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在鞍山与父母同住的一家三口，十年后生活在上海，住在两年前所购新客站北面的两室房子里；当时对房价变化还没有概念，住房也准备从一而终；当年家里那个在鞍山新出生的小婴儿，现在要在上海选择初中。1991年鞍山钢院那个懵懵懂懂期待晋升的青年讲师，十年后是上海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当年无把握否考取博士而不敢报考，现在开始指导博士生了；当年听旁人讥讽有些文章写手“有论文，无科研”而惴惴然的青椒，现在总算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十年间，白云苍狗，变化倏忽。“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这种快速变化当然有时代的因素。年初开始使用电子邮箱，使得通讯大为加速，虽然电邮的使用比同时代人要晚些；更有地域的差别，从相对传统闭塞的东北工业城市，到了现代开放的沿海商业都市。也不能排除个人的因素，多年自得其乐的读书思考，终于有了些可以兑现的产出。似乎可以说，这是在个人尺度上的自然资源商品化或者资本化，原本几乎无价的知识和想法忽然有了相对可观的价格。这多少有些类似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做的事情比原来更省力，但收入却有了大幅提升，虽然在城市原住民看来仍然是微不足道。就是在2001年，还是有些上海亲戚认为，我的收入还是印证着“读书无用论”，因为与外地下岗到沪务工者差不多。我不介意别人的看法，但并不是完全不知道。
基金
在没有获得基金之前，我一直觉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志着研究进入“国家队”，这无疑是过分看重了基金的作用。但是否有基金确实体现了“质”的差别，至于这种差别如何认识和描述，见仁见智不尽相同。
这次基金的申报，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就是轴向运动结构的横向振动分析与控制。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研究轴向运动弦线。因为研究刚刚起步，基础比较薄弱。同时也是为将开展的与海外同行的合作多一个渠道，邀请UT的Jean参加项目申报，按基金委要求出具了合作意向信。经过紧张的准备，3月中旬交基金申请。从现在的标准看，申报书研究方向明确，调研充分，有一定研究基础，但核心科学问题的凝练仍有不足。
虽然我有不中的心理准备，但这次所抱希望比前几次都高，潜意识中压力还是很大。特别到7月中旬，连续两天，都梦见自己的基金没有获批，后一个梦中上大中了4项基金，但还是没有我的。当年上大力学学科处于低谷，如果我没有记错，2000年力学学科没有基金获批。所以获批4项，已经是非常高的预期。这种忐忑基本上在潜意识的层面。在显意识层面，我觉得获批项目只是时间问题，当年不中，翌年应该差不多。
后来听说项目获批了。虽然函评不是很好，2优3良，但还是上会了。在同行和前辈支持提携之下，最终通过。当年会评专家没有公示，但在事后也不是特别严格的保密。上海大学力学学科有专家参加会评，动力学方向的会评专家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更令我震惊的是，上大力学报了12项，只有我这一项侥幸获批。也就是说，那是2000和2001两年上大力学的唯一获批项目。
回顾基金申请的历史，2001年取得了屡败屡战之后的首场胜利。1995年首次申请青年基金，1998年申请青年项目，似乎上会了，但没有获批，错过青年项目的末班车。1999年首次申请面上项目，似乎没有上会。这些失败只是作为负责人而言，在1997年和2000年，我也执笔起草过成功的申请，都是刘老师负责的高技术探索项目，我排名第二。在2001年成功申请首个面上基金之后，又相继获得了5个面上项目，包括一个重大专项中的培育项目，基本上就是面上项目。
开山
2001年初全校博导开会，当时恰有108位博导，说“恰”是因为正好为《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数目。我那批2000年获批的博导有20位，如果当时博导像水泊梁山那样排座次，估计我也就是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和地藏星笑面虎朱富之间。钱老到会发表长篇讲话，会上都是在听他讲。思路很清晰，见识很通达。可惜上海大学实力有限，高明校长也无大用武之地。会后赠每位博导一部他的新著《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收集了他1957年至2000年的主要相关文章。顺便一提，3月上旬，钱老约十来位力学教授座谈，指出上大最大的问题是师资，两千名教师中，搞研究和开发的各有五百人，其余一千位单纯教学。他希望力学学科试点，分流教师。还强调ASME的AMR代表力学研究最新发展，让大家更新研究课题。我觉得自己的研究选题尚好。后来(11月初)准备投稿AMR篇综述，最终完成发表在几年之后了。如前所述，当时上大力学学科处于低潮。我感觉钱老当时颇有些英雄暮年仍要力挽狂澜的悲壮。
当时上海大学全校每年招生人数在80人左右。钱老设想2001年要达到100人，翌年150人。他提出学校博士招生采用申请制，考试课程包括部分或所有课程免试由导师决定。这样导师在录取学生方面有很大发言权。我真正招生是在2001年。当时力学拿到了一级学科博士点，各个二级学科都可以招生。我起草了二级学科“一般力学”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招生方面，我胆子比较大。第一批就想招四位博士生，而且都是长期在高校工作有高级职称的定向生。那年计划105人，报名185人，研究生部主任曾非正式地建议我留一个或两个下次招。但四位报名者都有时不我待的积极性。经过争取，皆大欢喜，都录取了。至少部分原因是招生名额扩大到160，提前实现了钱老的目标。事实上，可能只有那批是完全按照钱老意见招生，随后又有细则多了些限制。我招的学生，有些可能就进不来了。在我已可称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多次观察到有些机会窗口时间很短。几位申请者阅历丰富，无疑也清楚地理解这种紧迫性。
9月，博士生傅景礼、赵维加、薛纭、戈新生入学。本来是独行游子，现在要开山立派。我当时心情其实有些复杂。既心向往之，又怅然若失。余秋雨讲中年的特征是体会当家的滋味，真是步入中年了。这几位同学都很有故事，既励志又感人，甚至有传奇性。不过这里是我的年度回忆，就不展开说他们了，只以年龄为序简要说明他们的基本情况。
傅景礼来自商丘师范学院，物理系副教授兼校监察室主任，攻博期间破格晋升教授。他是我所熟悉的同行罗绍凯教授的同学、同事和合作者，按照现在的说法算是研究团队成员。98年在衡山开会时罗教授与我住过一个房间，彻夜长谈，对我的发展提出很多建议，虽然我未能完全采纳。在学期间，傅景礼对我的话最当真，言听计从，令行禁止，我真有些不太习惯。印象中傅景礼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做研究。“印象”其实未必准确，因为他们在读的不到三年时间里，我有一年在北美。在国内期间我自己也不常去学校，更何况他们住在延长校区且没有办公桌，我的办公桌在宝山校区，到延长校区也是去他们宿舍讨论。傅景礼毕业后回商丘师院担任了校纪委副书记。不久调到浙江理工大学，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专心教学和科研，后来担任了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他在分析力学界较有影响，先后主持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傅景礼求学最为积极。开始我想让他晚半年，毕竟一次招太多学生有阻力，而且我是刚上的博导阻力更大。跟他说可能没有计划内名额了，计划外学校另外收费，具体等学校通知再与他商量。他马上就说，不用商量，只要能入学，费用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他是监察室主任，攻博费用报销肯定不成问题。他多次跟我说，读博改变了他的命运。其实只是他自己抓住了机会。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想改变命运的人，总是有许多机会，哪怕机会窗口很小。
赵维加来自青岛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研究生数学教研室主任。他是我的师兄潘振宽教授的合作者。学术出身很好，本科和硕士都是山东大学，可能是我的博士生中唯一本硕都是985高校。印象中他教学任务比较重，经常要回青岛去上课。四位博士生中，只有他作我的基金课题，但他似乎兴趣不大。也许是我没有把相应的科学意义和价值解释清楚。事实上，他见我似乎总是有些紧张，弄得我多少也有些不太自在。我一直认为，他没有在博士工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挺遗憾，接着他后面在那个方向上的博士生杨晓东、丁虎，发展都很好。赵维加毕业后回到青岛大学，对教学感兴趣，包括辅导竞赛等，也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他是那种传统型的大学教师，聪明、认真、敬业、执着，但在现行高校评价体系下，他们的才智和努力似没有得到充分肯定。
薛纭来自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入学时已经是副教授，担任过机械工程系副主任。我在八十年代还没有发表论文之前，就复印过他关于冲击力作业下Kane方程的论文。我们1994年在徐州一起开过会，好像还住一个房间，我记不准了。那时他是上钢三厂学校的老师，收入比到会的院士还高。入学时他刚结束为期一年的交大高级访问学者，由我的导师刘延柱教授指导。刘老师建议他来我这里读博士，博士论文的学术方面其实也是刘老师指导。他学校和家都在本地，印象中好像不太在学校。毕业后回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翌年就晋升教授，后来曾担任《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报》主编。在弹性杆分析力学方面的工作有特色，主持完成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戈新生来自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他入学时已经是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我在交大读博士时，他是刘老师指导的高级访问学者，在《1996年》提到过，常在一起散步聊天等，关系挺好。因为比较熟悉，他希望在他正式报名之前，确切些说是要求单位开同意报名证明之前，确保被录取。虽然我觉得问题不大，但还是与研究生院沟通，给他正式的录取信。钱老主政下的上大，有些中层领导很有魄力。戈新生在博士期间还是继续过去的研究方向，毕业后回北京机械工业学院，继续当馆长。我的奖项和人才项目的申报，都是他帮忙在北京找有资质的图书馆出具文献检索报告。他后来转岗任机电学院书记、理学院院长等。是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在多体动力学界较有影响，主持过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作为合作负责人参与重点项目。
他们都在2004年6月如期答辩毕业并通过，也开创了博士生三年内毕业的传统。答辩时请了国内分析力学学科的领军人物北京理工大学梅凤翔教授、国内多体动力学的领军人物上海交通大学刘延柱教授、航天动力学和航天控制的后其之秀清华大学李俊峰教授、黏弹性结构方面的权威上海大学程昌钧教授，算上我5人组成答辩委员会。傅景礼和薛纭的答辩主席是梅老师，赵维加的答辩主席是刘老师，戈新生的答辩主席是李老师。
指导博士生就这样开始了。二十年过去，答辩了32位博士。从招生开始，我们课题组就有自己的特点。其一，重培养轻选拔。真正是有教无类，凡是愿意读博士、并对不能毕业有心理承受能力，都可以来。开始总的名额比较多，后来我自己的招生名额比较多，基本上想读的都可以招。不唯学历不唯专业，有的本科硕士文凭都没有，大专学历直接拿博士学位；数学物理力学机械土木电气等专业都可以来读。其二，重研讨轻管理。课题组应该是研修者的共同体，大家切磋讨论共同提高；不是一个行政单位。但这种模式只是在开始时成员都比较成熟时运转非常有效。随着年轻学生增加，管理成为必须。不过后来有其他老师来行使管理权限。特别是近年，不论线上线下凡是需要我审核的事情，都由其他老师代劳。其三，重兴趣轻任务。一直鼓励学生自选课题，当然也不反对从事导师基金项目课题研究。直到近年才有些工业界项目，多数是硕士生在具体做。因此希望博士生做出好的研究，而不介意到底研究什么。随着我渐渐淡出及其课题组规模和性质的变化，以后可能要培养与选拔均衡，研讨与管理兼顾，兴趣与任务统一。
教学
教学主要是常规的教学任务。春季学期，主讲土木工程专业1998级40学时“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法”，班上有70人。秋季学期，主讲力学专业1998级50学时“振动理论”，班上只有7人。12月开始的冬季学期给硕士生讲“振动力学”。
首次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吴哲民同学用平均法研究有干摩擦时的平带驱动系统振动响应，主要结果后来发表于《振动与冲击》和《工程力学》。10月获2001年校优秀毕业论文奖。吴哲民推荐免试力学所硕士研究生，我们两人都愿意继续合作。但所里出台了规定，已经带了力学班学生的硕士生导师不能再招推免，就不能招他了。他师从刘高联院士读硕士，后来申请北美的博士，我给他写了推荐信。
还没有研究生毕业。二年级硕士生吴俊获上海大学光华一等奖学金。博士生的招生已经在前面说过。硕士生招了刘芳，似乎是来自武汉建材学院，是当年力学招生笔试的第一名。硕士期间用频域方法研究轴向运动弦线。毕业时刘芳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获上海大学光华一等奖学金。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机动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现为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学院教授。我的第一位二阶硕士生就是硕士生的硕士生，应该是她所指导。
作为第二作者参与刘延柱教授的《非线性振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写了《绪论》和分岔混沌两章，前四章是刘老师所写。该书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为刘延柱教授的新著写了评介短文《介绍《高等动力学》》，发表于《力学与实践》。开始考虑理论力学教材编著。修改完成《工程专业多学时理论力学教材调研(2001)》。
9月参加了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的申报。作为第二完成人的项目“振动力学教学内容革新与教材建设”材料主要是我准备。作为第四完成人的项目“弹性力学课程建设与试题库”。12月两个项目都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5月前一年申请的教育部奖项《振动力学》获奖，但那一年改制，称为“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也不用教育部的公章。我是第三完成人。
4月上旬在上海大学参加国家“十五”力学、土建教材规划制订工作研讨会。我硕士博士阶段两位导师刘延柱教授和王铁光教授都到会。当时洪嘉振教授在力推他新著《理论力学》，从多体动力学的角度更新传统教学内容。会上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的梅凤翔教授和清华大学的范钦珊教授和李萍教授。李老师参与了清华三册本《理论力学》第四版的工作，但那套书后来就没有继续更新出版。
研究
基金申报已经在前面说了，这里只说论文。主要从事的轴向运动结构振动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产出。论文主要还是控制混沌甚至更早的混沌解析预测的问题。
把开闭环控制的思路应用于离散系统，本质上就是在过去开环的输送控制的基础上加了个闭环。算例表明对于混沌和超混沌均有效，还证明了控制方法对模型误差具有鲁棒性。论文发表于PLA。
在Wiggins所发展的高维带慢变量系统广义Melnikov函数方法方面作些工作。把原来的未受扰动系统为Hamilton系统的限制放宽为可积系统，但只限于平面系统的情形。这个工作比较形式化，发表于AMM。
在分数阶导数方面也做了些非常初步的工作。早在鞍山钢院的时候，就看过些分数阶导数的文献，后来就放下了。后来研究黏弹性时，注意到如果松弛函数是幂函数而不是指数函数，就是分数阶问题。最核心的差别是初始条件要在时间区间上给定，因此即使是离散系统包括单自由度系统，在数学上仍是无穷维系统。回避这个核心困难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聚焦与初值无关的稳态解。线性情形，我导出了梁的稳态稳态响应，发表于《上海力学》。本意是可以为各种分数阶算法提供考题，至少线性稳态解应该要算对。可惜没有什么人注意，他引是个位数。同行们好像不太看国内文献。
服务
继续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第六届一般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下属第五届运动稳定性和非线性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第五届分析力学专业组成员。继续担任中国振动工程学会非线性振动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4月力学系成立理论力学课程小组。成员包括四位正副教授，我担任组长。这是避免了参与行政服务之后，准备以专业知识服务。这是我可以甚至乐于接受的服务方式。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都是以这种方式为所在学校服务。
参与学校系统科学博士点申报，主要是应刘增荣教授之情友情帮忙。这个申报工作持续数年，但最终没有成功。
担任一些审稿。期刊不完全统计有《力学学报》《交大学报》《大理理工大学学报》和IEEE Transactions of Circuits and Systems, Part I。
交流
2月下旬去北京进行文献检索，似乎是去了中科院图书馆。
3月初去鞍山，但具体为什么去想不起来了。顺访鞍山钢院学校和学院的领导以及前任领导。我的老师辈退休得不剩几人，很有沧桑感。
5月初到山西太原，参加第九届全国非线性振动暨第六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定性学术会议。会议实际上由陈予恕院士负责。我在会议上作个“混沌映射的开闭环控制”的报告。当时上海这边有什么事情我忘记了，很可能是上课，也可能是家里的事情，提前离会，没有去五台山观光，很遗憾。会上遇到在东北工学院读硕士时的同学梁建术，虞和济老师的学生。他正在跟陈院士读博士。
6月下旬到上海交大参加The First Asia-Pacific Workshop on Chaos Control and Synchronization。作报告An open-plus-closed-loop approach to synchronization of chaotic and hyperchaotic maps。在会上重逢了实际负责会议的Ron G. Chen教授。去年说过，他的论文和专著对我的研究帮助很大。这次重逢聊得稍多些，他是68届高中生，实际上只学完初中课程。在海南岛当了7年农民，回广州干三年装卸工，77年考入中山大学，78年又考取研究生。后来的学术职业生涯网站上都有，学术职业之前的经历更有时代特色。上大聘请他兼职教授，我陪他在校园转转。得知他的经历后，对陈教授更是景仰。更大牌的Leon O. Chua教授也到会，他女儿就是一度有大名的“虎妈”蔡美儿(Amy Chua)。 Chua教授在大热天特别是空调没有或很弱的大巴车上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领略他职业风范同时很担心他会中暑。会上还认识了汪小帆，他与陈教授合作的混沌化的工作非常有趣。后来我们又在“高一班”短暂同学，没想到他当了上海大学的副校长。那个Workshop非常紧凑，最后的宴会在东方明珠的旋转餐厅。可惜我无福消受，餐后腹泻严重而且发烧。
10月底，与参与基金面上项目的Jean再次见面。她到上海，似乎住在交大徐汇校区。我过去看她。她邀请我翌年去UT工作半年，我很高兴地感谢。谈了报酬等细节，她有着西方人的对金钱的郑重其事，可以说是种老板的美德。我只是想有更好的研究条件和发展机会，不介意直接的经济回报，也可以说是种员工的美德。她表示理解这种国情特色，也有同行愿意很低报酬去工作，但她觉得有违公平。
10月底11月初到湖州，参加全国第五届分析力学学术会议。该系列会议一直由梅凤翔先生召集，虽然每届都有具体承办。第五届由湖州师院的葛伟宽教授负责。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该系列会议，似乎意味着我在分析力学研究行当落伍(以没有在主要力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为标志)近十年后的“弯道超车”。会议安排我主持首场报告会，尝试解决报告超时、讨论过于激烈、提问冷场等问题。作大会报告“分析力学与非线性动力学”，但事先没有准备好，临场发挥，勉强完成。算在读博士生的傅景礼、薛纭和戈新生与我一起去参加会议。傅景礼和薛纭本来就是分析力学队伍里的人。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巢湖师院的张宏彬副教授，他跟我表示读博士的愿望，我表示欢迎。他在翌年入学。
择校
这一年女儿读小学五年级。上海的中小学体系，六年制小学的最后一年在初中读。初中名义上是三年，实际上读四年书，包括小学六年级。据说是为了中小学更好衔接。小学升初中是就近入校，但有批民办初中，可以用考试方式招生。初中的好学校多是民办。入学竞争很激烈，估计平均十个取不了一个。这批民办初中都是重点高中的教学资源，所谓“名校办民校”。因此，上海最好的初中都是民办，所谓“初中不读民办，大学就要读民办”。意思是初中不好，考不上好高中，也考不上好大学。为了保证生源质量与民办初中竞争，有些公立初中办“特色班”，例如所在的闸北区的市北中学的初中就有奥数班，也有自己的民办中学称为当代中学。教委不允许笔试，只能在“面谈”的名目下笔试。
公立学校中最好的可能要算上外附中，好处是多数可以直升很不错的高中部，虽然未必有所谓“四大名校”好。当时我们交择校费到中山北路一小，校长就说到过考上外附中的选项，但他说一般要请老师有针对性地辅导。觉得确实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女儿在升初中时优势较大。如果读上外附中，不参加中考，等于固化了这种优势。
在升初中时，女儿英语比较强，已经有了相当于初中毕业的“上海市中小学学业考试二级(合格)证书”和“上海市通用外语水平考试一级证书”，强调英语应用能力的“剑桥少儿英语”二级和三级证书，以及“上海市通用外语水平考试少儿英语口语证书”。初中生可以考的英语证书，她基本上都有了(《女儿中小学时的英语证书》)。语文也不错，得过“上海市小学生“走进新世纪”征文活动一等奖”，还有前一年的“唐诗宋词知识竞答优胜奖”(《女儿中小学时的校外获奖证书》)。
择校本质上是一系列考试。出师不利，没有考取上外附中。四月中下旬报了名，是否能以及何时参加考试我们并不知道。五一我到太原开会，妻子和女儿到朱泾看我父母。考试通知挂号信寄来，没有收到。四日晚回家，不知道考试。直到五日八点学校打电话让去考试，她们两人还在床上，空腹赶去。在考试前匆匆填了表格，各种证书和荣誉都没有写。女儿随后参加了语文、数学和外语各六分钟口试。仓促应试，铩羽而归。
随后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决定报考民办兰生-复旦中学。该校是上海最好的四所高中之一的复旦附中所办，在全市范围内也是最好的初中，至少是之一。一届两百人，女儿报考时已经有一千三百多人报名，报名还没有结束。五月中旬陪女儿去考试。入学考试是40分钟数学笔试和20分钟英语笔试含听力。虽然数学不算女儿的强项，但我觉得考数学和英语成绩比较客观可信。语文很重要，但语文考试不是很有效的甄别工具。女儿发挥良好顺利过关。五月下旬校长找她去面谈。学费每年九千，对我们不算贵。主要问题是离家比较远，走读辛苦，好在家门旁过条马路有部公交车，直接到校门旁。那部车似乎是866路，女儿离开兰生多年后，见到866还是很激动，似乎拔脚要去赶车，初中时建立的条件反射。
同时投考了当代中学(区里最好高中市北中学所办)和风范中学(本区市重点风华中学所办)。妻子陪去的，似乎都考取了。风华中学的校长住在我们家楼下，需要可以帮些忙，因此作为保底。校长虽然答应帮忙，可能多少还是有些为难。女儿通过考试后，到她办公室去看看她。她也是如释重负。我们放弃风范去了兰生，她也表示理解。还有些更差些的学校通知女儿去考试，我们没有去。下面两张是有女儿的照片。
兰生-复旦抓得很紧。录取后马上就进行摸底考试。布置了有特色的作业，数学是十张卷子，语文是阅读《水浒传》《西游记》《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并写周记。还开了两周的奥数班，第一周我陪女儿去，第二周她自己去。经过培训，参赛获得“上海市青少年“奥数金钥匙”竞赛小学组三等奖” (《女儿中小学时的校外获奖证书》)。8月有军训。后面有老师家访。开学先进行“行为规范”训练。在八月下旬高温下走队列，有学生晕倒。最后一天演讲比赛，女儿的演讲是New School, New Life. 按照现在我喜欢的套路，标题应该是Better Schooling, Better Life。
初中择校低开高走，还算有个happy end。可惜，中考和高考都没有这样考取最好学校的运气，或者是不再有这种实力。这也是较弱形式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家事
年初母亲背脊两处骨折，可怕的是没有任何明显外因。1999年底，当时我们还在博士后公寓著，母亲发现乳腺有肿块，来沪要在仁济医院手术切除。医生看过后，难以判断良性恶性。除了打开后切片做病理外，手术前进行同位素拍照。拍片结果很让我震惊，显示骨上有癌转移迹象。医生很负责任，跟我进行了非常直率的讨论。他说原发病灶不清楚，现在的医疗水平，如果一定要查，能查出来，但未必能治疗。我征求些长辈的意见后，决定放弃进一步检查。先进行手术，幸运的是，不过肿块病理分析是良性。这次母亲骨折，我就想到同位素拍片的结果。但没有我想得那么严重。已经20多年过去，母亲还健在。当时如果彻查，然后治疗，大概率活不到现在。“反者道之动”，治病是为了生存或高质量生存，但有时候生存或高质量生存更需要不治，“无为无不为”。
7月初，岳父母来沪，住在我们家。同来还有妻姐带着她儿子和侄子。下旬返程。因为房子小，住着很拥挤。我们从主卧迁徙到书房。书房里的折叠沙发拉开，是张床。那张床的宽度介于单人床和双人床之间。与老人同住，当然可以说是天伦之乐。但由于长期形成的思考方式、行为模式、生活习惯的不同，需要年轻一代费力调整，而老一代究竟增加多少快乐就不得而知了。我与女儿就注意保持距离，互相不干扰。女儿要租房到外面住，我也很支持。主观感觉，女儿与我的关系比我与父母的关系要密切。
8月中旬到苏州，在曹观法家小住数日。
当时住的房子是自己买的，就是还没有享受到学校的房贴。当时有房贴的条件是购买学校所提供的房源。学校的房源不太理想，价格比市场价也没有多少优惠。特别是开始供教授的三室户，房型很差，地点也不佳。后来又有批房源，地点还是不佳，但稍方便些。有80平左右的两室户，南北通透，小高层的三楼。我觉得还不错，就决定购买。学校提供15万贷款，自己付了10万。另有13万房贴分十年发，第一年四千，每年递增两千，到第十年两万二。如果中间调离，房贴自然停了。服务超过五年，贷款免息。每月扣除部分工资冲抵贷款，分前三年中间三年和后四年三段。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最后四年，还贷的钱比每月工资还高。针对我表示的担忧，师资科的邢守信科长说，到时候你的工资会比现在高许多。那套两室户是付款就可以交房现房。毛坯房，没有精力打理，每月600元租给了在旁边灯具城开店的小老板。我们从房客升级为房东。顺便一提，当时房市处于低谷，为了刺激购房，有蓝印户口，这个我们没有享受到。但是两套房子都享受到了退税。下面是年初在住处拍的照片。
阅读
这一年生活总体上繁忙而平静，乱七八糟的书读了一些。
先说本我非常有共鸣的小册子《为精英辩护》。该书不顾所谓Political Correctness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倡导精英主义。就是认为“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出色，即更聪明、更勤奋、更博学、更难以取代。一些思想比其他思想更深刻；一些价值观念比其他价值观念更有生命力，一些艺术作品比其他艺术作品更具有普遍价值，一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灿烂，因而更值得学习……”。我觉得从事研究的人容易成为精英主义的拥趸。一个职业研究者无疑会清楚有些同行就是更强，至少是在些特定的方面。我完全赞成作者所主张，尊重权威、崇尚成就(尤其是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崇敬遗产(特别是历史、哲学和文化)、服膺理性、捍卫标准。
或许与买房等经济活动多少有些关系，经济学相关的书读得比较多。这也是认识到，缺乏经济学的视角，对社会的认识也会片面。仔细读了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与其妻子合作)，虽然其核心不外乎是“没有免费午餐”，但Friedman的思想还是对我有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后来我知道他活到94岁以及与他妻子持续一生的快乐婚姻后甚感欣慰。译著还有《我们身边的经济学》(译自North和Miller《公共问题经济学》)。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经济角度解读历史，非常有洞察力。读些经济学家的随笔。张五常系列随笔《学术上的老人与海》《凭阑集》《随意集》，其中有篇“屡败屡战易，大胜从容难”颇受启发。樊纲的《经济人生》刨析“读书自娱”的偏好也颇有见地，虽然有些更纯粹的文人会觉得是诛心之论。汪丁丁《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最打动我的就是标题，虽然我知道那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定义。复旦经济学教授张军的随笔《走进经济学》，文笔见识都一般。重读张维平和伍晓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但已经感受不到十多年前初读时的启发和震撼。还读了晋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评传”系列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评传》(易宪容)、《货币经济学的旗手：弗里德曼评传》(胡雪峰)和《新经济学领域的拓疆者：贝克尔评传》(陈光金等)，当时就没有留下太深印象。
读些科学社会学的书，《科学与社会秩序》《科学界的社会运行》《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理工科背景的人容易领会这种实证性的研究。也有更广义的学术社会学，《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还有些社会学政治学的书。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刘军宁《保守主义》、李强《自由主义》和Dahrendorf《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
美国社会的分析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题目。翻阅了林达(其实是对夫妻的笔名)近距离看美国的三本书，《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
重读些经典著作。反复读了《老子》，还重读了《庄子》《猜测与反驳》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特别喜欢读Karl Popper的书，清晰又不失之肤浅，反映了作者出色的物理学背景。后来我读些生物学和经济学的书，感觉波普的社会见解在深刻性方面比起Friedrich A. von Hayek，还是稍有逊色。顺便一提，两位都活过了92岁。
读了几本长篇小说。重读了钱锺书《围城》，认识和反思学院生活。重读王安忆《69届初中生》，感受平凡生活的丰富之处。读王安忆《长恨歌》，回顾上海陈年旧事和过眼繁华。
有些书不属于上面的分类，与旅行有关。去太原时在书店买了R. Westfall的《牛顿传》，这是相对较新的传记，英文版在1993年出版。或许以后值得专门说说。在朱泾探望我父母时，在书店买了何清琏《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这不是我喜欢的书，但我觉得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在无聊的时候。
2001年总体上波澜不惊，不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在生活上。我一向认为，人与人之间固然有差别甚至很大差别，但不同资质和地位的人，都可以过种正直且快乐的生活。有本事的人凭本事，如那些取得持久成功的人；没有本事的可以练本事，如众多莘莘学子及不断继续教育的人；练不出本事的，不怨天，不尤人，有种平和的心态。我自己的生活，就是上述信念的支撑，包括甚至尤其是2001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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