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记者 赵涛

 

冬风流淌，在燕园。午后的阳光，摇曳温暖。

 

饶毅夹着笔记本电脑走出生命科学学院，去二教讲课。行人向他打听力学楼怎么走，他用南昌口音的普通话略表歉意——“我都没搞清楚。”

 

习惯的温和与微笑。

 

“这个地方要建一座新楼，生科院和分子医学所公用。”他指着生科院西面的空地说，“在校外，我们争取国家支持时，也强调多院系联合，以提升北大整体水平。同时注重交叉学科，产生新的生长点。”

 

饶毅认为，中国学术界存在体制和文化两方面的问题。“要通过改进体制，带动文化的改善，两者缺一不可。不仅要推动国家建设合适的体制，也要持之以恒，以思想和言论推动文化改变，使学术教育界以智力为最高追求、以学术优胜为标准，而摒弃目前中国学术教育界以利益为最高追求、以关系为标准的陋习。 如果不能首先改变学术、教育界风气，很难想象如何改变社会其他方面。”

 

饶毅带来的变化，在生科院的学生看来是“颠覆性的”，这位北大首位全球招聘的院长，带着崭新的理念、乐观的态度走进了北大。

 

一位可以在元旦晚会上和学生一起说相声的院长自然会受欢迎。在《讨饶》的相声中，学生讨教加讨伐，对象是院长。学院的老师也毫无顾虑，经常给院长提意见。实验室的学生，可以放着音乐做实验，可以不用请假去休假。

 

“你瞧，多难看。”饶毅指路旁一幢建于八十年代的建筑说，“好看的是燕京大学时期的房子，差别在哪？在建筑师，而不在工人。”

 

在饶毅看来，北大清华等学校应当是培养领袖型人才，培养中国的建筑师，而不是技术员。

 

生科院的新楼打算怎么设计？饶毅半开玩笑地说：最好一边古色古香，一边充满现代气息。

 

爬楼梯的空当，饶毅和记者聊起国家大剧院 “我对美国来的朋友说，谁想得到30年时间中国会出现这么好的建筑。现在经济上去了，可有些方面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如果每个人努力，就能带来中国更多的改善。”

 

对于钱学森批评国内长时间不能培养出拔尖人才，饶毅深有同感。他不仅力争教育体制改革，也身体力行投身一线教学，他和龙漫远教授给大一开设“生物学思想与概念”课程，参与其他讲课。

 

走进二教401，饶毅微笑地对等候上课的心理系的几十位研究生说：你们愿意让我讲到几点啊？

 

这堂课的主题是“生物钟的遗传学研究”。饶毅用原始文献，讲科学问题如何提出，实验如何设计，结果如何理解。让学生看到研究的困难、不确定性，而不是背诵教科书。他以事实说明先驱性的研究，需要勇气、需要坐冷板凳，需要前赴后继，才能享受科学的美。

 

这是2009年12月的一天，饶毅全职回国两年又两个月，在他出国22年之后。

 

不能旁观中国

 

“最近，我出了一本黄色书籍。”博客上，饶毅开玩笑说。

 

原来，饶毅出了一本名叫《饶议科学》的书，封皮是黄色的。网友惊呼，饶也做了一回“标题党”。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科学、教育的言论集，包括对科普知识的介绍，科学观念的培养，教育理念的实践。或痛陈弊端，或直谏对策。

 

从1996年开始发表中文文章，主题是科学文化。饶毅的直言在学术界一直备受关注。在饶毅看来，说和做同样重要，哪怕眼下做不到的事情说说也无妨——

 

“没有言论，难以改变风气。有些事情可能一下子做不到，我希望有学生在听， 20年后，他们可能是决策者。”

 

“如果有行政职务就不说话，那不是自设监牢吗？我的目的是做事，不是做官。所以，需要说的时候就得说。”

 

饶毅一直且做且说。在大洋彼岸，他敢于直言，旁观者清；回国之后，批评激越如故。

 

在饶毅看来，自己如果能给出解决方案，才会说。而对于国人关注的高考，饶毅几乎没有批评过。

 

“因为，迄今我没想出更好的制度在中国目前社会文化的背景中能替代高考。”

 

饶毅对自己的定位是批评性的建设者：批评是为了建设。

 

这位批评家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是一位温和的父亲，温和的师长。

 

饶毅每天早晨，从蓝旗营临时租住了两年多的公寓出发，步行送儿子到北大附小上学。六点半下班和儿子一起晚饭。

 

饶毅几乎不在办公室加班。十几年前，波士顿的儿童游戏场所，一大堆美国母亲带着小孩，万红丛中一点绿，那位中国大老爷们，便是饶毅。

 

饶毅喜欢微笑。“只能学生骂我，不能我骂学生。对学生只能鼓励。”

 

2008届学生毕业了，饶毅致辞说，你们的幸福是母校的骄傲。是幸福而不是成功，在饶毅看来，幸福最重要，成功和幸福有时并不相干

 

批评与微笑，集于饶毅一身。

 

稍微知情的记者，见了饶毅，不用问他为什么回国。饶毅解释原因——归属感。再问，他说：没有归属感的人生，即使成功，也不幸福、或不健全。

 

他把9岁半的儿子带回中国读书。他也带着孩子到江西农村，看耕牛犁地，看樟树葱茏，希望儿女能更多地了解中国。

 

在江西农村，饶毅读了三年小学。念过复式班，跳过级。本科读江西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硕士，出国后在加州旧金山分校念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回国前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2007年9月，饶毅受聘于北京大学。北大希望他两年内逐渐关闭美国的实验室，但他两个月就做到了。他的归国在海内外掀起巨大反响，他说，“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回国工作”。

 

要在事业活跃时期而不是退休后全时回国，饶毅清楚--

 

中国正在发生历史巨变。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他不愿意做一名旁观者。

 

我想、我试、我乐

 

北大生科院2009年毕业典礼，饶毅的致辞只有六个字： 我想、我试、我乐 。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饶毅说不能——

 

最好的答案是模糊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理解，而成为各有特色的追求。

 

六个字，是对学生的祝愿与期待，也是饶毅人生的体验。

 

1985年，饶毅负笈美国。

 

出国前几年，饶毅发现自己对脑和神经非常感兴趣，阅读了大量科学文献，他决定出国的时候，他很清楚要做什么。“对于自然科学的领域，当时国内外差距太大了，分子神经生物学国际上刚刚兴起，而国内完全是空白。”

 

对于科研，饶毅乐在其中，果蝇和小鼠是他的宝贝。他对神经发育研究了二十多年。最近几年，他用果蝇和小鼠研究社会行为的分子生物学基础，比如研究果蝇的打架斗殴、求偶失恋。

 

饶毅反对苦兮兮地做学问，在他看来，科学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他甚至盼望把课讲的如同说相声，学生们每天都保持过年过节的心态。

 

对于饶毅来说，科研是乐事，欣赏他人是乐事，教书育人更是乐事。

 

饶毅赏识的人，既有令人尊敬的学界前辈，也有同行。人们见惯了清华北大竞争。但同为行业翘楚的饶毅和施一公却常合作写文章、联名提建议。

 

饶毅的乐观表现为不气馁。面对工作中的纠结，始终坦然：“条件落实不够快，但是比西南联大时没有条件要好多了；友人误伤或因一时情绪闹意气，比四十年前文革中家庭揭发好多了。”

 

他遇到过不少阻力和困难。关心国家全局和长远的人们支持饶毅等人，但是关心局部眼前利益的人却不约而同地反对他们。饶毅曾申请三项经费，两项被拒。自然科学基金会完全没有料到国内同行会投票否定饶毅带领的一个梯队，不知如何将结果通知他，惊讶地说：“这是给饶毅当头一棒”。

 

拿到的一项经费，饶毅将多数都给梯队其他人，自己比例很低。

 

乐观不代表姑且迁就，温和不代表唯唯诺诺，饶毅始终要求自己坚持原则——

 

“要忍辱负重而不能和坏事同流合污；要有正义感为下级利益说话但不能为了掌声而迁就；要有脊梁但不是单纯对抗上级；要做实事但不能为了讨好外行。”

 

在中国，批评上级能得到掌声，批评一般科学教育工作者的陋习，容易受攻击。饶毅认为：“如果不敢批评现时社会文化的问题，那就是媚俗。”

 

《中国青年》：回国两年了，觉得这两年的生活和在美国有什么不同？

 

饶毅：最大的不同还是学术氛围，这和美国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学术界，常常是追求利益（而不是追求智力）、靠人际关系（而不是学术卓越）。几十年前，中国条件很差，可是有一大批精神上有学术追求的老师。他们的成就可能受条件限制，但是精神追求很高。而现在条件好多了，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放眼望去，很多人在不良风气中，不仅不洁身自好，而且推波助澜，其中不少是留学回国的。

 

有些人在背后说我不适合中国国情，注定失败。在一些合理或者合情的方面，确实应该入乡随俗。但假如我适应了中国全部现状，那才是失败，甚至是犯错误。

 

科学是有普适价值和标准的，不能强调国情。中国现状，也不代表中国永远的国情。目前的学术界，不仅不如西南联大的群体，精神上也不如70年代末的学术界。我当然不能、也不应该全面适应这样的“国情”。

 

如果只谈适应，就不能改造现状，中国走向世界前列的进程就会比较慢。科学和教育的标准是不以中国国情为转移的。中国的科学和教育要接近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依照国际标准，而不是国内标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直面现实，制订有效的政策和方针，改变文化，奋起直追。

 

《中国青年》：适应国内的工作密度和节奏吗？

 

饶毅：回国后不仅要做好自己的科研，也要为各种改革牺牲一些科研的时间，但我觉得还是值得的。调整和改变本科生课程，自己参与教学，改革研究生教育，给学生创造机会到国外暑期实践，经过调查、思考、讨论后给国家提出一些建议，都需要精力。

 

《中国青年》：实际工作中，你感觉得到的支持多吗？

 

饶毅：高层和年纪大的科学家，支持我们的多；中年的反对多于支持；年轻的观望多于支持；行外的支持多于行内的。对我们最支持的可能是国内的学生，我们做一点点小事，他们都有良性反馈。不时有人打我们闷棍，有时感觉很窝囊，但想想学生的期待，自己这些也就咽下去了。

 

有个科研经费没有给我带领的梯队，评委私下反馈说：饶毅看不起我们，不给评委打招呼。其实，不仅我不该打招呼，而且不和评委打招呼才是尊重评委的人格。

 

我自己希望给本科生、研究生、年轻老师提供支持。组织一些项目为其他做的比较好、而被国内人际网边缘化的科学家带来一些支持。

 

如果不能推动改革继续深入，后面年轻人的道路就更艰难。

 

《中国青年》：海归有哪些注意事项？

 

饶毅：一是保持理想，二是坚持原则，三是不懈努力，四是不怕黑枪。

 

如果面对中国现状失去理想，放弃原则，就对不起促进中国发展的前辈。如果只为自己利益，不为体制文化改善而努力，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如果碰到困难就退却，就没有效果。如果怕黑枪，就无法工作。

 

黑枪来源多处：理念、利益冲突者；不明就里误解者；习惯于无需事实而批评者；理念相同却妒忌你做成任何事情、忌惮“功劳”者。

 

海外有些人知道我们的实情，多方支持。有些人，见中国就批，所以我们回国后，他们也把我们作为中国权力人物来批，最恶意地解读每个言行。以批我们来显示他们正义。其实，我们权力非常小。批倒了我们，其他人也就看到我们推动中国的良性变化的努力是徒劳，而学习目前中国学术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自利。况且，中文世界中有一批反智主义分子，以落后攻击先进，以无知攻击有知，这是恶习，是社会不良部分的代表，我们不能害怕退却。

 

《中国青年》：一个人改变的可能只是身边的微环境，面对亟待提升的学术环境，您常会觉得无力和灰心吗？

 

饶毅：会难过，但没灰心。

 

我们这一代回来是要承接胡适、赵元任、吴有训、周光召等几辈人形成的学术传统。重建的不光是体制，更是文化。体制容易说成行政机构，官员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方面，文化层面，一般科教工作者也有问题，不能全推给体制。大家不愿碰这个问题，怕别人说你为官僚体系说话。其实，官员和大众两边都有问题，都要改。

 

我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什么官。本来就是学术的领导，不是官员。何况行政权力很小，靠的是学术和道义。

 

微环境也很重要。学院虽然小，但是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加起来约一千。如果我们能为学生做点事情，逐渐推出、实施个体化教育方案，有更多老师积极投身关注学生的教育，发现和支持特色学生，那么微环境里，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情。

 

《中国青年》：当前学术文化中最需要改进的是？

 

饶毅：还学术以最崇高最根本的目的——对智力的追求。这个传统在当前中国很薄弱。放眼看过去，各个学术单位，组织听讲学术报告和学术进展，主要是学生，而多数老师不太参加。因为很多科学工作者天天忙于追名逐利，争取经费，争取荣誉，忘掉了经费和荣誉是从属于智力追求的。

 

中国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增强学术气氛，加强学术交流不是事情，只有争得国家经费才是做了事情。认为想方设法改善学生教育不是做事，只有给老师提高工资福利是事情。这些都是本末倒置，将学术变成了商业。

 

《中国青年》：刚刚去世的钱学森先生对中国教育很有意见，您的看法呢？

 

饶毅：目前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普遍没有认真做教育工作。绝大多数老师偏重研究轻视教育，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好处，而热心教育的老师得不到实际鼓励。现行体制不利于大学生发挥特色。如果要求学生学一大堆课，拼考分，然后再有特色，是不现实的。应该改变求全的做法，让学生有个体化的教育。国家要有办法鼓励做教育的老师，老师要想方设法发掘和鼓励不同特色的学生。

 

对于研究生，多数老师是将学生视为劳动力。我自己和其他人十年前开的一门研究生课程，给科学院和北大清华的生物学研究生，去年还被评为最好的研究生课，这不是我们做的好，而是其他人太不关心教育了。一门课十年前可以相对来说很好，但我知道还有很多问题，十年后还没人超越是不对的。我希望“被革命”：年轻人取消我们以前的课，开出更好的。

 

《中国青年》：相当多的大学几乎没有了精神院墙，还原纯净是不是需要很长的过程？

 

饶毅：既然我们可以在30年间创造经济奇迹，为什么其他方面不能？我觉得需要大家合力来做。不能光批评不想办法，特别还有少数人，只批评不鼓励，看到鼓励性的言论就以为是空头宣传，就泼冷水。而我认为，虽然中国确实有问题，但是很多事可以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而得到改进。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中国青年》2010年1月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