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在什么时间开始做家务我想不起来了，但洗碗是最早的家务之一(或许没有之一)。应该在十岁之前就开始了，可以算是童子功。
所谓洗碗，其实也洗筷子勺子盘子等，就像吃饭其实也吃菜。很早就有绩效量化的思想。洗碗计件，小时候称为“个”。只论个不论大小，大碗是一个，小勺子也是一个，但一副筷子是两个因为有两根，锅也是两个因为有锅盖。数出多少个没有实际用途，只是自己开心，多少有些成就感。母亲并不认可这种量化绩效。有时候也跟母亲表功，我洗了多少个碗。母亲往往会问，里面有几双筷子。我还是自得其乐。
小时候洗碗比现在难多了，没有洗洁精，没有热水器。遇到油的碗，要先用从暖水瓶里倒出的热水洗，然后再用流水清洗。特别油的碗，如肉汤碗，热水洗一遍不行，要用热水洗第二遍。好在那时候油水少，油碗也不多。洗不干净的碗，严重的会有些滑腻。即使不严重，手感无异常，放时间长了会有异味。那种异味很淡，只有盛热的无味食品如粥时才能闻到。也不是人人能闻到，在我们家父亲闻不到，母亲和我能闻到。我小时候有鼻炎，但嗅觉一直很好。
更有挑战性的是，过去时常停水。家里有存水的习惯。蒸锅、水壶等不用时装满清水。遇到停水，先用事先存的水泡碗，再用泡碗的水洗碗，洗过后用存水清一下。清碗的方法是把所有洗好的碗叠放在一起，大的在下面，小的在上面。从上面倒清水，到最下面的碗中水即将溢出。洗碗的水也要收集利用，泡碗洗碗的水可以用来冲厕所，清碗的水可以洗菜。这种复杂的操作，或许从小就培养了我的系统性思维，优化简直成了本能。当然，这也可能是上海人习惯内化而成的生物性本能。不能肯定是前天遗传还是后天习得。我现在强调鲁棒性，不追求最优性，其实也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常感到知易行难。
因为有系统性思维，到现在饭后收碗时还是很仔细。把油碗和不油的碗分开，其实现在很少有不油的碗，除非是水果盘子。油碗不能叠放，避免本来没有油的碗外面沾上油。这样我收的碗摆满水槽，甚至还要摆到水槽外面。女儿回家吃饭往往承担饭后洗碗的工作。她都让我先把碗堆进水槽中。
小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家洗碗有特殊的优势。洗碗用的所谓丝瓜筋，是非常有效的生物材料，一般人家很少见。丝瓜筋当年市面上买不到，至少在鞍山买不到。它是种中药，母亲在药房近水楼台，要些成条的丝瓜筋拿回家。入药的丝瓜筋要切碎。现在已经不能从药房要丝瓜筋了，但幸运的是能买到。我比较过，丝瓜筋还是最有效的洗碗利器，尽管现在有洗洁精，热水也很方便。
最开始洗碗确实有些乐在其中的意味，但后来变成我的任务，就不那么有意思了。我是大孩子后，洗碗不再有任何成就感，只是不得不做的简单劳动。这时候，与母亲也有了冲突。饭后不是马上洗碗，而是泡在水槽里，到下顿饭前再洗。母亲对此非常不满意，觉得水槽里有东西很不方便。她还会诛心而论，说我是想逃避洗碗，让她觉得不方便自己动手洗了。也许我没有那么想，但是我不高兴被人耳提面命。因此我行我素，坚决等到要用时再洗。
洗碗最初是自我能力的体现，后来成为勉为其难的义务，甚至是冲突的起因。多少与这种洗碗感受的变化有关，我们核心家庭一直有条基本法则，常做某种家务的成员，随时可以让其他成员接手这种家务。这是劳动者的权力。
附录：忆往昔系列博文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陈立群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220220-1356182.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