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与我何相干
如果有人要说题目这句话,我肯定是其中之一。
我不爱好体育,做学生的时候体育常常翘课(还有一门政治无法翘课,只能开小差看其他的书);不好运动,可以坐上几天不动,逼自己运动时选最偷懒的偶尔旱冰,等到勘察北大哪里有地并请求学校解决生物发展的必需空间后,旱冰也减少到只在小区里转;还有落后愚昧的偏见,当儿子小时候立志要做奥林匹克击剑运动员的时候,我没多吭气,等他不要做的时候,我暗自松了一口气;不看体育比赛,出国前看一点电视上的足球,在美国统共看过一次美式足球(斯坦福大学对加州伯克利)、一次棒球(忘记了谁对谁,只记得一位买冷饮的特别有趣的吆喝声);对奥运也兴趣不大,在国外的时候都没收看,某年华人批美国播音员歧视中国,我毫不知情,回国后的两次奥运,我看了开幕式。
虽然对运动无兴趣,不过,体育运动所相关的一个问题:群体互动,却与我近年的科学研究相关。我们迄今主要研究动物的社会关系,对人的研究不多,不过需有所了解。
以国家、地区的代表队参加奥运,彰显了人类社会性的一个方面:组群性(这是我对parochialism的粗糙翻译)。人是群居动物,但分成不同组,组可能很小到两个人的小组,也可能很大到国家、肤色的“种族”。心理学多次研究观察到,多数人对待组内的人优于对待组外的人。甚至将同一群人临时随机分组,都会出现对内好、对外差,假以时日,可以愈演愈烈,在某大学做这样的实验曾出事故、尴尬收场。可见,组群性在进化上有好处,也有坏处。种族偏见和种族冲突,就是其坏处的体现。
世界锦标赛和奥运的一个希望是各国人民平等竞赛,加强理解与合作。不过,国家和地区代表队,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体现组群间竞争。现实的世界,不同国家和“种族”之间的关系虽有很大和解趋势,并非毫无问题。在个人层面,是否属于组群,不完全由自己定,也与现实有关。有过一些人想做世界公民,与世界语一样,都难以实现。
奥运并不只影响运动员,也与我这种体育盲有关,虽然我们无需提倡和追赶有些组群对体育和国家过度密切的联系,比如英国足球迷们。
我国的外交低于我们的国力,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也低于我们的实际。当然,我们确有问题要不断改进,但我们也常受不公平对待。与主办今年奥运的英国相比,我们这两个缺点尤为突出。
外交上,九十年代任英国外相Douglas Hurd曾用拳击比喻英国外交,认为英国是打高于自己重量级的拳,也就是二流实力的国家参与一流国际外交事物。可能中国现在是反其道行之,外交能力和做法低于自己国力。容易想到三个简单例子:1)一些小国和地区的护照都很容易旅行欧美,而外交部迄今无法让中国护照旅行欧美容易些;2)既然我国不承认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不仅收回租期99年的九龙、而且收回割让的港岛,那么香港回归就不应该有英国人参加仪式,这是我国外交官的失策;3)对美关系中,既然我们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国外交部就应该停止说中美关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是我国外交部门愚钝才把内政作为外交。我国如何处理台湾是内部事情,与美国无关。历史早已远离美国人调停国共合作时代,可外交部好像似乎以为现在更接近1947年。连常人都能想到的事情,外交部都不能做到,有时疑问外交部是否翻译出身者太多,不在做外交,还在做翻译。
形象上,我以前有时故意问外国人,鸦片战争是谁卖鸦片给谁,大多数不知道,要告诉他们是发生在中国和英国之间,他们常猜是中国卖鸦片给英国,因为英国人在世界上是绅士形象,怎么可能卖鸦片给形象不佳的中国人。等他们知道英国当年通过炮舰把鸦片卖到中国,平衡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贸易,都很惊讶。这个故事我已疲劳,不过今年暑假在香港又不经意地遇到。有个MIT的女教授对中国人很好,且曾多次访华(包括香港)。会议休息时我在望海小亭读有关鸦片的历史书,她正好走过,看到我的书后说,啊对了,以前你们香港种鸦片卖给英国哦,她还问香港的天气是否比较适合种鸦片。我不禁失声笑了起来,给她和另外一个白人不厌其烦讲历史概要。
偏见不仅是外国人,也在于现代华人,有不少自动认为中国人如果和英国人或美国人争论,问题在于中国人,而不分清事实。2005年,我曾在美国批评科学界对华人和亚裔的歧视,因为我提供了数据,很快得到杂志、学会的报道和重视。凡是白人对此都有点不好意思,表示支持的多,反对的少。几个学会的理事会立即改正,有几个杂志也立即、或逐渐改进。很好玩的是,多数华人联系我的时候都是表示反对意见。有些人害怕,有些人不能区分感谢美国给华人提供机会与实际还有的歧视是两回事情。有些人到美国多年以为学习了“美国精神”,却不敢像其他族群一样提合理的意见。还有华人认为我是急于“做官”。我既然敢带头公开提意见,我就知道得益的不可能是我。实际上,我批评白人是我已经知道自己要离开美国,特意给其他留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一个礼物。我很高兴不仅一些学会和杂志有明显改善,而且有些朋友在过了几年后得到较好待遇,还来信感谢我,虽然是否源于几年前的后效应并非很清楚。以后得靠留在美国的华人,不能等到个案受不了的时候,掌握主动发起第二次、第三次争取正当权益,而不偃旗息鼓。
奥运会羽毛球比赛是挺难看,不过首先该罚是修改规则的国际羽联,其次是我国羽联和球队,最后才是运动员。如果北大生科院宣布谁在Nature上发表论文可得奖金百万,那么,给了奖以后,如果发现论文造假,首先应该挨罚的应该是宣布这一规则的院长,因为他没有说清楚,而以论文发表在Nature为唯一标准。(这不是纯粹假设的笑话,这个事情实际发生过,原北大生科院院长在农大当校长时宣布,而且农大落实此悬赏奖了两篇论文的作者,一篇Nature、一篇Cell,现在同行基本都不信这篇Nature,作者没挨罚,校长升了官)。
游泳健将叶诗文一事,经好些学生和同事多次email后看了相关信息。有些华人说我国运动员确实以前舞弊过。是,但美国运动员也舞弊过,且相当严重。不能因此对我国运动员就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检验多次没查出问题的运动员。如果说黑人也有过舞弊的运动员,现在只要黑人出成绩就打问号,肯定被说成种族歧视。
我支持学生们提抗议,但不支持抵制。Nature不同部门管科学论文和新闻两部分,其科学部门水平较高,而新闻部门水平较低、且非核心。Nature的新闻在世界上极少人重视,一般西方媒体不在乎Nature的新闻。有些学生提出今后不引用Nature发表的科学论文,我认为这不对。Nature的论文是全世界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在同一领域的论文,其他作者写论文的时候需要引用,否则是惩罚无关于不公平对待叶诗文的科学家。
我给Nature总编的email发信后,得知美国15岁女选手Katie Ledecky的进步比叶诗文快,几周内自我刷新5秒,而叶诗文用了一年刷新5秒。美国人和西方媒体赞叹Ledecky之余,不像前几天大谈叶诗文多奇怪。要说西方媒体没有偏见,恐怕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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