朱  宇，代  丽

本文将在《科技导报》2008年第15期发表

0 引言
　　2008年7月9日，《科技导报》首期学术沙龙“汶川震区生态影响评价及灾后生态重建与修复”在北京召开。本期沙龙由国际著名生态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科技导报》编委李百炼主持，美国的密西根大学、弗罗里达国际大学，中国的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等3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位多位科研人员出席沙龙讨论，另有近20位在读研究生列席。与会代表就灾区生态系统监测与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估，震后恢复重建中的重大生态学问题及近期与中长期的研究重点，生态学家在重建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家园中应发挥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本文结合本次沙龙讨论的内容，就汶川地震灾区生态的特点、地震对灾区生态的影响、生态评价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灾后重建及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灾区生态修复的具体举措等进行综合评述，力图为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及生态修复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和建议。

1  汶川地震灾区生态环境的特点
　　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28，四川省汶川县（北纬31.0°，东经103.4°）发生里氏8级地震[1-3]。截止2008年7月14日12时，汶川地震主震区已累计监测到余震17 628次[4]。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湖北、河南、湖南等省（直辖市）69 197人遇难，18 341人失踪[5]，四川、甘肃、陕西3省受灾严重地区的民房、学校、医院等建筑及交通、电力、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工矿企业、农林作物等蒙受巨大损失，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6-9]。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于2008年7月13日发布“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估报告”，确定汶川地震极重灾区10个县（市），重灾区41个县（市、区），一般灾区186个县（市、区）[10]。这表明此次地震灾害十分惨烈，其救灾、重建工作的困难度和复杂度非常大。
　　四川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王益谦教授在“汶川地震灾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汶川地震灾区位于中国东南与西北季风交汇区，垂直地带变化明显，气候类型多样，为生物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创造了良好条件，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态景观等生态功能的地位十分突出。王教授认为，该地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及中国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其生态功能及地位非常重要，并在以下2个方面得以体现。
　　1）汶川地震重灾区生物多样性特征十分突出。从物种多样性来看，该区是动植物的避难所和南北生物的过渡区，保存了大量的古老种和特有种, 是整个东洋界植物区系最为丰富的区域。从生态系统多样性来说，灾区复杂多样的气候、地形、地貌及高差，形成了陆生生态系统、盆周山地生态系统、高山生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等丰富的生态系统多样性。从景观多样性来说，该区植被类型繁多，景观资源丰富多样，具有以地带性森林景观、森林季相景观、湿地景观、特有物种森林景观、稀濒兽类种群景观、稀濒鸟类种群景观为主体的珍稀特有物种生境景观、原始森林与湖泊或雪山冰川等复合景观等，分布有1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3个中国自然遗产保护区、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6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等，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2）汶川地震灾区生态服务功能十分重要。该区域是岷江、嘉陵江、沱江、白龙江、涪江、青衣江等水系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水源补给区、水土保持区及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结点，其水电资源梯级电站的开发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植被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大小直接影响到水电产业经济的发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提高植被的防护功能是促进水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鲍曙明博士在“汶川地震的人口与经济影响评估”的报告中指出，受灾情况及灾后评估需要确切、可靠、详实的统计数据，但汶川地震灾区的地形地貌、天气情况很复杂，遥感影像数据很难确切估计地面的受损状况，航拍效果也不理想，只能对局部地区进行粗略评估。汶川地震发生后，鲍曙明博士研究小组根据所开发的中国人口与经济数据系统，运用GIS技术，根据地震中心距离的空间分析、行政单元的空间统计分析、震感地带圈的空间分析，对该地区的人口分布、民族分布、教育状况、产业结构、经济水平等状况做出了初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此次地震影响范围大，地震灾区人口密集度高，医疗力量薄弱，经济规模较小，生产恢复能力较差。他们的评估结果对及时、确切认识并评估地震灾害所造成的影响提供了帮助。

2  汶川地震对灾区生态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研究员在“汶川地震的生态效应评估”的报告中指出，汶川地震灾区属于中国中西部横断山区的峡谷地带，悬崖峭壁林立，地质结构复杂，景观环境特异，水土流失、植被退化问题严重，人类活动干扰大，生态环境相当脆弱，是一类典型的生态过渡带，其地质灾害具有范围广、程度深、危害大、持续长等显著特点，并可诱发或直接导致各类环境问题。汶川地震造成了地形地貌变化、生态系统损失、耕地水土流失、动物栖息地破坏等严重后果，导致山川移位、山体裸露、河道堵塞、物种损失、植被破坏、生境隔离、环境恶化等，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研究所胡振琪教授在“关于汶川灾区生态重建的若干思考”的报告中指出，汶川地震的主震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属于龙门山断裂带，其地质构造活动较为活跃，地形高差较大，松散的固体物质较多，是山崩、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多发区。此次地震导致地形变化、山体不稳、土壤流失、植被破坏、水资源系统紊乱、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农业基础设施破坏、道路毁坏，严重影响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建设，而且次生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更大、持续时间可能会很长，这已成为灾后重建的主要制约因素。同时，汶川地震断裂带是四川的富矿区，聚集着数百家矿产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汶川地震致使大批工矿企业遭受破坏，给工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带来极大隐患。
　　王益谦教授指出，汶川地震灾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地震及其次生灾害使当地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① 地质灾害破坏。截至2008年6月底，已排查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9 346处，隐患点威胁人数共计621 789人；② 生态系统受损。森林、草地、农田、河流等生态系统严重受损，主要生态环境功能、水土保持功能受到巨大破坏；动物栖息地破碎隔离、珍稀动植物死伤严重、原生植被遭到损毁，野生动植物生境受到严重破坏，水源涵养功能下降；③ 工业生产重创。地震重灾区是四川省乃至全国化工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其中国控、省控重点化工企业就有45家。汶川地震使化工企业受到重创，直接威胁当地的经济发展及环境安全；④ 水资源服务功能受损。西南地区水能蕴藏丰富，水电开发曾使生态环境、经济移民、河流形态等付出巨大代价。地震使这些电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加剧了当地生态修复及经济复苏的难度。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靳强副教授指出，地震的强破坏性颠覆了整个地区的建筑，灾区城镇污水、垃圾填埋场、废物处理场等严重受损，给当地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众多化工厂、采矿厂、危险品仓库等厂矿企业生产资料泄露，形成了巨大污染源，连日暴雨冲刷加速了渗流，加剧了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此外，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非常难治理，其污染具有潜在性、复杂性、持久性、长期性。

3  生态评价的地位及任务
　　《科技导报》副主编苏青研究员指出，生态系统是地球巨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由岩石层、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人类圈等5个圈层构成。而灾后综合评估主要涉及地震灾害影响、地质地貌变化、次生灾害威胁、资源环境变化、人员财产损失、经济发展影响、灾后重建条件等。生态评价是灾区受损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也是灾后重建的主要依据，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只有充分了解灾区地质、生态状况，掌握灾后生态的变化趋势，才能针对实际问题提出并完善重建规划，促进重建工作顺利、科学地进行。苏青强调，汶川地震灾区分布着30余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它们具有国家乃至世界性、历史性的重要价值，对其地质状况、生态系统、资源存量、环境容量等进行科学、全面、准确的评价及修复尤为重要；因此，生态评价必须早期介入，全面深入地展开。
　　王益谦指出，汶川地震使灾区生态环境质量受到一定影响：① 灾区农田大多处于河谷区域或山体中下部的坡地，强烈地震及其诱发的滑坡、山崩、泥石流等灾害，造成耕地大量损失，表层土壤质量降低，并加剧了土壤侵蚀的潜在风险；② 地震造成工矿企业污染物外泄、垃圾处理系统瘫痪等，对灾区生态环境造成一定污染；③ 大量岩石、土壤、泥沙、植物残体、部分腐烂动物尸体、生活垃圾和污水进入水体，威胁灾区生态安全；④ 灾后防疫过程中曾大量使用消毒剂、灭菌剂、杀虫剂，这些化学试剂通过雨水淋洗进入土壤，对灾区水环境、土壤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影响。王益谦教授认为，在一段时期内，基于上述原因，灾区生态环境将存在恶化的趋势。
　　王如松认为，地震灾害实质上是一场生态灾难，强烈地震使人类常规系统不能适应栖息和劳作环境的偶然、急剧变动。汶川地震还引发了许多比原生灾害更严重的次生灾害，对区域生态安全带来巨大威胁。重大地震灾害的生态影响的内涵包括人类生态、污染生态、疫病生态、城乡生态、农民生态、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系统生态等。灾后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特征和格局，地质状况及次生灾害发生情况，对森林、草地、河流、湿地的影响，耕地损失及水土流失问题，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的损害等。灾后重建首先即涉及区域生态的评价及修复等问题，因此，应重视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工程受损情况等的评估，并加强对生态评价、修复、重建及保护的工程技术、保障措施、实施途径等的研究。
　　胡振琪指出，汶川地震使灾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山地植被、森林损毁使生态屏障受损，山崩、塌方、泥石流、堰塞湖等直接威胁灾区的群众生活、生产安全，并将直接影响灾后重建工作的进程及质量。因此，生态环境的评价及修复是灾区生产自救、家园重建的可靠先导、基本保障和物质基础。他认为，灾区生态重建需重视的主要问题有：① 重视生态调查及评价。应加强生态环境的特点及损害、地质环境的状况及变化、土地资源的存量及损失、森林植被的状况及损失、矿区环境的状况及损害等的调查与评估，强化信息交流与共享，摸清灾区生态状况，掌握不同类型生态损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划分自然恢复区、人工恢复区，确定优先治理的区域及问题；② 加强地质灾害的及时监控。摸清灾区生态环境状况、建立危险边坡滑动远程监控系统是生态重建的基础。应重视生态环境信息系统的开发，利用滑坡摄动力远程监测系统等技术，强化地质灾害的监控，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减轻自然灾害的破坏及损失；③ 加强地质灾害的科学处置。耕地、林地生态系统及矿区环境的修复是灾区生态重建的重要任务。应加强塌陷地及地质裂缝的治理，重视已废弃矿山、化工厂、尾矿库、矸石山、露天矿场等的灾害防治与生态修复，强化污染场地的污染控制与修复。
　　靳强指出，水质污染修复是生态快速、科学重建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灾区用水安全的重要保障措施。灾后重建中，土壤和地下水的质量评价、污染修复一定要先于建筑物的重建。应调查地震灾区厂矿企业所泄漏污染物的种类、特点、数量，针对其所处地质、土壤、水源的性质及特点，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污染治理及修复。同时还应加强灾区地质灾害隐患、动植物栖息环境、流域环境状况、乡镇重建地的环境特点及资源容量等的调查、评估，切实落实灾区生态修复及重建措施。

4  灾后重建及生态修复的原则及建议
　　苏青指出，汶川地震灾区地理条件非常恶劣，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重建中可利用的环境资源非常有限。而根据生态学原理，利用生态修复与重建，通过一定的生物、生态、工程等技术，人为地切断生态系统退化的主导因子和过程，调整和优化系统内部及其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过程及其时空秩序，可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潜力尽可能地修复至原有水平。因此，生态修复与重建是灾区重建的最佳途径。应加强生态评价工作，深入了解地质、工程条件，更好结合地理、环境状况来保护原生态、修复受损生态、重塑或重造人工生态，根据短期要求与长远目标区别对待、逐步实施的措施来指导规划及建设工作，从生态学角度为灾后重建提供科学建议和技术支持。
　　王益谦认为，汶川地震加剧了灾区人地矛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特别是，地震及其次生灾害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而龙门山断裂带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远高于东部。因此，灾后重建中应遵循以下原则：①灾区东部水资源条件较好, 应尊重自然规律并加以人工恢复措施，促进生态环境较快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灾区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较弱，生态环境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退化，应采取移民等措施减轻对资源及环境的压力，并加强生态的人工修复；② 灾区受损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岷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复更为缓慢。应加强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效遏止生态环境退化的趋势。在一些关键区域有必要通过人工干预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快速恢复，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确保灾区人民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健康；③ 对于生态环境脆弱和敏感、生态地位重要、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和自然条件恶劣等不宜人居的地段，要根据土地供给条件、水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创业致富潜力、产业支撑条件、城镇发展及移民安置条件、宗教及文化特色等实际情况，通过劳务输出、投亲靠友、社区迁移、就地或就近安置等措施，进行适度的生态移民。
　　胡振琪指出，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要实现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土地资源的利用是至关重要的。汶川地震灾区本身处于山区丘陵地带，人均耕地面积少，土地资源异常宝贵。灾区重建中应关注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① 摸清家底，规划先行。应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灾后重建搭建一个基础平台。除在有条件的地方编制各行政区内的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专项规划外，可在急需土地治理的区域紧急编制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专项规划，确定开发整理复垦的目标和任务以及优先整治的区域，对重点治理区域（项目）编制初步设计方案并尽快实施，以治理、复垦出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所急需的土地资源；② 进行高效、高质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技术的示范工程建设和推广应用。通过采用土壤重构、地貌重塑、地力恢复和设施配套等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技术，实现稳定的地貌，获得较高生产力的土地，开发利用尽可能多的土地资源，并通过示范工程建设，推广应用新技术，为生产自救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③ 探讨、试验、示范地震灾后适宜于大田作物与蔬菜生产的土地复垦技术。诊断地震灾后耕地损毁的特征及其对大田作物、蔬菜生产的影响，探讨土壤重构与地貌重塑技术和高效施工工艺，开发适宜大田作物、蔬菜生产的土地复垦配套农业基础设施技术，促进农田、林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及服务功能的发挥。
　　靳强指出，水质的优劣与生态系统的好坏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和互为前提的关系。水质优良是良好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一，生态系统良好是实现长期、稳定优良水质的重要保障。但两者的地位并不完全对等，水质污染后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手段可较快地得到修复，而生态系统破坏后却需很长时期才能修复。目前汶川地震灾区地表水经检测似乎没有问题，但从专业角度看，地下水监测才是目前灾区水质污染监控的重点。为此，靳强认为：① 应加强土壤、地下水尤其是生活用水水源的水质检测，并需增加检测项目和检测频度；② 应采取易工程化的固定化技术，及早确定污染源并尽可能将污染限制于原发地，防止污染物进一步扩散；③ 应采取有效的原位化学和生物氧化技术、植物修复技术，从土壤中去除目标污染物；④ 应对已造成污染的地下水，直接进行原位甚至异位处理；对仍未达到饮用水标准的水源，启动适宜的水质安全保障技术。
　　苏青指出：① 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工作中应强化环境保护工作，重视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加强河流河道、地下水水质、空气质量、次生环境灾害的监测预警工作，提高突发环境事故的应急能力；② 卫生防疫、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应统一指挥、统筹规划、主次分明、科学治理，对环境危害大、影响范围广的环境污染问题要优先治理；③ 灾区重建应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应加强地震自然灾害的风险区划研究，对地震断裂带的建筑物作出建设规划，或禁止、或限制、或提出强制抗震要求；④ 应维护生态安全，使生态环境指标成为灾区生产力布局的基础条件，将环境评价作为灾区规划、重建的基本依据；⑤ 应重视化工、石化等高危行业环境风险，避免产业整体布局不当所可能造成的污染危害；⑥ 重视灾区生态的自身修复功能，避免二次破坏及急功近利行为。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文华教授等在“关于四川灾后重建城镇绿地规划和实施的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地震灾区出现了土层颠覆、混乱等现象，应科学处理震后废墟垃圾：① 对建筑废弃物要本着回收、利用的原则进行清理，为森林植被、绿化植物提供有一定营养和足够深度的土壤，保证植物正常生长；② 对无法及时清理的废弃物，应通过规划进行填埋，并做好填埋记录。填埋深度应在土层50 cm以下，在填埋土层上可种植根际较浅的灌木等植被；③ 适当使用适合植物生长的客土进行土壤置换，根据不同地段土壤的厚度、结构、质地、养分、pH等性状来确定适地、适树，并设计不同的品种栽植，以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园林绿化。
　　鲍曙明建议：① 加强自然灾害的预测评估分析，建立基于现代科技的灾害信息评估分析体系与共享平台，促进合作研究，完善大众参与机制，提高防灾减灾、预测预报的决策水平，尽可能减低灾害损失；② 加强灾后的动态跟踪，强化灾后损失精确评估分析，鼓励大众参与灾后重建规划，提高灾后重建的科学水平；③ 加强灾区生态和环境的自然恢复，避免灾区重建造成“二次破坏”或实施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琨指出，生态修复是指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适当的人工措施辅助下，恢复生态系统原有的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和开发利用的经济功能。生态修复并不是将生态系统完全恢复到原初状态，而是通过修复使生态系统的功能不断得到改善。生态修复应以整个生态系统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它是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整体上的恢复与改善,要求人类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相应进行变革,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协调环境人口容量、更好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王如松指出，大地震考验了人与自然自生、共生、竞生、再生的能力，并提供了积累调查、试验、监测数据的宝贵机会和经验，为地震预测、灾害救援、灾后重建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机遇和资料。重建规划应从民居、乡村、城镇、流域、区域等不同尺度考虑，结合自然规律、生态原理、生产生活实践经验，通过重建实现宜居、宜业、宜行，并使重建后的设施经得住各种自然灾害和风险。这就给政府部门及生态学家、建筑学家、工程学家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新的要求。生态修复不仅包括自然生态修复，还包括城镇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修复。生态重建并不是要恢复到生态原状，而是一个促进生态适应、进化的过程。生态评价及修复重建须贯穿在规划、建设、管理的整个过程，防灾减灾是科研人员、规划者、决策者、管理者必须考虑的因素，须加强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部门和系统、当前和长远等利益及关系的协调，通过政府、企业、民众、研究机构、媒体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李百炼指出，汶川地震及其次生灾害给震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其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掺杂有人为因素。中国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过去的发展中过于看重经济，有急功近利的一面，因此，重建过程中要注意不能因一些近期的利益和单纯的经济利益而牺牲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灾后重建的紧迫问题和重要目标就是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资源的协调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结合。灾区重建工作现正紧锣密鼓地展开，短时间、小范围内确定的重建规划，能否真正把生态环境、群众利益、当地现实和周边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科学、长远，这在目前恐怕还是一个疑问。灾后恢复重建应考虑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及生态环境，地域互助重建中应防止生搬硬套发展模式、盲目开发、重复建设、高污染企业转移等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他强调，制订重建方案时，应重视深入论证、科学规划、公众参与，在抓好近期重建的同时，要强化中长期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抓住灾后重建的机会，真正重视生态评价及修复工作，加强科学性、专业性引导，通过整体性生态环境综合评价，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方法进行规划，按生态系统的管理模式科学地进行重建。

5 灾后重建及生态修复的内涵及方法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科技导报》主编冯长根教授指出，汶川大地震警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民生问题、生态问题，大地震也把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科技力量凝聚在一起了，昭示各领域科学家共同关注防灾减灾问题。生态评估和灾后重建问题是社会公众、政府、科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虽然其着眼点、立场、目标可能有差异，对待理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可能有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都希望能珍惜生命、保护环境，纠正过去发展及建设中在生态规划上的考虑不周之处，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正确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实现可持续发展。他强调，科技界应集思广益，为灾区生态修复、乡镇重建作出较为清晰的目标判断，促进灾区重建工作科学、顺利、健康发展。
　　王益谦指出，灾后重建是整体性、全方位的，包括生态经济、社会、产业、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根据能源、资源等基础条件，依据原有基础、产业集群等发展条件，沿着道路、河流布局是产业布局的基本原则。但重建中应结合地震及其次生灾害的影响程度、范围、潜在风险对工农业的布局进行重新评价及适当调整。灾后重建并不是简单地归结为将震垮的建筑原地、原样修建起来，而应在更高的层面、用更新的理念重新对灾区进行规划建设。灾区重建及生态修复应重视以下方面的问题：① 调整工业布局。汶川地震重灾区是四川省乃至全国化工行业相对集中的区域，重建规划应重视化工、石化等高危行业的环境风险问题，充分考虑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污染物对大江大河、饮用水源地、集中居民区、自然保护区等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避免整体工业布局不当可能造成的污染事故风险；② 重视生态修复。有必要研究出台符合灾区实际，特别是符合受灾较重的区县实际情况的生态补偿机制，明确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应侧重研究在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产业之间的生态补偿问题，为全面建立受灾区县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③ 实施生态移民。鉴于灾区恶劣的生存条件、脆弱的生态环境、频繁的自然灾害、有限的环境容量、地震灾后家园毁坏，实施生态移民势在必行；应调节优化生态环境容量与人口经济布局的关系，对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生态环境问题、民族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织的地区，可通过实施生态移民，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促进生态环境修复及重建。
　　鲍曙明指出，人口迁移应与自然资源、社区资源、政府资源相结合及优化，而文化多样性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移民不能只考虑经济发展，还应考虑生态环境、资源存量、人口容量、生产条件、民族文化、生活习惯等问题。应根据地质地貌条件、生态环境特点、资源承载能力，确定适宜人口居住和城乡居民点建设的地点、范围及产业发展导向。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国际部副部长赵晓云指出，移民要考虑民族风俗、文化传统、生活观念、适应能力、年龄差异、教育条件、生态环境等问题，应使家庭经济、产业发展、社区文化、城镇重建有机结合。
　　苏青指出，应科学、理性地对待震后灾区的重建问题，应对灾区生态及生产状况进行科学、合理、及时的评价，征集、整合社会公众关于重建的意见及建议，充分发挥灾区民众参与重建的力量和作用。灾后重建规划应注意当地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移民问题应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以及当地民众的意愿和选择，避免采取简单划一的行政措施。对灾区群众的救助需要快速应急，而恢复重建则需要慎重远虑，生态保护地的恢复重建更应科学评估、审慎规划，可采取先专业再综合的评估办法，通过信息公开、程序公正、有效沟通、协调合作，加强地震、国土、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协调联合，促进地方、部门、系统、研究机构间信息、资源及利益的共享，防止地方主义、部门主义，避免重建工作中的重复建设和投入的“一窝蜂”。
　　靳强指出，地震灾区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可利用以下方法修复：① 污染初期、污染源附近的污染物浓度较高，可利用抽取-处理法集中处理；② 对固定污染物，可通过化学或生物渗透性反应墙处理；③ 对包气带土壤及地下水中的挥发性污染物，可利用空气注入-土壤气相抽提处理；④ 对浅层土壤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可采取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应重视研究水质修复与生态恢复的相互响应关系、土壤-水体系中污染物的迁移动力学规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控制和修复系统的优化等问题。
　　王文华等指出，绿地能美化城镇，还能带来生机和希望，易受灾地区绿地的合理规划和布局可起到防灾减灾作用。灾后重建地区的绿地规划应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可持续发展，大片公共绿地要起到避震防灾作用，最大程度发挥绿地的社会服务和生态功能。绿地宏观规划中，绿地分布与人口分布应接近甚至重合，一定规模的住宅区要留出“救命用地”，在一定服务半径内应规划建造大型公共绿地或成片绿地，并将绿地连接形成“廊道”，通过采用乔灌草混交的种植方式，增大单位面积上的植物绿量，提升绿地的生态功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指出，森林在维持生态平衡、加强水土保持、提供动物栖息地、减缓灾害损失、促进生态修复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汶川地震灾区绝大部分是山区，林业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此次地震给森林及林产业带来巨大损失，应重视森林灾害损失调查、评价，以生态建设为主来加强森林修复及林业灾后重建。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龚建华等在“汶川地震抗灾应急现场信息实时获取与协同会商室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基于Java（J2SE和J2ME）、Apache Tomcat和Java 3D 、VRML软件，可设计公众参与式灾后重建协同平台，利用移动式协同虚拟会商室，通过多感知群体交互、数据组织与传输、协同过程共享、场景一致性维护、移动设备连接维持等，可促进灾害监测、评估及应急处置。该系统可帮助多方专家了解灾情及灾区需要并协同会商，从而给政府决策者提供直观的技术支持。
　　王如松指出，生态重建涉及到天人关系的反思，而目前在管理体制、技术、行为、认知这4方面都暴露出一定问题。地震及其次生灾害是复杂系统问题，在科学技术层面，须加强学科交叉、技术互补、系统运筹，在大尺度范围内对厂矿企业、水利设施、城乡选址、民居建造等规划进行生态、环境的战略评价，各地域、系统、部门、群体都应统筹考虑、科学决策，在重建中实现巧夺天工的效果。对生态问题的认知应防止宿命论的悲观主义、人类中心论的技术乐观主义两种极端倾向，通过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努力发挥自然界的修复及服务功能。
　　陈琨指出，对地震灾区生态评估应有积极方面、大范围的考虑。灾区重建与修复是在新的生态状况下取得新的平衡的问题，其着眼点不应只局限于汶川地震灾区，还应考虑全球变化及历史影响。生态问题的内涵很丰富、范围很大，包含环境、人口、资源等问题，不能将生态问题与环境问题等同起来，环境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保护环境并不等于保护生态。政府部门应公布汶川地震灾区调查报告及灾后重建的总体规划，并为直接参加规划的专家与社会公众、专家组成员与非专家组成员、主流专家与非主流专家之间提供对话机会，促进科学界及公众参与重建规划的讨论及完善。生态学界应重视生态评价及修复问题，促进科技界、社会公众、决策机构真正、科学地认识生态问题，使生态调查研究的成果切实发挥作用。

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教授张慕圣指出，汶川地震造成众多建筑物倒塌，导致人员伤亡惨重，并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隐患，表明此次灾害是典型的土木工程灾害。灾后重建工作中，应加强水电工程、工矿企业、城乡建筑等的安全评估和生态评价，认真探究工程建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影响，借鉴防灾减灾的历史经验及国际做法，通过工程学、生态学相结合，制定并优化民居、城镇、厂矿、交通等的建设规划和生态保护方案，促进建筑物重建正确、科学地选址、设计、施工、加固、维护，真正保障灾区建筑物的安全性和生态化。

6  加强生态调查研究，发挥生态学功能
　　苏青指出，作为地震、地质等自然灾害高发国家，中国应有针对性地着力研究应对自然灾害的理论、方法、技术、设备，重视灾害研究、监测、预警、处置等方面的科技储备，以便在灾害降临时最大可能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应重视生态调查、评价、修复问题的研究，加强生态系统的演替理论、干扰条件下生态系统的受损过程与响应机制等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土壤、水体、大气和植被恢复技术，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生态系统的组装与集成技术等应用技术研究，促进灾后生态重建顺利开展。
　　王如松指出，灾后规划及重建中，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城镇选址、产业重构都应有一定的生态环境基础，须对生态环境进行详实、科学的调查，没有基础数据积累，就不可能提出符合当地情况、科学合理的建设规划。
　　鲍曙明指出，应加强灾后损失的精确评估分析，掌握准确、实际的数据。目前，有关部门对震后灾区的很多基础情况尚未掌握，且缺乏基础扎实的评估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仓促开展灾后规划及重建，将可能存在很大问题。他呼吁，应建立基于现代科技的灾害信息的评估分析体系与共享平台，提高政府决策水平，促进灾害合作研究；应加强灾情、灾害的跟踪，推动分布式的信息共享和研究网络的建设。
　　赵晓云认为，在指导思想上，应扩大生态重建问题的视阈，结合国家的发展热点进行生态经济问题研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学科建设上，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视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发挥生态学科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作用。在研究方向上，应重视生态修复、生物修复的机理研究，促进生态修复、生物修复技术的高效发展及应用。
　　王如松指出，适应环境、开拓环境和生态环境整合是生态学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汶川地震灾害给人类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人类在掌握这些生态科学方法上尚存在许多欠缺。人类生态包括灾害生态、疫病生态、自然生态、城镇生态等方面，这都是生态学要重点调查和研究的问题。其中，灾害生态主要指在极限条件下，个体和群体应急、避险、逃生、救助的生态问题；疫病生态主要指疾病、疫病与环境的关系；自然生态主要指水、土、气、矿等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影响；城镇生态包括建筑生态、交通生态、产业生态、文化生态、移民生态等问题。生态系统调查及评价的基础资料需要长期的积累，目前迫切需要进行生态影响评价，但生态环境的基础数据严重不足，许多流域尚没有详细生态系统调查数据，现有的生态环境数据尚不足以作为规划依据，而中国目前也缺少专门负责生态系统问题研究的部门。鉴于中国频发自然灾害的国情，国家在大部委功能调整方面应有所作为，应加大生态系统的调查投入，逐步建立、完善生态调查、评价的数据基础，切实提高生态评价的科学水平，真正发挥生态评价及修复在灾后重建中的基础作用。
　　冯长根对本期沙龙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通过学术沙龙的讨论、质疑、反驳，可培育争鸣、创新的学术风气；中国学界不太重视或不太习惯于学术讨论及争鸣，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妨碍了科学技术的顺利发展。为此，他强调，中国科协长期致力于倡导学术争鸣的风气，《科技导报》也在努力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希望通过学术争鸣，激发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在大灾大难面前，科技界动员的规模相当大，都想利用专业知识为防灾减灾做出贡献，这种环境对产生新的概念、新的判断、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提供了需求和可能。他希望通过学术沙龙一类的争鸣，切实促进原创性、高层次科学思想的产生，促进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战略提升，促进中国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

7  结论
　　1）汶川地震灾区的生态功能及地位非常重要，强烈地震使震区的地形地貌、耕地水土、物种植被、工矿企业、农林作物等蒙受巨大损失，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
　　2）生态综合评价及修复是灾区重建的前导与基础，生态评价可为生产自救、家园重建提供理论指导，生态修复及重建可为灾后重建提供技术支持、基础条件和资源保障，有利于避免重建工作的盲目性、风险性。
　　3）生态评价包括地质状况、生态特点、资源存量、环境状况、城乡人口、经济特点等方面；生态修复及重建应结合地理、环境状况，利用自然及人工力量，保护原生态、修复受损生态、重塑人工生态。
　　4）灾后重建是生态、经济、社会、产业、基础设施等整体性、全方位的工程，应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尊重科学的原则，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地方经济文化特色，通过科学引导、民主决策、统筹兼顾、逐步推进，在重建规划和重建实施过程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5）科学界应积极关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应有针对性地研究应对自然灾害的理论、方法、技术、设备，并利用成熟技术促进灾区重建，真正发挥科技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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